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合肥时的李广涛
○接管合肥时李广涛所佩的胸章
○毛主席为李广涛题字“前进”
○李广涛使用过的水笔
珍贵的毛泽东手稿“前进”复制件、“合肥城防司令部政委”胸章、使用过的水笔……这是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馆征集到的有关百岁革命老人李广涛的一些物品。而这些文物，仿佛静静诉说着这位有着八十多年革命历程老人的几段不平凡经历。
在延安获得毛主席题字
1914年，李广涛出生于合肥的一个小职员家庭。虽然家境不是很好，但李广涛比较勤奋努力，于是在1928年夏考进了设在安庆的安徽省立第一职业学校。此时，革命的种子正在中华大地萌芽。李广涛虽年龄较小，但通过阅读进步刊物，他思想逐渐成熟，追求进步，时刻心系国家和民族兴亡。
机会往往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37年9月，在上海的李广涛经人介绍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培训。从抵达到离开，李广涛虽然只在延安度过了三个月的短暂时间，但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通过所见所闻和学习，使他对革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延安的生活虽艰苦，但在当时我也不觉得苦，相反，觉得自己无论在政治生活还是在精神上都特别充实、特别幸福，整个人都充溢着昂扬向上的朝气。在延安，我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游击战争的报告、周恩来副主席的重要讲话等，思想上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发。”在2013年所著的《百年自述》一书中，李广涛这样回忆当年在延安的情形。
在《百年自述》一书中，李广涛更是说到了在延安的一件对他一生都有影响的事。“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和几个同学想请中央领导同志题个字，于是一起来到毛主席住的窑洞里。向主席说明来意后我递上笔记本，毛主席微笑着给我们题字。其中给我题的是‘前进毛泽东’。我当时如获至宝。这个笔记本我珍藏了约四十年，上世纪70年代时我上交给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制作了一个复制件给我收藏。”
应该说，正是毛主席所题的“前进”两字，给了李广涛无穷的力量，更鞭策着他在以后的革命道路一直“前进”。
在抗日战争时期，李广涛积极投身抗战烽火，领导恢复发展党的地下组织，英勇顽强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先后领导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壮大地方武装、巩固拓展抗日民主根据地，组织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拔据点及搜集情报、秘密策反等工作，与日伪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在苏皖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撤离、留守力量极其薄弱、敌人重兵清剿的恶劣环境下，李广涛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浴血奋战，多次克敌制胜，取得战斗胜利。
为国家寻找保护“国宝”
1948年底，随着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发，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在1949年1月21日合肥解放前夕，李广涛奉命由淮阴赶赴安徽接管合肥。李广涛回到合肥后，出任合肥市军管会秘书长兼城防司令部政委；稍后中共合肥市委成立，李广涛任市委副书记兼秘书长；1949年5月，接任合肥市委书记。
合肥虽然和平解放了，但是一切都百废待兴。作为“当家人”的李广涛为家乡建设可谓殚精竭虑。据史料记载，他不仅组织民工支前，支持大军渡江；还组织救灾，安定人民生活，稳定市场；甚至通过当年苏北的战友帮忙，从南京中山陵无偿地得到几千棵两年生的松树和法国梧桐，绿化了合肥街道。
而在这些紧张的工作中，有件事让李广涛感到非常欣慰，意义也非常重大，那就是寻找国宝“虢季子白盘”的下落。
我们知道，“虢季子白盘”是晚清淮军著名将领刘铭传无意中获得的一件商周时期十分贵重的文物。刘铭传深知文物的价值，很怕再流落民间，于是运回肥西老家“刘老圩”建“盘亭”加以珍藏。在以后的岁月里，刘家后代视如珍宝。在这期间，有人想盗，有人想买，美国商人出高价，日军谋划抢劫。刘家后人为了这稀世之宝，把“盘子”深埋，放出风说已运走，然后举家避走他乡。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认为国宝应该好好保藏，因而中央打电话给李广涛，要求密切关注此物，一有消息立即报告中央。
李广涛接受任务后，立即布置起来。经过他的多方努力，在一位民主人士的交谈和另一位文物专家的劝说下，刘铭传的后人最终同意把“盘子”捐赠给国家。“虢季子白盘”捐出后，有个细节特别令人感动：为了这件国宝的安全，李广涛把它放在自己的办公室，与它“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了20多天。
叁
发展合肥城市建设
传奇的故事组成传奇的人生。李广涛一直在“前进”。
合肥解放之初，李广涛清楚首要任务是抓经济建设。于是他带领同事们先后接管了汽车站、邮局、电信局、电话局、学校等资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国营机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发展合肥的工业，李广涛还多次前往上海，动员了56家企业内迁合肥。
据史料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的合肥，绝大多数工业门类是空白。李广涛动员上海部分企业内迁到合肥，利用上海的人才、技术、设备和资金，很快建起了一大批工厂，并迅速产生了效益。而且从现在来看，当时的这种做法意义非常重大，不仅对推动合肥工业的起步和发展起了引领和带动作用，而且是合肥今天实行的“工业立市”发展战略的实施基础。
解放之初，李广涛考虑到合肥的建设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干部，于是成立了“合肥市干部学校”，自己兼任学校校长。录取了三四百名青年人，这批学员毕业后，一部分跟随部队南下，还有一部分则到皖北行署和合肥市工作。
在培养人才和加强教育方面，安徽医学院迁肥也是李广涛的一大“力作”。1951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决定将东南医学院从怀远迁到省会合肥。这年秋天，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和李广涛等人亲自来到合肥德胜门外选址，最终在东南岗(即现址)圈地500亩兴建校舍。李广涛带领一班人来到省政府划出的土地上，勘探地形、打桩拉线，并亲自请专家设计图纸，与施工单位接洽，和工人们交谈。他急师生所急，想师生所想，几乎整天都泡在了工地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安徽医学院的4座教学楼、一幢行政楼和部分教师宿舍拔地而起。1952年10月，安徽医学院的全体师生员工正式开始在崭新的校园里工作、学习和生活。
在规划校园的同时，李广涛还积极争取大批高级知识分子来校“落户”。从内迁怀远一直到搬至合肥，学校面临一个重大难题：很多基础课与临床课都无教师上课，更谈不上有学科带头人，解决师资是学校的头等大事。据李广涛在书中回忆，他一直奔波于上海、北京、合肥之间，在当时华东局、中央卫生部的鼎力帮助下，邀请了耿兆麟、刘春生两人成为学校外科方面的骨干；《组织胚胎学》课程请来了第一军医大学的王凤振教授；《生理》课请来了圣约翰的张鸿德教授(一级教授)；《肺科学》请来了我国著名的肺科专家吴绍青教授；还从上海请来了陈卓人教授、陈祖厘、欧克任、姜顺林等一批老校友……一时间，学校人才济济，他们为安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是李广涛在其《百年自述》一书所说的一句话。而纵观104岁的李广涛老人革命一生，我们可以给这种“精神”做个注解，那就是：遭际不幸，自该持勇思变；崇尚真理，便应执着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