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喜欢同年轻人打交道，做朋友。金寨青年罗炤备受胡耀邦的关心和爱护。
罗炤，安徽金寨人，1943年11月出生，1962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与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是同班同学。
刚进入这所全国闻名的高等学府时，罗炤心中充满兴奋之情，立志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然而，过了几个月，他却大失所望，感到教材枯燥乏味，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框子，教师谨言慎行，难有个性，从课堂上学不到多少新鲜的知识和治学的本领。半年过去后，他越来越苦恼。
1963年3月，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罗炤精神上受到极大的震动。对照雷锋的事迹，他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太渺小了，需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树立起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罗炤认定，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否则一事无成。自己在北京大学继续学下去是浪费青春，应该到农村去半工半读，这才算是革命化的正确道路。这一想法虽然后来看上去有些幼稚，带有极“左”的成分，但确实是真实的。
在同学当中，罗炤与胡德平很谈得来。1963年5月，罗炤对胡德平说，想给胡耀邦写封信，谈谈离开北大、下乡半工半读的想法。胡德平非常高兴，告诉罗炤，他也早有这样的打算。于是，罗炤就给胡耀邦写了一封长信。过了几天，胡德平告诉罗炤，说父亲看了他的信，很高兴，但对他们的幼稚也感到担心，父亲表示要慎重考虑之后再给予回答。
后来，罗炤他们要下乡半工半读的事在全年级传开了，有十几个同学纷纷表示要和他们一起走“革命化的道路”。年级党支部立即将此事汇报给了系领导，系领导一面向校党委汇报，一面在同学们中间做工作。渐渐地，学校对他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有人说他们是“反党小集团”。为此事，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还专门去找了胡耀邦一次。
1963年10月，胡耀邦找罗炤、胡德平和另外两位同学谈了一个晚上，批评他们的主观主义，特别以“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告诫他们不要头脑发热。胡耀邦说：“我要给你们泼一瓢凉水！”要求罗炤他们安心在学校学习。几个年轻人不服气，认为胡耀邦不了解北大的实际情况，就引经据典，和胡耀邦辩论，想证明自己的行动完全符合革命导师的教导。这次谈话，谁也没有说服谁，和胡耀邦的第一次见面“火药味”挺浓。
5年后，正值“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由于北大的派性斗争，胡德平被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牛棚”，罗炤常去胡家报告情况。9月的一天，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黑龙江工作的罗炤即将离京，他又来到胡家，一进门就看到房间里站着一个头戴旧帽子、身穿工作服的人，和扫大街的清洁工人一模一样。罗炤开始没认出来那就是胡耀邦。当时，胡耀邦刚从西山的团中央林场回来。
胡耀邦见到罗炤，便关切地问起他和北大的情况。即将踏上工作岗位的罗炤心里有点茫然，不知前程如何，而且“文化大革命”在心中留下的迷惘，更让罗炤苦闷、彷徨。见胡耀邦询问，罗炤便无所顾忌地倾诉起来。
面对向自己敞开心扉一吐苦闷的年轻人，胡耀邦痛痛快快地和罗炤畅谈起来。他从当红小鬼开始，讲到长征的九死一生，特别是到延安以后怎样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成长，也谈到自己挨整被批的往事。他很诚恳地说：“我从24岁起，屁股后面就跟着挎盒子枪的，几十年了，整一整有好处。脱离群众很危险呀！不过，扣我‘反对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人家不信，只好随他们去了。”他越讲越激动，完全忘记了他当时的处境和身份，对罗炤畅谈起理想、事业，谈他的人生追求，两眼放射着光芒，个人的命运、家庭的状况，都置之度外了。罗炤被他的谈话深深地感染了，没有想到这个身处逆境的人，竟然还会这样忠贞、坚定、乐观。与胡耀邦的这次见面，让罗炤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胡耀邦对于理想、事业的执著，和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都深深地铭刻进罗炤的记忆之中。此后的7年，罗炤在黑龙江的林海雪原中历尽艰苦与磨难，走过了人生最痛苦的一个阶段，但他没有沉沦，一直在挣扎着前行。胡耀邦的这次谈话以及后来与他的交往和讨论，成为罗炤的重要精神支柱。
1969年3月，罗炤从黑龙江回京探亲。当时党的九大刚开过不久，胡耀邦作为八届中央委员参加了九大，但没有被选为新的中央委员。罗炤前去看望时，胡耀邦对他说，九大之前和会议中间，有人找他谈话，让他写一个“深刻的”检查，说他是红小鬼出身，没有什么大问题，仍然可以当中央委员。可是，他没有写那样的检查。他对罗炤说：“禄这个东西要看透。如果为了禄出卖灵魂，活着有什么意思。长征的时候死了多少人？那时候哪里会想到能有后来的禄？我还能劳动，自己能养活自己。没有了禄，对孩子们有好处，得自己努力，不能靠天恩祖德过日子。靠天恩祖德，就没有出息了！”
罗炤很快知道了，九大之后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一再逼迫胡耀邦做检查，他一直顶着，没有写。因为他知道那些人的真正目的是要他检举、揭发邓小平。从1950年开始，无论是在四川还是到北京，胡耀邦一直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那些人认为胡耀邦掌握有很多邓小平的材料，就是不肯与邓小平划清界限。
1969年10月，胡耀邦和团中央的同志们一起，被下放到河南潢川县的黄湖农场“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10月因患急性肝炎回京治疗。1971年初，罗炤从黑龙江回京探亲时，常去胡耀邦那里聊天。胡耀邦给罗炤讲述干校生活，话语中充满了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的自豪和快乐，没有丝毫的愁苦。交谈中，胡耀邦还拿出一份干校劳动心得体会给罗炤看，其中详细描写了与青年同志一起拉架子车往返100多公里运输物资的情景，以及他的兴奋、不服老、与青年人同甘共苦的火热心情，这些给罗炤留下的印象最深。
在聊天中，胡耀邦告诉罗炤，他在九大前后拒不做检查的事还没有完，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仍在逼他写出检查，态度十分恶劣，但他仍然没有写。他已经下定决心，靠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度过晚年。但是，罗炤看得出来，政治压力让胡耀邦很苦闷，这与他谈起干校艰苦劳动生活时的开朗欢快形成鲜明的对照。罗炤很为他担忧。
过了几天，罗炤又去探望胡耀邦。胡耀邦拿出一份检查稿给罗炤看。这份检查中什么具体材料也没有。二三千字的检查，空空洞洞，只是一个政治表态而已。胡耀邦对他说：“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过关，我只能写这些了，具体的事我确实一件也不知道，总不能捏造吧？”
检查交上去了，当然是不能让上边满意。军代表仍然坚持要把他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终因缺乏证据而未能得逞。不过在以后的6年中，除了1975年的短暂日子，胡耀邦一直被当作异己分子而“靠边站”，没有任何工作的机会。他感到矛盾、痛苦，精神上备受煎熬。每次罗炤去见他，他常常是长久地沉默不语，罗炤也只能陪他坐着，什么话也说不出，什么也不能问。
从1971年开始，罗炤在黑龙江的山沟里从事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研究。1976年11月，已调回家乡安徽金寨的罗炤写出第一篇学术论文《初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寄给胡耀邦请求批评指正。12月8日，胡耀邦给罗炤写了一封9页纸的长信，在赞扬鼓励他的同时，又非常谦和地指出论文的不足：
小罗：
你的大作和两封信都收到了。收到你的第一封信时，德平正准备第二天出差去山西，我要他先写几句话给你，并告你我将给你写封较长的信，他大概写了吧。
你知道我是不大愿意同人通讯的，对你却是一个例外，我知道你也是不轻易写信的人，要写，总有点值得看看的东西，你那种顽强追求真理的治学精神，那种独立地用新鲜活泼的语言表达自己思想的风格，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初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我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粗略地翻了一遍。我深信你是花了苦工夫的。但是你能体谅我，我不仅对自己祖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英雄没有研究过，就是对生长(在)自己家乡的这位赫赫人物也不甚了了。因此，即使再仔细看多少遍，还是提不出甚么切中要害的意见来。我只能答应你一条，就是德平回来后，我一定要他亲自去找几位有权威的而又认真负责的同志(其实真正有权威的也一定是认真负责的)看看，然后再商讨怎么处理告你。因为在你面前可以无话不谈，我想先把自己这样一个很粗浅的想法告诉你。
现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务是批判“四人帮”。这是一场关系我国革命前途的伟大斗争。要知道，把这一小撮丧尽人心的坏蛋拉下马来，打翻在地，这是一举成功的事情，但要从各个方面把这帮蛀虫们多年来一系列的反革命言行揭深揭透，批深批透，从而把我国革命引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还须作极其艰巨的努力。你的这个作品，同这个任务联系得不密切。这是否合乎“时宜”这是一。
第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即使充满着唯心主义的糟粕，但这个人毕竟是我国十九世纪末思想界的一个先驱，他在反封建专制斗争中那种一往直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了后来革命者的斗志。你的作品对他这个方面肯定得不够，这会使连中国近代史都不太清楚的现代青年可能产生错觉，无形中会使一些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去看待古人。这是否合乎“人宜”？
从上面这个理由出发，我非常希望你抓住这两三年的宝贵时间，集中精力参加批判“四人帮”的战斗，你的历史知识是比较多的，我希望你能特别在这个方面下功夫，作贡献。十多年来，“四人帮”在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拿史学领域来说，前几年，在所谓儒法斗争问题上，他们……的大量言论，真是达到了胡说八道的高峰。又如，多年来，他们……所写的一些历史人物的论文和出版的小册子(主要是上海出版社)对武则天、吕后等人的介绍，对秦皇朝、太平天国失败的评论，其荒诞无稽，大概也是前无古人的。这些东西，有些有心人可能还没有充分注意到，有些人则可能还有些顾虑，不敢放开写，而像我这样的人，又只能望洋兴叹，这就更希望像你这样的人勇敢地拿起笔来。
谈到勇气，我还想在这里多啰嗦几句。多年来，“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筑起的两道堤坝——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坝，已经被我国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冲决了……他们的残渣余孽，或者他们的幽灵还能重新筑起这两道堤坝吗？当然，小小的障碍物总是难免还会有的。但是，由几亿人民已经掀起的历史巨浪，小小的障碍物怎么能够阻挡它的奔腾前进呢！一个经受了种种磨炼的几亿人口的国家的意气风发的政治局面，已经确实无疑地呈现在你们这一代青年的面前。你们这一代应该在这个大好时光里，信心百倍地有所作为。
还有，对这帮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批判(这帮罪犯曾经有意地混淆了反革命与路线的界限、政治路线与思想路线的界限、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界限、修正主义路线与修正主义倾向的界限，为他们大批整人作藉口不能没有一点嘲笑、一点讽刺。这就要求宣传时还要有点匕首式的小品文。鲁迅先生说得好，他说把良家女子说成是婊子是骂，说娼妓是娼妓就不是骂(未查原文，是大意)。自然，骂也需要技巧，做到他老人家所要求的那样：“嘻怒笑骂皆成文章”，你是有这方面的才智的，也希望你在这方面显显身手。
至于写出来的东西，在你和周围的同志真正感到满意之后，就可以直寄《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或《解放军报》，或《红旗》。经过改组后的领导班子，我相信他们有眼力不会放过好作品。自然，为着告诉我们一下你的战果，也欢迎你随时抄寄一份给我们欣赏欣赏。
我在靠边的又一年里，非常懊悔的一件大事是：没有好好读点马列，而是翻阅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以此来排遣心中的愤懑和忧虑。现在，虽然在加紧翻阅马恩四卷、列宁四卷、斯大林两卷、主席四卷和鲁迅的一些论文，但还得同时检阅坏蛋们那一大堆臭东西，真是临阵磨枪，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外，关于批判“四人帮”问题，我还同德平谈了不少的看法和想法，因为写得太长了，就不愿再写了。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要德平选择他认为对你有点帮助的东西告诉你。
祝
近好！
依然未倒的笨伯伯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八日
在信中，胡耀邦着重讲述了批判“四人帮”的重要性，并且特别“谈到勇气”，他还热情地鼓励一代青年：“你们这一代应该在这个大好时光里，信心百倍地有所作为。”
在胡耀邦的关心教导下，罗炤成长很快、进步很大。1981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他一直在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1986年被人事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9年7月16日，罗炤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精神导师胡耀邦伯伯》的纪念文章。在文中，罗炤深情地回顾了与胡伯伯的亲密交往过程，畅谈了从胡伯伯身上受到的深刻教育和切身体会……感恩之情、怀念之情，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