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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中共首位新闻发言人龚澎

时间:2016-07-19 12:11:00

  图为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龚澎、斯诺一起合影。

  和龚澎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见面,相隔时间是整二十年。初次见面是1949年11月初,在外交部正式成立之前的一两天。那天我和另外五名学生干部一起前去情报司,向司长龚澎报到。她会见我们时表现出来的热忱和亲切,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同她的距离。最后一次见面是1969年11月上旬。外交部一大批干部和他们的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交部的湖南茶陵五七干校。在前门火车站,正当我们马上就要进入车厢的那一刻,看到当时已经获得“解放”的龚澎来到站台欢送下放干部,我就前去同她握手道别。当时已有长期下放的思想准备,虽也感到以后见面不大容易,却没想到这一握别就成永诀。

  在龚澎领导下的新闻司,具备某些和外交部其他单位不大相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新闻司的特有工作氛围

  出于对解放前出生入死的革命老干部的普遍崇敬,更因为龚澎对我们这些新干部表现出来的那种关怀和信任,一进情报司,就感到能在她的领导下工作真是一种幸运。如果说我对老同志们普遍有些敬而畏的话,对龚澎却从没有产生过怕的感觉,只有敬重和感到亲近。

  新中国“另起炉灶”的外交人员班子,主要骨干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红军和抗日时期参加革命、有军事斗争经验的老干部。第一批大使基本上全都是部队出身的老红军,被称为将军大使。一部分是党龄虽长但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知识分子型老干部。外交部机关的第一批骨干,如副部长章汉夫,首任的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和地区业务司的司长副司长,大都出自第二部分。业务部门的一般干部,则多是从在校大学生里挑选出来的,不是地下党员就是党的外围组织成员。

  来自白区的老干部和学生新干部一般都受过正规教育,出身基本上属于旧社会的中上层家庭。兼任外交部正、副部长的周恩来和李克农,一直是白区地下情报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十分了解在他们领导下的这些新老知识分子型干部的长处和短处。毛泽东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就对白区地下工作者做出过今后要控制使用的指示。周总理当然深知毛泽东对白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总看法。根据工作需要,周总理既必须大量吸收这样一批干部到外交部工作,又对他们提出十分严格的要求。因此外交部一建部,总理就对外交部和外交部干部做出一套独特的规定:强调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外交无小事”;强调必须尊重打过仗的老干部,说外交部干部就是“文装的解放军”。在干部职务安排上明确规定,从外单位特别是白区出身的领导干部,调到外交部一般都得降职使用。例如老革命阎宝航在地下工作中功勋卓著,来部多年,却一直只是当办公厅副主任,硬是不同意他出国当大使。从给外交部全体人员第一次做大报告开始,总理就一再结合他自己的家庭出身和革命经历,语重心长地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和重要。我们这些新干部第一次听到后都极为震动,无比感动,从此大家都下决心按总理的要求,认真自我改造。

  常有来自其他单位,特别是地方上的朋友很不理解地问:像我这样一个父亲在台湾,有海外关系的人,怎么能长期留在外交部门工作?我总是回答:在外交部特别在情报司,类似我这种情况的干部不在少数,我在其中还算是家庭背景和个人历史都比较简单的一个。能在外交部工作,所有出身不好的干部都怀有感恩之心,无不诚心尽力“做党的驯服工具”,这也有助于使我们更能在外交部站得住脚。

  但在外交部当年的政治运动中,干部路线总还是会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在新闻司尤为突出。这是因为,司里的美国留学生和其他才识较高的知识分子比较集中。龚澎就在“喜欢用什么样的人”问题上屡屡受到质疑以至抨击。正是围绕这个问题,在司里还曾集中发生过一次大争论。

  在我被调到驻苏使馆工作期间,也曾间接地卷入过这场争论。1954年上半年,外交部机关党委负责人张越路过使馆,在食堂里一起用餐时告诉我,情报司不久前开了十九次支部大会,有好多同志批评龚澎重才轻德,对老区来的老干部重视不够,批评得很厉害。我听后感到不解,但也不便多问。日内瓦会议1954年6月休会或7月结束后,与会的龚澎和情报司的任以沛(时任二科科长)、周湘浦(时任一科副科长)在从日内瓦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我心里画着这个巨大问号,在陪任、周两位上街购物时就问起这事,但他们含含糊糊,什么也不说。谁知这一问,竟给龚澎惹下不小的麻烦。1955年1月我从使馆回来后去看望龚澎。她一见面就问,你是怎么知道开支部大会这件事的?得到回答后她眼眶湿润,如释重负,说:这下子就好了。我这才知道,司里有人指责她一定是通过情报司某个党员向我这个非党员泄露了党内机密,并对她提出了新的批评。由此可见龚澎在当时情报司的内部斗争中所受到的巨大精神压力。

  情报司的工作从一开始就高度紧张。拿我们三科来说,在文字信息来源既少且慢时,好几位英文程度很高的同志每天不知要收听多少个钟头的外台新闻,听后要立即编写出《快报》和《临时通报》,尽快送给中央领导参考。在文字信息来源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快之后,大家每天又不知要快速阅读和消化掉多少篇幅的外国通讯社报道和外报外刊评论。废弃的材料每天都以麻袋计。我们的正常工作时间从来都是从上午8点一直到晚上九十点钟。这自然要求大家天天高度集中精力,非常努力地提高各方面的业务水平,包括中英文水平。事情那么多,能胜任工作的同志实在拨不出多少时间去做业务工作以外的事情,例如脱产参加运动和劳动等。业务工作不大插得不上手的同志就显得比较闲了。这就使司内人员对工作的方针任务长期意见不一。“红”与“专”的关系摆没摆对、什么样的干部应该更多地受到使用,成为司里的主要矛盾,每次大小政治运动中的主题。作为一司之长的龚澎,自然是矛盾的焦点。1954年的十九次党支部大会,只是一次爆发。这次解决矛盾的结果是,批评龚澎的同志被调离情报司,但司里工作并未受到多大影响。

  不过这件事在政治上却并没有完结。摆不正“红”与“专”的关系总是个问题。龚澎后来还是屡受“重业务、轻政治”的批评。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前期的大鸣大放阶段,司里群众给龚澎贴的大字报,有不少还是讲龚澎“重才轻德”。周总理当时还来新闻司办公室看过这些大字报。

  “以阶级斗争为纲”与新闻司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每次政治运动,新闻司(前身是情报司)几乎都处于风口浪尖。这同新闻司的干部构成情况不可分。1955年肃反运动,新闻司内受到怀疑的对象众多,全司是在部里斗争得很厉害的一个单位。分工领导运动的一位副司长,“敌”情观念很强,采取了车轮战,甚至私自打开受怀疑对象的办公桌抽屉,偷看他的日记等行动。这位副司长曾因此受到常务副部长张闻天的批评。那时我刚从驻苏联使馆回到司里,生平第一次参加政治运动,作为积极分子参与了这种活动。至今回想起参加过对无辜同事采取的非法行动,还羞愧不已。在张闻天主持下,外交部领导在事后承担了肃反运动搞过了头的责任,并由部长助理何伟向我们这些积极分子做了传达。

  1957年,在反右运动的鸣放阶段,许多在肃反时被冤枉的同志心里有气,是很自然的。他们却又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或定为中右。司里还有几位同志在政治问题上谈了一些自己的思想和看法,或是对党的工作说了些不中听的话,最后新闻司一共打出了八名右派,在全部名列第一新闻司出的右派多,同司里平日气氛比较宽松自由也有关系。由于龚澎在反右的鸣放阶段曾经活跃过一阵,反右时实际领导司里运动的并不是她,还是前面谈到过的那位副司长。

  事实上,反右前恰恰因为新闻司集中了相当一批业务和中英文水平都比较高的干部,才取得当年屡受周总理和外交部领导肯定的工作成绩。反右后,业务骨干大部分被调离,新闻司的工作水平大为下降。当时主管新闻司的副部长罗贵波曾专门到三科来讲了一次话,明确表示,不可能对你们提出像过去那样高的要求了,你们可得好好努力!新闻司和龚澎本人都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受害者。因为在反右派之后,她本人也受到批评和下放劳动几个月的处理。

  文化大革命中,新闻司在部党委领导的半年,由造反派领导的九个月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当权的九年多,“左”得又都很突出。把外交部搞得大乱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头目和骨干中有多名是新闻司的青年干部。造反派垮台后,外交部在抓“五一六”这一无中生有的运动中,新闻司又成为部里运动的重点,司里两位青年干部的检查交代则成为整个外交部运动的主要突破口。文革后,新闻司干部再次大换班。中层干部无论“站队”正确与否,无一得到留任,凡是站错队的干部更是一律被扫地出门。

  在文革中,龚澎既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受害者,也是推行这条路线的参与者。造反派领导时,龚澎受到了冲击(我也给她贴了大字报)。当时“革”“保”两派群众组织一致认为,她的主要问题是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干部路线,说在她的领导下,“新闻司已经实现了资产阶级专政,因为副处长以上干部无一例外,全都出身于旧官僚或资产阶级家庭。”但此前在部党委领导文革时,她也曾积极推行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时新闻司出了个有名的“黄、林事件”,即两位小青年因率先造反而受到打压。我们几个处级干部在龚澎部长助理和秦加林司长的指挥下,给这两位小青年写了大字报并对他们进行了批判。我那时的认识是,文革等于“反右”加“反右倾”,要是放在1957年,黄、林必是右派无疑。对于外交部部党委在文革初期制造的第一起冤假错案,即部党委决定打倒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部党委委员孟用潜,龚澎也负有一份责任。在批斗孟用潜的全部大会上,陈楚等近二十位研究所老干部、老专家学者和中层干部陪斗并下跪,声势之大和斗争形式之激烈,在外交部属于空前绝后。孟用潜这位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在楼上楼下游斗过程中晕倒在地(后因刘少奇案又被关押多年,出狱后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痴呆人,没过几年就去世了)。这次大会是由龚澎做的总结。她高度赞扬大会,说: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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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宋以敏            编辑:钱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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