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文(1896—1992)，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游击队，1931年编入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任战士。他因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而担任红军担架队班长。参加了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保卫的多次战斗。

　　1932年红军撤离大别山时，他随部队路过家门口时，也没有回家看望才生过双胞胎的爱人，甚至不顾七八岁儿子的哭诉和劝留，硬着心肠随部队离开大别山，一路抬着担架，在冲向川陕途中，曾累得大口吐血；在汉中附近他被敌人飞机炸成重伤，双耳震聋，被分配到炊事班去烧饭。

　　1935年8月，李开文随部队进入草地。长征途中，最难保管的是火种。草地上的天，说变就变，一天数变。一会儿大雨滂沱，一会儿冰雹如注，一会儿又是漫天飞雪了。

　　没有经验的炊事员，对火种或火柴保护不好，就生不着火。李开文过草地时，十分注重火种的保管。他用油纸包着火柴盒，放在胸口前；要是下雨了，就把油纸包放到胳肢窝下护着，不让雨水淋着。光有火柴也生不着火，有了干柴干草才能引着火。他就把能引火的湿漉漉的柴草，塞进自己的衣服里，他用自己的体温把那些湿柴草焐干，赶到宿营时，好马上把军灶烧着。有了火，战士们的生活就有了保障。他再苦再累，身上铁锅不让别人背，他在饭锅里装一小捆干柴。小学课本里就有李开文过草地用胸膛暖干柴生火为首长做饭的动人故事。

　　他所在的团，乃至他所在的师，每天他的军灶总是第一个在草地上升起炊烟。于是他的军灶成为全团乃至全师炊事班的火种。李开文的名字，也就跟着他的火种，在红四方面军到处传颂！

　　从1936年下半年一直到国共合作期间，几千名青年学生来到延安学习，其中混杂进来一些汉奸、特务，直接来到毛主席和中央首长身边，对毛主席的人身安全有了严重的威胁。当时的八路军大部分上了前线，延安留下的部队很少。党中央看到这种情况后，召开会议，在部队中抽调一些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回到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他被抽调送到延安，分到陕北公学当炊事员。几个月后，又调到中央组织部当炊事员，并担任炊事班班长、特灶班班长，给周恩来、徐特立、李富春、陈云、蔡畅、林伯渠、任弼时、张琴秋等首长做饭。1938年至1940年中央食堂合并前，他一直在首长身边当特别炊事班的班长，天天同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生活在一起。听说毛泽东喜欢吃湖南红烧肉，他特意从其他炊事班的师傅那里学习红烧肉的做法，结果毛泽东也就喜欢吃李开文做的红烧肉。1938年，经陈云、李富春、蔡畅介绍，李开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随党中央转移到五台山和石家庄。1949年，党中央进驻北平城，他跟随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一同进入北平城，一直在北平中央机关文化学校学习。1949年7月，李开文从干部学校毕业了，部长李维汉要安排他到天津当糖厂副厂长，他自己要求回到大别山。李开文的组织关系从华东军区，转到了安徽，安徽有关部门把他介绍到六安地委组织部。地委领导安排他回金寨县去当副县长，李开文主动向县委要了一个“响山寺粮站站长”的头衔。

　　响山寺粮站是一个中心粮站，下面还管着古碑、双河、南溪和帽顶山四个粮库，方圆上百里的地盘。为管理好这些粮库，通往这些粮库的山间小道，每一块石头都差不多被他踩过。

　　他一点也不像一个站长。踏着积雪走进那些粮库时，他的脚步很轻，直到守库的年轻人觉出冰冷的屋子里有了暖气，才吃惊地发现李开文已经把炭火盆烧着了，并且，已经把他们的裤子架在火盆上烤热了。见他们醒来了，他慈祥地唤道：“小同志，棉裤暖和了，起来吧，快到上班时间了。”

　　他更像粮站的一个长工。别人不愿钻进去的黑漆漆的仓板底下，他钻进去了，把所有的鼠洞一个一个堵起来；别人不愿爬上的高高的屋顶，他爬上去了，将黄鼠狼开的“天窗”一块一块补好。别人想不到的一些小事，他也会当成大事来办，比如，让运粮进仓的每一个职工，下班时必须将鞋子脱下来，把钻进鞋子里的粮粒儿倒出来。谁也想不到，仅这一桩不起眼的小事，一年下来，就“节约”了上千斤的粮食。

　　粮库最大的消耗品就是扫帚，为了减少开支，他扛扁担，带上弯刀，自己上山砍原材料做。没出几天，响山寺粮站的大院里便冒出了一座芭茅花的小山，站长室变成了扫帚加工厂。大家觉得难以理解。响山寺粮站又不是没有钱，为啥还要这样抠门儿，这样的累自己？他说：“啥都用钱买，还要手干什么呢？”毛主席早说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记住这句话。他从来都是穿自己编织的草鞋，吃自己种的蔬菜，用自己编扎的扫帚扫地，用自己磨出的弯刀砍柴……

　　1956年年底，全国各条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人物云集京城，李开文当选上全国粮食系统的劳动模范，并登上大会的主席台。主席台上的周总理一眼认出了李开文。会议期间，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一听延安时期的劳动英雄，现在又成全国劳模，并来到北京，非常高兴，亲自请他到家里吃饭。

　　12月的北京，冰天雪地，出现在毛主席面前的李开文还是老样子：一身单薄的黑色小棉袄，一双破旧得已经能看得见脚趾头的黑布鞋。毛泽东看他穿得太少，送给他一件皮大衣和一双红头皮鞋。

　　1958年，62岁的李开文办了离休手续。县里考虑他不用再到粮站上班，就动员他搬到县城去，住进“红村”。“红村”是国家专门为老红军建造的，环境幽雅，出行方便，周围的生活设施比较齐全。

　　出乎人们的意料，李开文竟不愿意进城。县领导一次次上门，说你李老年纪也大了，住在偏僻的山沟里，想买一样东西也很困难，别说生病住院了，您还是搬到县里去吧。那里有医院，有商店，有学校，出门几分钟就可以到，大人孩子都方便，而且户口也都迁过去。但李开文就是不依。他说：“你们就不要劝了，我这个人不习惯住城里，如果想住在城里，当年就不回来了，就留在天津或是北京了。我喜欢乡下，喜欢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的空气。再说，我也闲不住，这里有许多我可以干的事。你们要我住进城里去，闷也会把我闷死。”无奈，县里只好重新研究，在响山寺粮站后山上建了三间平房，占地100平方米，砖木结构带阁楼，跟当地的民房没有区别。

　　李开文离休后，过着平静的生活。一生淡泊名利，生活简朴，性格乐观坚强，晚年清静孤寂。更难得的是：李开文对自己、对子女要求很严格，他没有利用自己的关系，为家人谋利益。他几个儿子、孙子、重孙子亲属30多人，除一人按政策在乡粮站工作外，其余都在乡下务农。李开文老人经常对后辈们说：“你们要安心农村，把老区建设好，让党中央放心！”

　　1992年，李开文病逝于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