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对颍州亲如故乡，其治颍之功、爱颍之情、颂颍之作、居颍之事流芳百世、沉淀千年，对颍州地区的社会发展和酒文化繁荣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引领推动作用。

　　欧阳修于北宋皇祐元年（1049）二月出任颍州知州，次年

　　七月离任，居颍约一年五个月；熙宁四年（1071）七月退休居颍州，熙宁五年闰七月薨，居颍约一年一个月。欧阳修一生曾经八次到颍州，虽然在颍时间不算太长，但其饮酒、聚会、交游、作诗、赏花、弹琴、对弈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内容丰富，影响深远，书写了颍州千年酒文化的传奇。

　　欧阳修钟爱颍州丰饶的物产和风土人情。据南宋胡柯《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载：欧阳修到颍州上任之初，乐颍州民物水土，“乐西湖之胜，将卜居焉。”欧阳

　　修于治平四年(1067年)的《思颍诗后序》亦云：“皇祐元年春，予自广陵得请来颍，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于时慨然已有终焉之意也。”

　　欧阳修盛赞颍州西湖。皇祐元年（1049年），欧阳修在《与韩忠献王稚圭书》中赞道：“汝阴西湖，天下绝胜。养愚自便，诚得其宜。”

　　欧阳修更爱颍州的美酒。治平四年（1067）六月七日，欧阳修在《与大寺丞〈发〉书》中称赞颍州云：“酒则绝佳于旧日。巨鱼鲜美，虾蟹极多，皆他郡所无。以至水泉、蔬果，皆绝好。诸物皆贱。闲居之乐，莫此若也。”又云“颍酒二瓶，且可吃。亳酒更不及。

　　团茶新旧三饼。”（《欧阳修全集》下卷《书简》卷第十）

　　因有“绝佳于旧日”的“颍酒”“他郡所无”的美食、“天下胜绝”的西湖，颍州成为欧公理想中的最佳闲居之地，这应是欧阳修退休归老颍州而不回江西老家的重要原因。欧阳修在《读书》一诗中抒发了“买书载舟归，筑室颍水岸”的归颍惬意，意为在颍水之滨建房定居，专心诗酒。

　　欧阳修酷爱颍酒甚于作诗。视诗为命的北宋名士梅尧臣曾劝欧阳修戒酒，欧公在《答圣俞莫饮酒》中云：“子谓莫饮酒，我谓莫作诗。……死生寿夭无足道，百年长短才几时。但饮酒，莫作诗，子其听我言非痴。”欧阳修对梅尧臣明确表示，诗可以不作，但酒不可不饮。可见颍酒在欧阳修生活和生命中的意义是多么重要。

　　熙宁三年（1070）九月，欧阳修由青州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改号“六一居士”，作《六一居士传》。传云：“‘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欧公致仕居颍后，将“颍酒”作为“六一”之重要组成部分，颍酒成为欧公私宅“六一堂”里的必备佳品。欧阳修在《答资政郡谏议二首》中解释说：“欲知颍州新居士，既是滁山旧醉翁”。从“醉翁”改号“六一居士”，颍酒成为欧公晚年字号和致仕生活的重要文化内涵。

　　欧阳修雅集必喝颍酒，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次当数聚星堂雅集赋诗。明代正德《颍州志》（卷之一·宫室）载：“聚星堂，宋欧阳文忠守颍，倅佐吕正献，而其先政如晏殊、蔡齐、曾肇、韩琦皆名公，故欧公建堂治内，题曰‘聚星’。”可见聚星堂不是一般的会客之地，而是具有名士文化沉淀和文坛领袖情怀的文人雅士文化活动场所。

　　皇祐二年（1050）正月初七日，欧阳修在聚星堂主持了这次诗酒盛会。当时陪欧公雅集的人员有吕公著、刘原父、魏广、焦千之、王回、徐无逸，共得诗48首，编成集子，流行于世，天下擅诗者及朝廷官员无不羡慕，以未能参与这次诗酒盛会而感到遗憾。北宋元祐六年（1091），苏轼知颍，追寻欧公的心路，以欧公禁体物语咏雪，作《聚星堂雪》诗，演绎了又一次聚星堂诗酒盛会，形成了颍州独特的诗酒文化传统。

　　欧阳修晚年在颍州，常常载酒泛舟，畅游西湖，诗词颇丰，最具艺术冲击力的西湖胜游之作是十首《采桑子》。这十首词首句都以“西湖好”引起吟咏。舟游西湖，乘兴而饮，饮而赋诗，诗写西湖，颍酒给颍州西湖增添了奇妙的酒文化内涵，诗酒与湖光天色成为颍州酒文化的一大亮点。

　　熙宁四年（1071）九月，34岁的苏轼在赴任杭州通判途中，与苏辙同到颍州看望致仕居颍的恩师欧阳修，共聚20余日，苏轼兄弟都有诗记载陪欧公宴西湖之事。次年暮春，退休的副宰相赵概由南京应天府单骑来访欧阳修。此间，欧阳修、赵概、吕公著三人于会老堂诗酒唱和，并画船载酒，畅游颍州西湖，也是阜阳酒文化的一件盛事。

　　欧阳修居颍期间，创作诗词150多首，大多数与西湖之游有关，且多数胜游离不开颍州美酒，充分展示了颍州酒文化的魅力。（柴宏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