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丽　摄

皖西省委,在周围群众中都知道叫省动委会。机关设立之后,有以国民党政府“官员”身份骑马、坐轿的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我党工作人员,有未公开身份着便服的我地下工作人员、联络员,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李丰平同志经常为了通盘考虑省委工作,听取各地请示汇报,传达上级指示,布置工作任务,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吴皓除协助李丰平研究处理省委工作外,还经常深入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组织中去检查、了解工作情况,有时直接到群众中去。他衣着简朴,平易近人。他是本地人,深知当地风俗民情,以丰富的群众语言,讲解团结战斗、抗日救国等革命道理,很受群众欢迎。直到现在,有些老乡亲对吴引兵(吴皓原名)同志,都还有深刻的印象和敬佩的心情。

还有一位中等身材,留着短发、穿着学生时装的女同志文芸,在群众中也很有名。因为在当时,能够见到一位女教师、女职员式的女同志,是很稀奇的,所以,很快就在四乡八村传开了。她虽是异乡人,却和当地妇女姐妹们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共同的语言。她经常到农村穷家小户,从帮助做“家务”起,逐步建立感情,讲解妇女翻身求解放和抗日救亡的道理,进而发展抗敌妇女协会组织。有时她还以动委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到各群团组织、学校去教唱进步歌曲,帮助演“文明戏”、出墙报等。她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鼓动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抗日救国。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健全了各种组织,各方面工作在群众中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取得霍邱中心县委、霍邱县委一致意见后,省委给中原局发请示电,准备在全县范围内举行武装暴动。电报发出后,很快得到以郑(位三)名义的复电批准,同时还指示:“如果队伍拉起来了,可在霍邱、固始交界处活动”等。接到指示后,立即进行准备。担任霍邱县长的谢骙同志,已掌握了县常备队的领导权。他们的暴动方案是:先把县里的武装集中起来,召开干部会议,准备4月1日正式暴动。由谢骙出面公开宣布,并成立暴动政权,不干的就缴他们的枪。对区、乡武装,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分别就地解决。已经拉好“箭在弦,刀出鞘”的架势,只要一声令下,立即可以举行全县规模的大暴动。

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得知此事,即以“胡服”名义电令“立即停止暴动”。这是为了缓和同李品仙的关系,采取与顽军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皖东、皖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刚建立,尚未巩固,我党同国民党桂系的统战关系尚末完全破裂,如果采取暴动,给了敌人攻击我党的借口,更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根据地将有可能同时遭到日、伪、顽三面的夹击,于扩大巩固根据地极为不利。并且霍邱又远离院东、皖北根据地,接应部队不易伸进,暴动后的武装也不易拉出去。

少奇同志从全局出发,高瞻远瞩,这样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个别地方操之过急,已抢先行动:县里通往省政府(立煌)的电话线已被剪断,长集、众兴集等地已缴了3个乡公所的枪,党的组织和行动计划已经暴露。国民党内部已指名通缉谢骙、许午炎、李任之、王光宇等同志。于是只好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撤退、转移工作。

撤退、转移也是一件极其艰巨、复杂的工作。如果全体同志集体转移,目标大,会引起敌人的注意,走不出去；个别分散地转移,后撤的同志,可能会遇到危险。经过省委、中心县委、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的周密分析,最后决定:一路去皖东抗日根据地,一路去皖北新四军六支队,一路去舒无游击纵队。人员采取分期分批,先走有名望的、身份公开的、影响大的同志,后走身份未公开,不易被敌人发现或影响较小的同志。对于电台,原来准备装到棺材里,抬出敌占区。经过分析认为:霍邱距我根据地较远,抬着棺材行动很慢,而且沿途敌岗哨多,容易看出破绽。因此,决定就地掩埋起来。

根据上述决定,于1940年4月下旬开始,首先谢骙同志换上便衣,从县内的乌龙庙经固始安全到达了豫皖苏区新四军六支队所在地涡阳兴集。接着李丰平、吴皓等都分别化装到了四支队。文芸是女同志,行动不便,暂时隐藏在吴皓的堂兄和姐姐家,后来局势安定,才安全转移到根据地。在转移过程中,因王光宇同志的家在安徽、河南交界的霍邱李集,比较偏僻,就以这里为联络点,把有伤、病的同志都暂时转移在这里养伤。李任之同志病好后,于5月底也到了六支队。周瑞锦(王光)同志,自始至终为转移的同志写组织介绍信,待同志们都安全转移后,他最后于6月份到达了定远。

刘锐锋本人,由于有家庭、财产,无法转移,只得在当地暂时隐蔽起来。后来,国民党六安行政督察专员林中奇“清剿”异党,逮去了刘锐锋的父亲刘仲武,经过托人作保而安全释放回乡。因迫于形势,刘锐锋化名刘耀南,到位于立煌县的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谋事”去了。尽管他后来干了伪职,还是把电台安全地保护下来,到1949年当地解放,他就将这部完整的电台交给了洪集乡人民政府逐级上交了。他对革命事业有一定的贡献,所以当地政府和群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没有给他按照地主看待。

皖西省委在霍邱,时间虽然是短暂的,但对领导当时霍邱地区乃至皖西地区的革命工作,尤其是坚决执行上级的正确决定,给下级组织起了模范带头和影响作用。在组织撤退和转移时,由于正确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的形势,作出了果断的措施,使我党的主要工作人员安全转移,电台也没有受到损失。1947年秋天,随刘邓大军南下的干部大队来到这里,又以这一带地区为中心,建立游击根据地。1949年,这里和全国一样获得了彻底解放。(下)

来源:学习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