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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酒文化诗与远方写华章

时间:2020-08-07 15: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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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阜阳酒文化历史久远,底蕴深厚,是阜阳地方特色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淮河流域文化、中华文化孕育的产物。历史上,阜阳各地盛产美酒,知名酒楼众多,招徕八方宾客;阜阳名泉遍布各地,为酿造美酒佳酿提供了优质水源。一千多年来,文豪名人与阜阳酒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留下众多歌颂阜阳美酒和风土人情的诗文佳作;阜阳民间酒文化异彩纷呈,丰富了阜阳人的精神生活。今天,阜阳是安徽产酒大市,阜阳酒业在安徽酒业中占据重要席位,为发展一方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助力作用。阜阳酒文化走过怎样的发展历程,有哪些流传千年与酒有关的诗文佳作?本报就此约请原县级阜阳市地志办主任刘奕云、阜阳市城郊中学一级教师明智撰文,谈谈他们的研究成果。

  颍州酒器何其多

  1989年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徽工作队,对当时阜阳地区蒙城县尉迟寺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出土的1万多件器物中,陶器比石器多,陶器中又以酒器和饮食器居多。该遗址是原始社会中晚期古村落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在淮北地区的蒙城类型,距今4500多年。众多酒器的出土,足以证明阜阳地区人工酿酒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仰韶文化时期或者更早,到了四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阜阳地区酿酒业已推广到社会基层普通村庄。尉迟寺遗址发现的陶质酒器,是现在能见到的阜阳历史遗存的最早酒器。

  夏商周时代,陶器仍在制造,但青铜器成为后起之秀。从阜阳考古发掘情况看,商代遗存的青铜酒器明显比周代多。1944年,在阜南县朱寨镇常白庄小润河岸边出土了1个铜方鼎,12个铜鬲。1957年6月,这里又出土了一批3000多年前的商代酒器龙虎尊、饕餮尊以及觚、爵、斝等,尊、觚、爵、斝各2件,共8件,均为国家一级文物。安徽省博物馆研究员李国梁认为,龙虎尊“铸造技术实属罕见,在殷墟范围内目前尚未发现,阜南的尊有此高超技术,堪称独创。”

  1971年冬,颍上县赵集淮河堤边出土了商代酒器爵3件和觚1件。1972年春,颍上县王岗郑小庄商代墓中出土一批铜器,其中有酒器爵两件,觯1件。1982年5月,颍上县王岗郑家湾出土商代青铜酒器爵两件,尊1件,提梁卣1件。1983年,颍上县半岗区王拐村出土2件商代中晚期青铜酒器:觚、爵,进一步证实了颍上县沿淮一带存有商代遗址和墓葬区。1977年7月,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了大批木胎漆酒器,其铭文有“汝阴侯”铭文的漆耳杯占半数以上。到隋唐时期,阜阳形成两大陶制酒器产地:一是蒙城狼山窑银灰陶,二是界首芦窑、朱窑等窑。

  据文献记载,阜阳的酒楼最早出现在明代,并代代传承下来。在原阜阳地委街口,有座山西人张某开设的“岳阳楼”酒楼。清代阜阳著名的酒楼有醉仙居、四喜楼、宴乐园等。民国年间,城内较大的菜馆有四牌楼、得月楼、太平春、洞天春、会芳园、国民饭店、小有天等多家知名酒楼。

  名泉酿名酒自古乐逍遥

  欧阳修任颍州行政长官时,发现颍州“水味甘于大明井”,大明井是扬州名井。清初苏州名士计东到颍州实地考察,取白蟹泉水煮茶,邀友品尝后说,扬州大明井的水不如它,并著《白蟹泉记》。阜阳地区之所以产名酒,名酒品牌之所以那么多,均与名泉关系密切。

  亳州古井酒厂有一口北魏时期的古井,井水甘甜清冽。千百年来,古井贡酒驰誉中外。阜南县焦陂镇有一口古井叫九龙泉,泉水富含多种有益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表面张力大,水高出杯口数毫米不外溢。曾任颍州知州的欧阳修、苏轼多次到焦陂品尝过,并写下赞美诗句。此外,曾经闻名全国的文王贡酒、沙河酒、太和殿酒、管子酒、庄子酒、文州酒、高炉双轮池酒等,都离不开阜阳大地的甘泉。欧阳修在《思颍诗后序》中说,颍州“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阜阳的甘泉,是文化的甘泉,也是美酒的甘泉。

  阜阳地区生产配制酒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汉时期。据传,神医华佗当年创制的麻沸散就是以酒调配的。五代时期,陈抟在亳州酿制出洺流酒,多被中医作为药用。清乾隆以后,亳州城区酿造作坊多达百家,酿造的配制酒有竹叶青、佛手露、玫瑰露、白玫瑰、五加皮、老虎油等。20世纪末,阜阳配制酒种类逐渐增多,曾经一度较为著名的有涡阳高炉酒厂生产的海马回春酒。

  魏文帝曹丕说,“……葡萄……酿以为酒,甘于曲蘖,善酿易醒。”曹丕所说的“甘于曲蘖”,是指用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无曲发酵法酿造的葡萄酒,因为葡萄酒在酿造过程中可以直接发酵成酒,比中原地区用传统曲蘖法酿造的酒要甘甜。戴孚,谯郡(今亳州)人,唐肃宗年间进士,在他所著的《广异记》中有一篇《汝阴人》,描述了宴席中使用葡萄酒的情景。由此可见,阜阳人最迟在唐代已经开始饮葡萄酒了,但不是阜阳酿造的,而是从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运来的。到了宋、元、明三代,饮用葡萄酒逐渐流行。新中国成立后,界首从保加利亚引进葡萄品种建葡萄种植场,1963年决定建一座年产1000吨原干酒的葡萄酒厂,1967年开始生产葡萄酒。

  今天的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阜阳县酒厂,始建于1949年7月。金种子酿酒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与中原文明、黄淮文明一脉相承,底蕴深厚,金种子明代古窖池被列入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司产品“金种子”“醉三秋”两个商标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文豪知颍 对酒当歌赋诗词

  一千多年来,历代文豪名人与阜阳酒文化结下不解之缘。阜阳文人(含客籍)的酒诗酒事史不绝书,他们在饮酒时多选择良时、胜地、佳友、韵事,追求高雅意境,领略酒中真趣,体验人生况味,同时提高了自身生活品位,获得了惬意的精神享受。他们在饮酒中留下的诗文佳作在时光流转中熠熠生辉。

  一曲新词酒一杯

  东汉末年,曹操与荀彧书云:“汝、颍固多奇士。”欧阳修诗赞:“颍虽陋邦文士众。”涡河流域是道家文化发源地,亳州是三朝古都,历代英杰辈出。阜阳大地,美酒飘香,令古今无数名人贤达、英雄豪杰为之摧眉折腰。

  东汉建安年间,曹操把家乡谯县(今亳州)所酿的“九酝春酒”献给汉献帝,并在《上九酝春酒请奏》中说明该酒的制法。这是古井贡酒的前身。

  相传,西晋时期的杜康是阜阳市颍东区口孜镇人,善于造酒。当时“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慕名而来,喝了杜康造的酒,把控不住,连喝三大碗,竟烂醉如泥,一醉三秋。因贪饮杜康造的酒,最后终老于该地。至今,口孜镇还保留有刘伶墓。曾任颍州知州的晏殊在《浣溪沙》词中说:“一曲新词酒一杯”,他将一杯酒与一曲词相提并论,表明了酒与词的共生关系,词离不开酒,酒可以化为词。

  欧公留恋颍州情

  宋皇祐元年(1049年),欧阳修由扬州移知颍州。在他上百篇“颍州诗词”中,有关饮酒或写酒的诗词占半数以上。可以说,欧公的诗词散发着颍州酒气。在与前任颍州知州孙延仲交接公务时,欧阳修还关心着酒库:“北库酒醪君旧物,西湖烟水我如家。”北库即官库,是官办的酿酒机构。酒醪,泛指酒。这两句诗的意思是,颍州官库里的酒是你的爱物,我则把西湖当作自己的家。他到西湖竹间亭独饮:“而翁乃何为?独醉还自醒。”他在聚星堂会饮:“美人清歌娥眉扬,一爵浓烈回春阳。”欧阳修知颍期间,经常从颍州西湖坐船,沿清河到焦陂观景、品酒,还与祖籍焦陂的焦千之秀才结下深厚友谊。他赞美焦陂“酒美宾佳足自负,饮酣气横尤骄矜。”焦陂的风光、鲜鱼、美酒,都给欧阳修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深刻印象。

  宋熙宁四年(1071年),欧阳修知蔡州,这是他仕途的最后一任。他身在蔡州,心在颍州,尤其是焦陂。他在《忆焦陂》一诗中写道:“焦陂荷花照水光,未到十里闻花香。焦陂八月新酒熟,秋水鱼肥脍如玉。清河两岸柳鸣蝉,直到焦陂不下船。笑向渔翁酒家保,金龟可解不须钱。明日君恩许归去,白头酣饮太平年。”欧阳修在焦陂要解金龟换酒的事,不仅表现出他爱好饮酒的醉翁风度,也使焦陂酒的声誉传扬于后世。欧阳修晚年改号六一居士,源于他认识到酒与文化不可分离。只有当酒与琴、棋、诗、书、金石文字结合在一起,才能解除他平生劳形劳心之累。六一堂,是酒与文化共同构建而成的,《六一诗话》等书是酒文化的结晶,六一居士是阜阳酒文化的先师之一,为阜阳酒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苏轼颍州写酒诗

  苏轼任颍州知州时曾把美酒比喻成玉膏,曾在颍州写诗云:“岂之入骨爱诗酒”。可见爱酒入骨。苏轼到任没几天,发现公库竟然空了,他这个知州也难免挨饿。挨饿事小,没有酒喝更难受,以至于夜里做梦都在喝酒。醒后写诗说:“梦饮本来空,真饱竟亦虚。”苏轼好饮酒,但酒量不大。有时只是象征性饮一点,有时只是举起空杯作饮酒状:“但得杯中趣,空杯亦常持。”

  一次,苏轼率领颍州吏民在西湖岸边张龙公行祠祷雨。当晚他没有回家,带着颍州签书赵景贶、州学教授陈师道,到欧阳家喝酒,结果喝得忘了回家,留宿在欧阳叔弼新建的“息斋”里。第二天早上下了一场雪。苏轼酒醒之后,写下诗篇《与赵、陈同过欧阳叔弼新治小斋,戏作》,其中两句说:“一醉忘其家,此身自籧篨。”醉后醒来,才发现睡在粗竹席上。

  苏轼是劝酒高手。他写的《叔弼云:履常不饮,故不作诗。劝履常饮》云:“我本畏酒人,临觞未尝诉。平生坐诗穷,得句忍不吐?吐酒茹好诗,肠胃生滓污。用此较得丧,天岂不足付……”意思是说,我本来是怕喝酒的人,一端起酒杯从来不说自己怕喝酒。我是因为写诗而遭受祸害的,但得到一句好诗怎能忍住不吐出来?相反,如果把酒吐掉,把诗句闷在肚里,肠胃肯定会憋出毛病来。比较一下得失,不喝酒岂不是辜负了这一天赐良物?像我们这类的人,若无诗酒这两件东西,还能与谁相伴度日呢……

  其实,苏轼是被排挤出京城,到地方任职的。先生个人的不幸,却成了颍州的大幸,诗坛的大幸,知颍时期也是苏轼诗歌创作的丰收期。他在《次韵赵景贶督两欧阳诗,破陈酒戒》一诗中鼓励陈履常饮酒,还写有《景贶、履常屡有诗,督叔弼、季默唱和,已许诺矣,复以此句挑之》,劝欧阳棐、欧阳辩饮酒:“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筑诗坛按酒兵。袖手莫轻真将种,致师须得老门生。明朝郑伯降谁受,昨夜条侯壁已惊。从此醉翁天下乐,还应一举百觞倾。”意思是说,欧阳家诗文在京师首屈一指,又高筑诗坛安排酒兵。别轻看两位公子袖手不言,他们是真正的将种。向诗酒挑战,还需得我这位醉翁的学生。明天看谁像春秋时郑伯那样献上降书,昨夜攻势使汉代名将周亚夫也要震惊。从此天下人都与醉翁一样快乐,要饮酒就应该一次百盅。这首酒诗充满豪气,它不仅是颍州酒文化的代表作,也是酒“武化”的精品。把饮酒作诗形象地比拟为攻坚破垒,尽管诗坛高筑,壁垒坚固,怎经得酒阵兵强,百觞齐攻?

  苏轼喜欢以文会友,赵令畤(即赵景贶)请他题写东斋榜铭,苏轼说,我给你题字可以,你得送我一壶酒作润笔费,而且还得是安定郡王新酿的“洞庭春色酒”。苏轼有诗专记此事:“欲求东斋铭,要饮西湖雪。”苏轼饮安定郡王家酿的黄柑酒后,写了一首《洞庭春色》诗并引。至此,苏轼仍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洞庭春色赋》并序,赋中形容洞庭春色酒液如“吹洞庭之白浪,涨北渚之苍湾。”北渚,是颍州西湖北部淤出的一片沙洲。继而写饮酒时的状况:“我洗盏而起尝,散腰足之痹顽,尽三江于一吸,吞鱼龙之神奸。”神奸,指能害人的鬼神怪异之物。在苏轼看来,饮酒后可以舒筋活血,治腰酸腿疼的痹症。饮酒时,也可以把那些害人的鬼怪一口吞掉,使其不能再危害世人。

  欧阳修知颍时曾在聚星堂燕集赋诗。为缅怀恩师,再续颍州文坛盛事,元祐六年十一月初,苏轼效仿40多年前老师所为,与宾客、同僚会饮聚星堂,要求大家积极参与写“禁体物语诗”。酒兴助诗兴、促灵感,大家各逞其才,后来把这些诗作编成《汝阴唱和集》,足以媲美欧阳修与众文士当年创作的《聚星堂诗集》。

  苏轼一生写了十多篇酒文,其中写于颍州的两篇,一篇是《洞庭春色赋》,另一篇是《酒隐赋》。可以说,苏轼的每一篇酒文,都是酒文化的精品,十多篇酒文,构成宋代酒文化的缩微景观,其中颍州酒文占两篇,可见他对颍州的偏爱,同时也为颍州酒文化作出了贡献,奠定了颍州酒文化在全国的地位。

  阜阳名士酒与诗

  明代的颍州文人学士很讲究饮酒之道。张光祖在诗中说:“黄花随处好,幽赏肯相违?地僻秋怀淡,风高酒力微。”王道增有诗云:“十里西湖折简来,探奇载酒共徘徊。”张鹤鸣写诗曰:“少长偕游清兴长,良宵载酒水云乡。”张大同在诗中说:“橡林共饮拼沉醉,月落高城未拟回。”张思浚诗曰:“曾为寻芳策马游,花间唤酒听箜篌。”

  清代颍州人刘体仁(1624年—1684年),与王士祯、施闰章等人,被称为清初江南七才子。一次,刘体仁约汪琬饮酒,醉后画了一幅饮酒图,汪琬写了一首《公勇先生招集河亭》诗,赞美刘体仁的绘画艺术水平高:“主人大是丹青手,乞取旗亭堵酒图。”

  清代颍州人刘奇藩诗云:“花簇河干晴日丽,烟含堤畔晓风斜。高天景色心偏旷,雅会追随酒自奢。”

  邢屿(1797—?)号颍谷,字鸣玉,颍州人,清嘉庆年间书画家。同治六年(1867年)九月九日,他写下《谐友登高七律二首》,为我们展现了150多年前阜阳人重阳节登高、饮酒的风俗。原序文如下(诗略):竹溪与余同年友也。丁卯岁九月九日登高东郊,初步分金台,东望沙河,画舫纷来,风帆满目;次登文峰塔,四顾云际,鸿叶齐飞,水天一色;后次岳阳楼,杯盘交错,一醉言欢,万虑皆空。此日之光景堪恋,而过后更可思也。故赋七律二首以志之。

  尹士芳(1870年—1935年),阜阳人,清末拔贡,诗书画三绝。他爱与卖水的、卖菜的等挑夫小贩交往,经常和他们打纸牌、喝酒。他有一幅自撰的《座右铭》,其中有两句是:“愿只愿茅屋不漏,布衣常穿,樽不乏酒,厨不断烟。”他把喝酒看得很重要,或许酒激活了他的创作细胞,提高了艺术水平。

  《阜阳桑榆书画选》中有一篇陈安然创作,阜阳著名书法家庄传林1999年初夏书写的《阜阳名酒歌》:“北有古井南焦陂,东有陈酿西沙河。亳州名产古井贡,香飘四海天下晓。老聃家乡老子酒,文王贡酒沈子国。庄子故里庄子酒,甘罗洒酒祭管鲍。阜阳特产金种子,太液秘酿太和殿。文州新制银杏酒,治病强身人爱喝。曹操进酒汉献帝,华佗以酒配灵药。颍州太守欧阳修,饮酒赋诗赞焦陂。刘伶访客留陵镇,开怀畅饮醉三秋。阜阳酿酒历史久,国优部优和省优。劝君莫把时机错,阜阳酒乡走一遭。”   


来源:阜阳日报  作者:刘奕云 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