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广久，1937年出生，安徽人，“傻子瓜子”品牌创始人。因邓小平多次在提及此人并收入《邓小平文选》而闻名全国，号称“中国第一商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43条，这样解释“傻子瓜子”：“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

　　年广久曾三次入狱，其罪名分别为“投机倒把罪”、“牛鬼蛇神”、“流氓罪”；三次被邓小平点名(《邓小平文选》收录了其中两次)。分别为1980年，1984年，1992年，这刚好是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年广久命运的起承转合被认为暗合着我国个私经济的发展进程。

　　邓小平三谈“傻子瓜子”

　　1980年，邓小平看到了杜润生送来的“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后，当时就对个私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并对一些人对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这是邓小平最早谈到的“傻子瓜子”问题。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再次谈到了“傻子瓜子”问题：“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

　　有些人讲傻子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年广久不服输地对本报记者说：“我还没老，傻子永远没过去，我要是大干，谁也干不过我。”

　　“作家吴晓波在著作《激荡三十年》中写道：“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韧而勇于博取。”年广久正是他们中典型的一位。

　　“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一生三次入狱，皆因做买卖，三次被邓小平点名，刚好是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

　　他的身后总是不乏不屑甚至鄙夷的目光；他目不识丁，却认为自己深谙实践中的经济学，靠炒瓜子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成为百万富翁；他的四次婚姻成为人们的笑柄，但他仍认真地把自己与第四任妻子的婚纱照印在名片上，而名片背面则印着邓小平关于他的讲话。

　　他成就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小产品大行业——徽派“炒货”。如今在一个很偏僻的村庄，你也可以看到洽洽的身影，其实这项荣誉本应该属于傻子瓜子。在洽洽等其他后起之秀纷纷实现现代企业集约化经营的时候，在与儿子之间进行的傻子商标争夺战中，傻子瓜子却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机遇。

　　两年前大儿子离奇死亡，似乎加重了年广久身上的悲凉色彩；虽然他认为自己雄风仍在，并于一年前宣布重出江湖，目标是大干20亿，但他依然在坚持“作坊式”生产模式，甚至在芜湖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加工厂，在郑州的两家炒货厂据反映也只有二三十人的规模。现在专营店卖的瓜子都是徒弟们的炒货厂供给年的。

　　如今在外面冲锋陷阵的是他年轻的第四任妻子，年广久更多的时间是和徒弟们打打牌，陪着只有8岁的幼子(广九共有5个儿子，幼子为他的第四任妻子所生)。

　　1982年的时候，年广久就靠炒卖瓜子，赚了100万。阴雨连绵的时候，他藏在家里的钞票都发霉了，太阳一出来，他就不得不把装满钱的麻袋扛出来，一张张晾晒。71岁的年广久说起这个细节的时候，总会咧开嘴，像孩子般烂漫地笑，得意之情跃然脸上。

　　现在，他身边没有保镖，也没有私家车(他解释说车被妻子开到郑州忙生意去了)，手里举着一部显然已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大砖头手机，而且电池性能老化，他不得不一进门就找电源充电。看起来他和这个中等城市里的其他老人没有什么分别，只有倔强精明的眼神让你感觉到，这是个不容易妥协的人物。

　　对于他来说，陷入往事是一种快乐。他慷慨激昂，神采飞扬，大口大口地喝白开水，浓重的芜湖口音震得整个房间嗡嗡直响，认真投入的表情宛若在万人主席台上演讲。

　　毕竟，他拥有这个小城其他老人没有的经历。他的一生，跌宕甚至被人不屑，然而精彩。

　　改革开放前曾两次入狱

　　贩鱼说我是投机倒把，把我抓了；我卖板栗，又说我是“牛鬼蛇神”，又把我抓了。

　　我从小家庭特别困难，又没有班上，我也不识字，只能靠做小生意谋生活，贩鱼说我是投机倒把，把我抓了(1963年，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我穷了，当然国家也穷了，国家再大，没有经济不行，人家美国，靠的就是经济，咱们中国靠的是斗争，那能搞来钱吗？搞来财富吗？那时候都是消极怠工，工厂，农田都是那样，大家都不讲话，但是也不干活。“文革”来了，我卖板栗，又说我是“牛鬼蛇神”，又把我抓了(1966年，年广久又被关了二十多天)。但是我出来之后还要干，开始卖水果。

　　你问我为啥一直胆子那么大，又特别会做生意，我告诉你，我从小是学经济学的，这个经济学不要上学，是在实践中学的，你的库存有多少，高价卖出，低价买进，这就是经济学。那时候基本上天天被抓，一天也不知道要抓多少次，但不怕，抓了再炒，不就几毛钱的水果瓜子么，又不是几百块钱的东西，我拿不出来。

　　我卖水果的时候，隔壁是个卖零食的老头，那时候是计划经济，国有经济买不到的时候，就轮到我们了，晚上老百姓看电影的时候，就轮到我们了。老头点炉子炒瓜子，点不着火，我就说，我来生(火)，他炒的时候气闷，喘不过气，我就说我来帮他炒，你在旁边看我炒得对不对，炒完之后老头说可以，又教我怎么包瓜子，一毛钱一包，一下子就卖光了。一块五毛钱本钱，赚了三块五。第二天下午又炒瓜子，10斤瓜子我卖了8斤，比他卖得还快。老头就说，我看准你的人了，我们一起炒瓜子，很快我就要(一天)炒20斤瓜子，炉子不够大了。有文化的人跟没文化的人不同，有文化的人笔杆子精通，但没文化的人商业精通，我卖瓜子卖得多，喜欢多送给人家一点，加上我是淮北人，人家管我叫侉子，时间一长，都叫我傻子了。

　　我想大干，可是我老婆不同意。到了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指出了人民致富的路，发展个体。我站出来了，站出来是有风波的，而且是很大的风波，老婆不同意，必须离婚，我离了婚。老婆同意，我一样(财产)都不要，全部给她了，我拉着板车出来了。明着说是给她3000块钱，其实我有不少钱，都全部留给她了。说多了她也怕被人暗害。

　　“傻子瓜子”畅销的窍门

　　我就决定降价，从两块四降到一块七毛六，降价以后，来买瓜子的人太多了，一个队伍排50米以上，两个队伍100米以上。

　　我自个没本钱再做生意，就讨饭，讨到扬州。我一个姓许的亲戚，到扬州去玩碰到我，让我回来，我不回来，到1980年8月5号，我回到芜湖，我母亲年纪大了，我回来已经立秋了。回来以后我的大孩子找我了，说我有两个钱但不会做生意，你给我指路吧。我说指路不行，前面有黄金，你看不到，我看得到，要跟我后头，学！之后大孩子跟我炒瓜子。当时看我卖瓜子卖得好，好多人也开始卖瓜子，我家瓜子的销量也因此受到影响。我就决定降价，(价格)从两块四零售降到一块七毛六，一下子跌了六七毛一斤，我大孩子说，你这不折本吗？我说，你不懂，怎么叫经济学呢？你跟我试试看，炒出来，就晓得了。算下来成本每斤还得1毛钱利，炉子如果天天炒不停，这个煤和材料成本就可以节约下来，如果十天八天不炒，这个煤就浪费了，还有100斤瓜子要溢称5斤，我其实就是赚的这个钱。这样100包就是(赚)千把块钱。如果你两块四一斤、一天卖100斤瓜子，就算1斤赚1块钱，也才赚100块，到底哪个利润大？还带动了工人的积极性。他在我这里天天有活干，一个月工资18块、20块，每天还在我这里吃喝，他怎么不干呢？这是真理，但这是我用实践悟出来的。我天天炒赚多少，不炒赚多少，我不知道吗？这是你在书上看不到，想不到的。后来我大儿子(年金宝)跟我学到了，还有二儿子(年强)，他们自个单干了，那么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但你走得不如我快，因为我实力大。

　　我降价以后，来买瓜子的人太多了，一个队伍排50米以上，两个队伍100米以上，我就讲了，计划生育独生子女买两斤瓜子可以不排队。过路人到芜湖来两斤瓜子用车票买不排队，结婚的十斤瓜子不排队，拿结婚证来买不排队。军人不排队。结果越做越大，从一万斤到十万斤，从十万斤到二十万斤，别看(利润)毛把钱一斤，多得吓人，二十万斤多少钱，两万一天，这是薄利多销。

　　钱多得都发霉，拿出来晒

　　那时候我已经有100多万，那时候最大的钱就是5块、10块，一袋袋都是大麻袋装着。

　　1981年9月4日，我正在炒瓜子，家里来了4个人，副市长赵文波，还有芜湖日报社总编辑、工商局副局长和公安局副局长。赵副市长伸出手来同我握手，问我生意为什么在老百姓中评价这么好。说实话我还以为他们是来找我麻烦的。赵副市长吃了我捧给他的瓜子之后说：“口味很好。要放开干，把瓜子牌子创出来，打到各地去，为芜湖增光！”第二天，《芜湖日报》就发表了题为《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的报道。光明日报也先是在1982年12月20日本报一版刊登了两条消息。一条消息的标题是《个体经营的“傻子瓜子”价廉物美信誉高，国营企业的“迎春瓜子”面临挑战赶上去》，另一条消息是写《“傻子”年广久向阜阳灾区捐款五千元》，1983年1月4日，又刊登了《“傻子”和他的瓜子》，而且是重点报道，我的“傻子瓜子”越做越大。

　　你问我那时候赚了多少钱？那时候我已经有100多万，卖瓜子怎么能赚了100万呢？那时候最大的钱就是5块、10块，一袋袋都是大麻袋装着。(笑)天下大雨，我的钱都发霉了，我就拿出来晒，我就是晒给别人看，我就晒给你看。

　　天经常下雨，钱也发霉，我就把那些钱拿出来晒在院子里，几十万元就晒在上头。我们市委的人讲，你胆子不小，这是什么日子，我说我钞票霉了。你不要头了，赶快走。

　　小平讲话让我化险为夷

　　别人去上头告我，讲我雇了100多人，是剥削，小平讲话后，市委来我家报喜说，“傻子你不得了了，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我从(雇佣)10个人到100个人，从100个人到140人，这个时候，大概1982年的时候，运动来了，说我是雇工剥削。说我雇工超过8个人就是剥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了。要按照这个说法，中国以后的一个个工厂都要垮不可。为什么垮呢？不要个体户支援工厂了，过去是讲国营带动个体，三中全会是讲个体带动国营，口号都变了，后来工厂垮了发展个体，下岗了，个体可以一个带一个(致富)，在(国营)工厂能干的拿不到工资得不到奖金，不能干的却享福，工厂怎么搞得好呢？工厂活稀泥，这工厂怎么能不垮呢？

　　再讲一个事，1985年我去合肥，我通过芜湖果品公司联系了一批(生)瓜子，100多吨先运到省供销社，已经运到了一个多星期了，天又下雨，不往仓库运，就那么把瓜子堆在大门口，我到省供销社就去找一个姓丁的，我要全部买下来，他们不肯给我(货)，说我这里不收现金，要等把瓜子转到芜湖(供销社)，再让我去芜湖拿现金买，过去中央有个文件规定供销社不能自己生产，但现在他们想留下自己生产(炒瓜子)，我一生气就把我们芜湖果品公司的招牌给摘了，倒挂在市委门口，市委书记出来了，才了解了事情，合同是我订的，可货堆在那里一个星期了，你自己不炒又不给我，如果等货转到芜湖我再拿，那真不知道几个月才能转到芜湖。这就是国营管事管得太死。如果自己炒，他们完税也完得少，赚一块钱才交5分钱，我呢卖一斤瓜子就要交5分钱税，个体也好，国营也好，税收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要交两样税呢？这是不合理的。这是应该改革的问题。

　　别人去上头告我，讲我雇了100多人，是剥削，说芜湖有个傻子赚了100多万，有个大字报挂在市委大门口，上面写着“傻子瓜子呆子报，呆子报道傻子笑，四项原则全不要，如此报纸实胡闹。”

　　事情越闹越大，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讲话了：“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91页)这些你问我怎么知道的，这些是写在内参发给我的，是市委来我家报喜嘛！他们说，“傻子你不得了了，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实际上，在此之前一年多，雇工的争论出来之后，省里农委主任周曰礼就派一个叫杨绩龄的干部来芜湖调查我，还写了个调查报告，后来这个报告被带到中央农村会议上，惊动了邓小平，所以他当时就晓得了我傻子。当时他的表态是放一放，看一看。

　　紧接着瓜子卖到了上海，在南京路和淮海路两家食品店开设了销售点。1986年，上海话剧团都在演我卖瓜子的事，叫《傻子进行曲》。

　　我们中国，非要走改革道路，从个体走到民营道路，合资道路，我后来也走了合资道路，跟政府合资，但是失败了。

　　1984年的时候，我主动向工商部门提出联合经营的建议，1984年7月1日“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挂牌，当时成立公司也简单，设两个副经理，会计，挂个牌子，就可以了。

　　我与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和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签订了联营协议。他们出资30万，我以商标权和技术入股，并担任总经理，向他们交纳18万元的利润之后，其余部分归我所有。与公家单位的联营，我当时的考虑就是这样可以减少麻烦，找个“保护伞”，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了，以前在公家单位上班的(干部)，一个月拿40多块钱，现在我们这里工资就是500，他们把钱拿走了，到最后却(给我)来个斗争，但我觉得吃亏的不是我，而是他们，因为我倒他们也倒了！

　　我给你们高工资，但是你们得遵守我的制度。他们在单位干惯了，上班就是看报纸，我规定上班看报纸要罚款100，报纸晚上可以看，但是上班是上班，办公室不能看报纸，他们都讲我太厉害了！后来他们就上告，给我合资戴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