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灾是妨害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灾害。在我国古代，黄河带来的灾害本来要远远大于长江，江水东流，狭窄之处有高山拦截，宽阔之处有湖泊存蓄，即所谓的“有河患无江患”。

　　可到了明清以后，长江中下游的水灾却日趋严重。面对频繁的长江流域洪涝，古人们又是如何应对的？

　　“北堤南疏”与“舍南救北”

　　明清时期，除开早已发达的苏杭地区，江汉平原也成为新的重要粮食产区，有“湖广足，天下熟”之说。

　　长江水灾实是关系到王朝的安危，朝廷自然是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应对灾难。由于人口激增已成既定事实，生态破坏是无法根绝的。朝廷能做的也只有亡羊补牢，除开赈灾、免税赋等普遍意义上的做法，针对曲折蜿蜒的荆江流域，还有一项特殊的治理措施。

　　关于治水，明朝水利专家潘季驯认为：“治河之法别无奇谋妙计，全在束水归槽……束水之法亦无奇谋妙计，惟在坚筑堤防。”此法虽然用于治理黄河，但后来也应用于长江，而对长江的大规模治理始于隆庆年间的荆州知府赵贤。他组织民力增修荆江大堤，并创立《堤甲法》，要求百姓们在降雨频繁的夏秋季抵御可能到来的洪涝，到了干旱的冬春季也要修补堤坝，将防洪工作设为常态，这种举措受到了后来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的赞赏。

　　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江陵人张居正心怀家乡，奉旨亲自来到监利治理水患。按着《张氏族谱》的记载，张居正治水六年，修建了一条“上自柳港口，下至南河口，共计四十余里”的大堤，这道大堤成功将荆江北岸各堤坝连成一体，仅留下虎渡、调弦二口分引荆江之水进入洞庭湖，“北堤南疏”的治理策略由此形成。

　　清朝中后期，长江水灾更为频繁和剧烈。朝廷在继承明朝策略之上，进一步发展出了偏激的“舍南救北”策略，即选择牺牲南岸洞庭湖地区的利益来保证顺利疏导洪水。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湖广总督周天爵提出两岸不可兼顾的观点，建议在荆江北岸全力修建堤坝，而南岸则予以放弃，南岸背靠洞庭湖，将长江之水引入洞庭湖以作蓄洪，他认为此举：“水多去一分，则江患轻减一分”。

　　这一方案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十年之后，江陵知县姜国祺更是公然上书“可弃者弃之”，放弃南岸的堤坝，任其自毁。从经济角度来说，江汉平原下的江陵县是粮食产地，而武汉三镇是工商业中心，二者均位于江北，北岸的地位远远比南岸重要，“舍南救北”不得不为。

　　到了咸丰同治年间，藕池、松滋两口又先后因洪水溃堤被冲成支流，而朝廷同样坐视不管，有意加大向南疏导洪水的力度。客观上讲，“四口南流”对于减轻荆江大堤压力确实发挥过非常积极的作用。

　　但“舍南救北”的做法，其代价也是非常惨痛的，北岸的压力固然减轻，可南岸就难免生灵涂炭了。它自身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单方面向洞庭湖区泄洪，泥沙淤积于洞庭湖底，湖面不断抬升，西部湖区逐渐成陆，蓄洪能力大幅衰退。南岸民众当然也不能坐以待毙，为了自保，他们重新修筑起了堤垸，将洪水泛滥区逐渐改造成良田。

　　但这无异于对既定政策的反噬，北岸指责南岸围湖造田恶化了防洪形势，南岸同样指责北岸让亿万生灵尽沉波底。久之必然上升为湖南湖北两省之间的矛盾，清末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哀叹：“南省依堤为命者，北省必将以堤为仇。”

　　退田还湖的肇始

　　对于民间盲目围湖造田的现象，地方官员中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弊端，亦提出了遏制的建议。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湖北巡抚彭树葵上书希望朝廷下令固定现有垸田的数量，不允许民间再私自开垦。清朝廷开始重新审视垦荒政策的后果，下达了一系列退田还湖的诏令，其中在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公元1788年），长江再度发生特大洪水，朝野震动。

　　乾隆帝一面拨款赈灾，一面派遣钦差大臣调查原委。经查明，此次大水竟是与江心洲窖金洲有关，这块地皮被荆州望族萧家买下，萧家人从雍正年间就开始围垦，通过种植芦苇牟利，致使江心洲几十年来不断扩大，阻碍了江流，使得水位升高，最终水势一发不可收拾。

　　龙颜大怒的乾隆下旨查抄萧家家产，惩办渎职官员，以彰显废田还湖的决心。但是迫于人口与粮食压力，加上牵扯到地方豪强的利益、荆江南北间的矛盾以及清朝的腐败，围湖造田和废田还湖仍在交替进行，根本无法彻底实施，最后不了了之。

　　长江水灾不仅频繁，而且危害也越来越大，其中人为原因显然是主因，古人对此已经有清晰的认识，提出的治理对策也一度发挥了作用。但古人的应对往往追求的是短期效果，鲜有人从全局着想，长期来看会使形势更为恶化。

　　根治水患也是投鼠忌器，民生是必须要兼顾的因素。人类的所作所为俱是为了生存，今后如何协调好人地关系，则是一个永远伴随着我们的难题。

　　据《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