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厂时同事们在厂区合影
水泥厂制成排二班1971年国庆合影
知青宣传队队员们几十年后再相聚
知青宣传队队员们几十年后再相聚
“从1971年7月6日到1977年7月16日，我在安庆地区红旗水泥厂工作了六年加十天。相对于我的人生历程来说，这段时间不算长，但却让我终生难忘，以至于总能时时想起，且许多往事历历在目。”今年68岁的郭贤芬老人说。
一
1971年7月6日的清晨。我和一群人在合肥长江路上的淮上酒家门口等车。这当中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年龄也相差不少，有30岁左右的，也有十五六岁。但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都急切地盼望着汽车早点到。原来，我们是肥西县部分下放知青和回乡青年等，被招工到省公路工程处安庆地区红旗水泥厂工作。今天是去报到的。
上午11点半左右，我们就来到了位于安庆集贤关山脚下的安庆地区红旗水泥厂。汽车开进厂里后，直接到达了食堂门前。这时只听领导说：“都别急着下行李，先到食堂吃饭。”一听到这句话，我们非常感动，感觉工厂和农村就是不一样。
按照厂里的安排，我们这些新工人经过半个月学习就要下到车间。当时厂里的车间是按照部队形式设置的，有烘干破碎排、烧成排、制成排、预制排、后勤排等。我分配在制成排二班。
所谓制成车间，主要就是仅靠一台直径0.9米×1.8米的球磨机，加上钢球、钢段后24小时不停地转动来制造水泥生料和熟料。而这活既脏又累，非常辛苦。
首先是制作生料。在化验师的指导下，按一定比例，先要抬、称上大量的石灰石，加上煤炭、黄土、铁粉、萤石等，堆放到一起后，几个人同时用铁锹翻拌两遍。先是每班要完成十吨任务，后来逐渐增加到十五吨。这份工作是最苦最累的，每两三吨配称、翻拌一次，每次下来，累得大汗淋漓，喘不过气来，最后个个都躺在石灰石原料堆上。这个滋味也只有亲身经历才知道。
料子拌好后，紧接着就是给球磨机喂料了，那时没有机械喂料盘，仅靠手工一刻不停地喂料，加上球磨机的巨大噪声，个把小时人就疲倦不堪了，大致每个小时我们轮换一次。同时，球磨机的出口在不停地流出生料粉，大约40分钟就装满一袋。200斤一袋靠两个人抬上来，装上手推车再运送到水泥生料库。
这就是水泥生料生产的制作过程，既要求严格，又充满艰辛。而熟料的生产，只是料的品种和配比不一样，生产流程、严谨和辛苦的程度都是一样的。
因此，虽然我们上班戴着帽子、口罩、围巾，常常是全身几乎只露出一双眼睛，但每天下班后，鼻孔和眉毛上都是水泥灰，一出车间拍打全身也是灰。天天要洗澡、洗头、洗衣服。床单也是一星期要洗一次。那时眼睛被水泥灰迷了是常事，我们女生前额的头发常常被水泥烧枯黄。
不过，就是再辛苦再劳累，每次我们制成二班下班都有自己的风格，那就是在交接班过后，简单整理一下，全班人排好队，打起精神，唱着歌曲，一路轻快地走向宿舍。厂里人见到后无不赞赏。那时，我们制成二班可不一般。不论男女，干起活来个个生龙活虎，脏活累活抢着干。因此我们制成二班几乎每个月都全面完成生产任务，多次受到表扬和奖励。高兴之余，我记得1971年国庆节，制成二班全体同事特意留影《今朝盛开友谊花》，留下了宝贵而美好的记忆。
虽然我后来调到了厂医务室工作，但这段经历还是给了我许多锻炼。正因为经过了这些锻炼，我们有不少同事后来在各自单位也都成了领导骨干。
那时我们每个月工资加上夜班费，总共有二十二元左右，应该说每个月的钱也够用了，记得一年的国庆前夕，我们一帮女同事叫王翠珍大姐从上海给每人买回了一件西洋红衬衣。当我们这群年轻姑娘一起穿出去时，那在厂里可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前文说过，安庆地区红旗水泥厂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集贤关山脚下。因此，我们休息日时常去周边游玩。我记得那满山遍野的映山红真漂亮，还有野板栗，同事们会采摘回来晒后用脚踩开，里面即是毛栗。而山脚下，从石门湖里捕捞的鱼虾也很便宜，刚捕上来的大湖虾三斤才要一块钱。于是我们就买回来自己用煤油炉烧。但我们都不敢下湖，听说湖里有钉螺，会染上血吸虫病。
因为大部分是下放知青，所以我们同去的女同事一般都能干，比如，刘仁文做的鞋子很漂亮，薛华做衣服的技术没得讲，蔡大同的绣花手艺很高……在她们的带动和影响下，我虽然学会了做衣服和绣花，但做鞋子最终没学会。她们也很会生活，比如自己腌咸菜，每个人都有小菜坛子。我也学着她们，花九毛钱买了一个腌菜坛。几十年过去了，这个腌菜坛一直留在身边用到现在。
通过这些女同事，我还第一次认识并吃了木耳。那时厂里开炉点窑要用木柴，厂里买了很多杂树段堆在我们宿舍院子，几场大雨后有同事发现树段上长木耳了，于是她们就采下来食用。就是从那时我才知道什么叫木耳，以前没见过也没吃过。当然，男同事们也很了不起。同事会到周围的田里逮黄鳝、捉鳖，来改善生活，同事当中的胡昌伦就是高手，他常常用大榨菜坛装黄鳝，我们猛地一看很吓人；也有人会到山上打野兔子来改善生活；同事李茂生更厉害，会下套子逮黄鼠狼，然后扒皮卖……前年我重回故里时，这些往事都历历在目。当然现在的山上已不给采石了，保护起来并建了纪念馆。
我记得我们刚进厂时有两个严格的规定，其中之一就是严格禁止男女职工之间谈恋爱，否则挨批评。但是一年后，情况似乎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因为我们是新建的单位，招来的大都是知青，中间有年龄不小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何况是天天在一起的同事呢。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爱好，日久生情，渐渐地两人就走到一起了。当然，这些人成了家后都是非常稳定和幸福的。最后甚至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当初严令不准谈恋爱的领导有的竟当起了“红娘”。
对我们国家来说，1976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而在这一年，我也经历了人生的两件大事：结婚和生子。特别是1976年下半年，虽然我那时已有七八个月身孕了，但每天都还在忙来忙去。就连当时的周宗武厂长也过意不去，说：“等你忙完这段时间后，我多放你一个月产假。”1976年10月22日，我的大女儿出生了。
三个月产假很快即到，12月20日上午，我接到厂里发来的“速回”电报，当天下午，我就冒着大雪把女儿送到农村婆婆家寄养，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单位。在回单位路上，我非常想念女儿，加上奶水渗透了棉衣干了又湿结成硬块，心里特难受。根据途中的心情，我当即给女儿起好了名字：王念。
一到单位门口，我下车就直奔医务所。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新来的两位同事：朱医生和汤医生。朱医生非常客气，汤医生很漂亮精干。虽然后来由于调动，我们在一起只同事半年多，但两位医生一点不保留地教我医学知识，让我学到了很多，比如我就在汤医生那学会了接生技术。
盼星星盼月亮。1977年7月初，安庆地区劳动局终于下发了我的回肥调令到厂里。但好事多磨，厂里的胡先汉书记一开始不放我走，朱医生也说：“小郭啊，我们在一起工作很好嘛，别走了。”其实，我在厂里工作了几年，也很有感情，更舍不得我的医务工作。但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我不能不回到合肥。终于，在调令被压了半个月后的7月16日，书记同意放我走。我记得那一天我依依不舍地离开安庆地区红旗水泥厂。
掐指一算，我在安庆地区红旗水泥厂工作了六年加十天。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非常感谢厂里的各位领导、同事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就是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能时时想起他们，现在我们也经常在一起相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抬过200多斤重的石头，我当过车间倒班工人、做过外调协助工作、做过医务所工作。但无论在哪个岗位，我都能做到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工作。我庆幸我能为安徽甚至全国的公路建设提供优质水泥，作出了贡献。虽然再苦再累，但我们不后悔，因为我知道这是一段难得的人生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