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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

时间:2019-08-19 10:07:40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出了卓越的第一位的贡献。但是,长期以来,历史的阴霾掩盖了陈独秀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丰功伟绩,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史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打破禁区,深入研究,对陈独秀在建党时期的历史功绩才逐步有了较为公正的评价。

  陈独秀领导的五四运动为中共的创建开辟了道路

  鸦片战争之后,黑暗专制的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是军阀混战,社会动乱,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中华民族仍然陷于苦难的深渊之中。

  1917年初,刚刚被民国政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力聘《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陈独秀把《新青年》带到北京,进一步扩大了影响。《新青年》以崭新的战斗姿态向封建专制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无情的批判,为各种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亲自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园散发他亲笔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被便衣密探逮捕。社会各界纷纷组织营救,要求当局对陈独秀“立予释放”。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中说:“陈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9月16日,在社会各界的全力营救下,陈独秀获释。李大钊在《欢迎独秀出狱》中写道:“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奋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中共的创建做好了思想和干部的准备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觉醒和思想上的解放。十月革命之后,他又将《新青年》转变为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为中共的创建做好了思想和干部的准备。

  《新青年》的新思想哺育了大批进步的知识青年,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北大中文系学生杨振声说:“《新青年》象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读者顾克刚给陈独秀来信称“今春一读大作,如当头一棒喝,恍然大悟青年之价值”,“连续购读,如病者之吸收新鲜空气,必将浊气吐出”;罗亦农受《新青年》的影响,17岁时,“一个人跑到了上海去找陈独秀”;1917年,正在陆军预备学校学习的叶挺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吾辈青年,坐沉沉黑暗中,一纸无良,不绝如缕……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甚盼甚盼”;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时在日记中写道:“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太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朱德在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谈及他读《新青年》后的感受时说:“恰如一个人遇到一次终身难遇,可能改变他全部生涯的机会。”1927年2月,瞿秋白在其文集《自序》中说:“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一九二三年回国之后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

  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更大。早在1917年9月,毛泽东在与蔡和森等人的一次夜谈中就高度评价陈独秀:“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毛泽东在回忆自己的思想转变时曾讲到,“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是极其深刻”。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的谈话中,多次称“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陈独秀开天辟地在上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1919年1月19日,陈独秀在《除三害》一文的末尾写道:“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良心的无政见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第19页)五四运动后,他义无反顾,决心进行创建革命政党的实践。

  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到上海。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京的途中,两人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即源于此。

  陈独秀到上海后,首先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深入到工人群众中调查研究,发表《劳动者底觉悟》演说,号召工人群众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他编辑出版了《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4月中旬,陈独秀联合中华工业协会等7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他在筹备会上发表了《劳工要旨》的演讲,并被推选为筹备会顾问。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上海5000多名工人于5月1日举行集会,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

  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维经斯基一行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他们又前往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的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起草了党的纲领。

  7月19日,陈独秀等人再次召集筹备会,提出“现在最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第2集,第156页,)

  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并推举陈独秀为书记。9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公开理论刊物。11月7日,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公开打出了“共产党”旗号。同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党组织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

  12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过书记的职务。据李达回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后,“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党的早期组织首先在上海创立,接着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建立党的组织。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张申府、施存统等人分别在法国、日本、香港等地组建了共产党组织。

  以陈独秀为核心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铺平了道路,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证。

   陈独秀当选为党中央首任总书记是众望所归

  长期以来,党史界和社会上曾流行过一种说法:即由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代的声名,以及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使他得以成为党的第一任总书记。 还有人说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成了“中国的孟什维克”云云。

  这种贬损陈独秀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陈独秀虽然未能出席党的一大,但是仍被大会选举为中央局书记,这绝不是偶然的。除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崇高声望和巨大影响之外,由于他在北京大学任过文科学长,他创办了《新青年》,推进思想解放、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培养干部,他亲自参与了党的创建,所以,在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中绝大多数都是陈独秀的学生或追随者,不少人都是他介绍入党或由他批准入党的;全国各省党组织和旅欧支部、留日支部、香港支部几乎都是陈独秀直接指导下或经他批准成立的。在当时,没有任何人的贡献和威望能够超过他。

  1921年7月,中共一大时,党员大多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当时,张国焘24岁,周佛海24岁,毛泽东28岁,俞秀松22岁,施存统21岁,陈公博29岁,刘仁静仅19岁。年龄大些的李达、李汉俊也只31岁,陈望道30岁。而陈独秀当时已42岁,不仅年龄比其他同志大,而且多次东渡日本,办过报纸、刊物,当过大学学长,组织过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受过拘捕监禁,同反动当局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与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接触较多,熟悉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全过程,当时的党内,陈独秀的学识、阅历、声望、经验和贡献是首屈一指的。

  关于陈独秀在创建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就说:“党一层,陈仲甫(陈独秀)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页)在谈到党的创建时,毛泽东没有提其他任何人,只说陈独秀(仲甫)“在进行组织”,突出了陈独秀对建党独特的贡献。毛泽东还多次谈到陈独秀“创造了党”,“由他集合起来,才成立了党”,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谈到陈独秀时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人准备了干部。”毛泽东把陈独秀称为 “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说陈独秀“创造了党”,其余则是他“周围的人”,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袖们都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可见当时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地位之重、声望之高和贡献之大。陈独秀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的重要贡献和当时的影响力是无人可以比拟的。

  1995年,肖克将军提出:“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但陈独秀应属首位。”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对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做了比较客观和公允的评述,在“党的早期组织”部分开宗明义地写道:“最早在中国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所以,中共一大选举未出席会议的陈独秀为党中央书记,可以说非陈独秀莫属,不是什么“错误的选择”,而是众望所归,是全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唯一正确的选择。至于后来的事情,则应另当别论。

  陈独秀就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

  党的“一大”闭幕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中共中央局派包惠僧到广州去接陈独秀回中央局主持工作。8月17日,陈独秀向陈炯明发出电报,提出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陈炯明不同意陈独秀辞职,在9月13日的《广东群报》上》公开发表了《省长挽留陈独秀之坚决》,又给陈独秀发去一封挽留电报:“教育委员会陈委员长鉴:筱电悉,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亊,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会扫除之。炯明。敬。”(《陈炯明集》下卷,第675页)同一天,陈炯明还在陈独秀的辞呈上批示:“该委员长真固有为,夙深倚重,所请辞职,应无庸议。”(《陈炯明集》下卷,第676页)由于陈炯明一再挽留,陈独秀只好以治病为由于9月中旬回到上海履行中共中央局书记职务。

  从1921年9月至1927年7月,陈独秀在“一大”后正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6年间,出生入死为党工作,先后于1921年10月4日、1922年8月9日不足一年的时间内两次被捕,经多方营救才获释放。专程赶到上海参与营救他的李大钊在陈家见到陈独秀时笑着说:“你是真的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了。”

  当然,陈独秀不是完人,他的缺点和他的优点一样突出和明显。他脾气暴躁,性情倔强,我行我素,细行不检,喜怒皆形于色,毁誉全然不计。但是,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从来不搞阴谋诡计。1980年3月,邓小平曾评价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计的”。李维汉也称陈独秀是“少有的不搞阴谋诡计的人”。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从来没有以组织的名义制造一起罗织罪状诬陷同志的冤假错案。这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中都是极为少见的。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响应北伐军攻打上海,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在上海领导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都在军阀孙传芳、张宗昌的镇压下失败了。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又发动了上海80万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在陈独秀为首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血战28个小时,终于在22日晚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并建立了上海市民政府。

  陈独秀在任期间,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五大”时,党员队伍迅速从“一大”时的50几个人发展至57900多人,6年间猛增1000倍!在白色恐怖和腥风血雨中,党如此迅猛的发展壮大凝聚着陈独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巨大贡献。

  党的队伍发展壮大,随之滋生的消极腐败现象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警醒。1926年8月4日,党中央发布了《坚决清理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共最早的反腐败文件。《通告》指出:“在这个革命潮流仍然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到革命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仅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而且会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作斗争,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期)

  为了防止党的腐化,党中央认为仅发一纸通告是不够的,必须成立一个专门的监督机构。于是,在陈独秀主持的“五大”上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创设党内监督机构,具有重要、深远的历史意义。

  毋庸讳言,陈独秀在任总书记期间大革命的失败,他负有重要的责任。但是,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他的错误是从属性的错误,共产国际应负第一位的责任。

  人所共知,从党的 “二大”开始,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共产国际不仅对中共遥控指挥,而且派出代表到中国来,“耳提面命,具体指挥,一切决策源于莫斯科”(《读书文摘》2004年第4期,《陈独秀的几封告别信》)。据前苏联解体后解密档案披露,“ 1923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这些决定绝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在中国执行,然后把严重的后果强加给中共中央。只有一小部分再由共产国际做成决议、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监督下,命令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贯彻执行。”(人民网,2011年7月5日)中共党内事无巨细都由共产国际即联共决定,陈独秀提出不同意见不仅没有用,反而成为罪过。“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拿陈独秀当替罪羊”(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12月11日)。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回忆录中也说“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当然要马上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制造一件中共省委反对中央总书记的事实,好审判陈独秀这个替罪羊了。”

  2013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中说:“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毛泽东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明确了陈独秀在中共创建中居于首位的历史功绩,并坚信“历史不会忘记” !

来源:蚌埠地方志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