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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新文化百年

时间:2016-04-27 09:20:17

  导读:因为有了陈独秀,所以有了《新青年》;因为有了《新青年》,所以成就了胡适。统观胡适与《新青年》的分分合合,恩恩怨怨。胡适加盟《新青年》,得了最初发表言论与创作的机会。他因《新青年》博得了盛誉,《新青年》也因为有了他而更加大放异彩,作者与刊物之间达到了交相辉映的理想状态。而最后,胡适与《新青年》的分道扬镳,只能说是道不同,不能苟合,但其情义却可值得一叹。

  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号照片

  ▲《新青年》杂志易卜生专号

  ▲《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新青年》的缘起

  1917年1月年仅24岁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同年9月在北大任教,随后出版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学术界取得无可争议的地位,短短两年内胡适即与国内顶尖学者并驾齐驱。以这样的年龄,在思想文化界取得如此成绩,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当无第二人。梁启超当年追随康有为进行维新变法,有着康有为的提携、维新变法的影响,梁的青云直上也就顺理成章了,而胡适全无凭借。

  《新青年》这块胡适的发祥地,最早由胡适的安徽同乡陈独秀开辟的。对于这份刊物胡适后来回忆说:“《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指1910-1930年代)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1915年的夏天,在中国留日学生因反对二十一条要求纷纷回国,曾经参加过革命工作而流亡在日本的陈独秀也回到了上海。1915年的上海抗日救国运动此起彼伏,陈独秀苦苦思索,认为求国者必先改造国民思想,造就新一代有为青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以改革青年的思想和行为为目的,在皖籍汪孟邹和其他人士的帮助下,陈独秀于9月15日在上海出版《青年杂志》,也就是后来的《新青年》。

  杂志初创,困难可想而知,汪孟邹积极联系杂志的撰稿人。汪孟邹向陈独秀推荐了自己的绩溪老乡胡适,并多次代陈向胡约稿。经过汪的牵针引线,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开始携起手来,胡适与《新青年》建立了最初的联系。而此时的胡适还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求学,面对着孕育和萌动着的文学革命大潮,经过长期的思索和与朋友们的交流,胡适逐渐认识到中国文学革命的关键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改变半死不活的文字。但这种认识在当时却应者寥寥,同在美国求学的一帮朋友们多不赞成胡适的意见。

  当得知陈独秀在国内创办杂志并以改革青年的思想和行为为目的时,胡适欣喜异常。胡适在与陈独秀的通信中指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人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并在《新青年》1916年9月2卷1号上的发表了自己的译作《决斗》①,这也是胡适在《新青年》上最早发表的作品。1916年10月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将自己关于文学革命的思考告诉了陈独秀,提出了“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陈独秀接信后,积极鼓励胡适将这些意见表述成更为完整的文章,这就是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系统阐述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

  (一)、须言之有物

  (二)、不模仿古人

  (三)、须讲求文法

  (四)、不作无病呻吟

  (五)、务去烂调套语

  (六)、不用典

  (七)、不讲对仗

  (八)、不避俗字俗语

  此文的发表引发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具革命性的变革,可谓:风乍起,吹皱一池“死”水。一夜之间,大洋彼岸的胡适名声大震。《新青年》成为胡适一生声名事业的发祥地,年仅26岁的胡适就此暴得大名,开始了他作为名人的生涯。

  博得盛誉

  胡适作为名人地位之所以能巩固下来除了自身的素质,还得益于《新青年》另外两个盟友,即陈独秀等在1918年12月创办的《每周评论》;胡适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在1919年1月创办的《新潮》。至此以《新青年》为中心,在《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的效应下,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便从此全面展开了。胡适作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也更加稳固。胡适继《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在当时都是极具影响力的文章,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论短篇小说》、《易卜生主义》等。除此之外,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还做了很多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如发表的白话诗,是我国最早一批新诗创作。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终身大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话剧创作。据统计,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作品共约60多篇,包括有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文学翻译及其他读书札记等。可以说,这一时间里,胡适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和台柱子,也因此得到了陈独秀的高度赞赏,被称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

  可惜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正当胡适与陈独秀在《新青年》这块阵地上一起冲锋陷阵,一起呐喊前进时,政治问题逼人而来,不谈政治的默契终于被打破,陈独秀开始向“左”转,胡适向右转,最终的分歧在所难免,胡适与《新青年》的蜜月期也就暂告一段落。

  与《新青年》的诀别

  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所在,陈独秀和胡适的所思所想要比寻常百姓更为深刻。胡适主要致力于学术、教育和文学等方面的改革,陈独秀却强调推翻腐败的传统和唤醒中国青年思想的必要。

  1920年8月,陈独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决定把《新青年》作为这个小组的宣传阵地。而且自1920年9月1日的八卷新一号起,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期的杂志上,陈独秀发表了“重头文章”,即《谈政治》,公开了其与胡适的分歧。陈独秀写道:“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的)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胡适,这位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军人物,《新青年》杂志的台柱子。如今却成为点名批判的对象,可见《新青年》这块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不再铁板一块,而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两位新文化运动战将决裂的宣言书,这两位安徽人从此分道扬镳。

  面对《新青年》的急剧左转,胡适尤其不满,他讽刺说:《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②的汉译本”。胡适与《新青年》的关系也告一段落,就这样,胡适与《新青年》的关系告一段落,结束了这场蜜月般的文化之旅。《新青年》在当年毕竟享有崇高威信、发行甚众,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它急剧地向“左”转,马克思主义这面红旗才会迅速红遍全国。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胡、陈二人在《新青年》杂志上产生了分歧,但这并未阻止两者之间的私人友谊,陈独秀在《新青年》遭查禁后仍然私自发行,结果被法国租界当局逮捕。胡适得知此事后积级营救陈独秀,一向温文尔雅的胡适,却因陈独秀的被捕而破口大骂法国人“不要脸”,可见他内心的激愤以及对陈独秀的担忧和关怀,他并没有因为见解的不同而丢弃人道精神。

  据后来胡适回忆说“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我们也就逐渐地失去我们的学报。因为《新青年》杂志,这个(传播)‘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刊,(在陈氏一人主编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渐变成一个(鼓吹)工人运动的刊物,后来就专门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了。最后终于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所查封。”

来源: 中安在线   作者: 徐超             编辑: 钱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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