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安在线首页|中安新闻客户端|安徽发布|省政府网微博|中安在线微信|中安在线微博

设为首页

英文|简体|繁体

您当前的位置 : 历史 > 珍档揭秘

惠及安徽的东南防疫处为何没有建成?

时间:2020-08-12 09:37:10

  


342a1d2b-c4e6-480b-8bca-99c4b250604c.jpg

efabb3a5-8169-4f6f-ab68-226c5465ca59.jpg

1944年4月《关于福建参议会建议中央增设东南防疫处根绝疫氛问题的代电》档案


fe8fb2a5-f2e6-4536-8bbb-1421858a0a9b.jpg

1944年11月《关于筹设东南防疫处提案问题的公函》档案材料(部分) 

                                                                

b840f2a9-4c63-4527-99ea-20842d71a364.jpg

1944年11月《关于筹设东南防疫处提案问题的公函》档案材料(部分)

   民国时期,疫病流行,人口损失,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众所周知,疫苗是控制疫情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在民国时期,已经有中央防疫处、西北防疫处等传染病研究和生物制品生产机构。1944年,包括安徽在内的我国东南地区鼠疫猖獗,防疫不力,导致数万人感染伤亡。为了控制疫情的发展,便有了增设东南防疫处的提议。但最终该防疫处却未能建成。通过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两份档案,我们了解到了为什么要建东南防疫处,为何又没建成?

  中央防疫处的由来

  1910年10月,东北爆发了严重鼠疫,疫情沿着铁路快速蔓延至直隶、北京、山东等地,短短几个月,死亡人数就达到了6万多人。后著名鼠疫专家伍连德被任命为防疫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组织防疫。1911年,疫情平息。此次鼠疫事件促进了民国时期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成为设置防疫机构的开端。

  1919年3月,中央防疫处正式成立,地址设立在北京城南的天坛神乐署旧址内。中央防疫处下设秘书室和三科,第一科设疫务和经理两股,负责防疫计划和行政管理;第二科设研究和检诊二股,负责对各种传染病进行细菌学免疫研究和临床标榜的检验诊断;第三科设血清、疫苗和痘苗三股,负责生物制品的制造、保管和实验动物的管理。

  1928年,中央防疫处由南京政府接管,划归卫生部直属机关。此时,三科重新划分:第一科掌管毒素、血清、毒素的制造、制品检定、各项生化研究试验、免疫学研究检查等事项;第二科掌管疫苗、菌苗、抗原的制造、细菌学的检查研究、原虫寄生虫研究、菌种保管、培养基制造等;第三科掌管制造牛痘苗、狂犬疫苗、兽苗血清疫苗,滤毒研究等。

  早在1922年,中央防疫处能生产生物制品有抗脑膜炎血清、抗链球菌血清、白喉抗毒素、霍乱疫苗、伤寒疫苗、牛痘疫苗等15种,到1934年,已能生产各种治疗和防疫用血清、疫苗和诊断材料48种。

  1935年12月,中央防疫处迁到南京。1937年,抗日期间,中央防疫处迁至长沙,借湖南省卫生试验所的房子生产狂犬疫苗等部分产品,并在汉口设办事处,负责生物制品的运输发送。武汉沦陷后,防疫处又从长沙迁到昆明。1945年1月,卫生署改组,中央防疫处改名为中央防疫实验处。解放后,1950年,中央防疫实验处改称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成为一个以研究为主、制造为辅的传染病研究机构,从此掀开了新篇章。

   先后增设多个防疫机构

  为了加强防疫工作,在中央防疫处建设之后,卫生防疫机构大量增多,先后设立了西北防疫处、蒙绥防疫处、中央卫生试验所、全国经济委员会下的卫生试验实验处、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及中央医院等。

  1934年,民国政府在兰州设立西北防疫处,主要制造预防及治疗兽疫应用之疫苗及血清。西北防疫处下设两科,第一科掌管传染病的防治及生物学制品的制造;第二科管理兽疫的调查扑灭及兽疫血清疫苗的制造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该防疫处专职从事疫苗类、血液类、毒素类等生物制品生产,供应十余省。解放战争时期,西北防疫处曾先后更名为“西北生物学制品实验厂”和“中央防疫处兰州分处”。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西北生物学制品实验厂由人民解放军接管,改编为“军区西北防疫处”。1951年1月,更名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生物制品实验所”。经过长足的发展,成为集科研、生产、营销为一体的国家医药生物技术主要研究机构。2011年9月,更名为“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1935年8月1日,蒙绥防疫处成立,该防疫制造出了牛瘟疫苗及血清,为中央防疫处提供了大量血清,并第一次发现蒙地牛、羊胸肋膜肺炎。同时在疫情调查防治及血清疫苗制造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经验。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进犯绥远,蒙绥防疫处难以为继,在南迁长沙途中,遭日军拦截,人员设备流散。几经周折,1938年4月部分蒙绥防疫处人员来到兰州,暂寄住西北防疫处办公。

   东南防疫处未建成之因

  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一份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关于福建参议会建议中央增设东南防疫处根绝疫氛问题的代电》的档案中记载,“议题:建议中央增设东南防疫处根绝疫氛案理由:今年东南各省疫病盛行,死亡相继。尤以去年本省鼠疫猖獗蔓延二十余县市,死亡人数以万计。省卫生处设法扑灭,仍未能根绝。”

  究其原因,“实由于人力及防疫药品器材之缺乏所致。中央虽有西北防疫处之设立,但亦感鞭长莫及。”由此建议“东南各省之适中地点,设立东南防疫处一所,大量制造疫苗血清,储备施用。一面作育大批防疫技术人才,分发各疫区防范以收根绝疫氛之效。”

  由此可见,当时疫情严重,急需加强防疫力量。但在省档案馆中珍藏的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1月)《关于筹设东南防疫处提案问题的公函》的档案中,明确了东南防疫处缓建,最终该防疫处未能建成。

  那为何东南防疫处没能建立起来呢?这里就牵涉到人才和资金问题。

  防疫工作是专业技术性工作,需要人才的支撑。就拿地处中国东南的安徽来说吧,新中国建立前,安徽医务卫生技术人员极少。据现有资料,解放时,遗留在省内主要城市医疗卫生单位的人员共310人(其中:医师72人,医士8人,护士106人),各县城公办的卫生院每院几人至十几人不等,全省共计不到400人;个体开业行医经过登记注册的中西医务人员约1100人(内有一半是中医)。

  民国时期,不仅医护人员少,而且各级医疗机构也不足。安徽各县及县以下卫生工作由县公安局或公安科及各驻巡所兼管。民国26年(1937年)前,全省在县一级只有合肥、宣城两个人口都在百万以上的县,各有公办县卫生院1所。抗日战争后,安徽省政府着手组建县级卫生机构,民国29年(1940年)先令各县设立诊疗所。民国30年(1941年),按国民政府中央规定,将各县诊疗所一律改为综合性的县卫生院。所有县卫生院均担负医疗、防疫业务,兼管卫生行政工作。是年,改组成立县卫生院36所,以后陆续增设。至民国36年(1947年)全省62个县都有一所卫生院。虽然安徽省初步搭建了一个医疗防疫网络,但设备简陋、财力有限、医疗技术人才缺失,导致整体覆盖面小。

  长期的经费紧张也是防疫事业的“拦路虎”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安徽省各县地方行政费中,没有专项列出卫生事业费和防疫费。直到1936年才把卫生事业费和防疫费用列入地方预算,在此之前,遇到疫病流行,各县只能自筹经费,效果可想而知。

  1936年之后,虽然卫生费用和防疫费用列入了预算,但卫生费所占比例极低。抗战中后期,安徽省的卫生费大约只占到总行政费用的1%。1947年,安徽曾计划增设和充实传染病医院,加强疫病的防治,设立卫生人员训练所,增强各县卫生工作人员的技能,但苦于经费所限,该计划未能实施。甚至在1948年,安徽省唯一的省立传染病院,也因技术力量和经费不足而停办。由此可见,卫生经费的窘迫对卫生防疫事业的阻碍。

  在省档案馆中珍藏的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1月)《关于筹设东南防疫处提案问题的公函》的档案也印证了这一点。

  该档案记载,建议增设东南防疫处一案已经专程到卫生署,卫生署经过审核回复认为,“查鼠疫病症近因,化学治疗应用磺苯胺噻唑治疗,其效果较诸血清治疗尤为显著,故目前治疗鼠疫不必仰赖鼠疫血清,且中央防疫处所制各项血清疫苗已积有二十五年经验,现在物价高涨筹款不已,一切设备多须向国外购置。此时创设为难,闽赣两省政府电请筹设东南血清厂等,经核可从缓等语奉。”


来源:合肥晚报  作者:黄斌 何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