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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以蛰:美学宗师学贯中西

时间:2016-07-21 11:44:00

  身材修长的邓以蛰教授,在清华园哲学系中,与金岳霖先生交往甚密,他浓厚的中国儒家学者气质中透着一些西洋风度,在金岳霖看来,“叔存是朋友中最雅的”。这个雅,是魏晋风度中的“雅人深致”,传承了中国文人的传统,而又有了“西洋风度”。中西结合,成为美学宗师邓以蛰的精神底色,也是生于晚清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特色。

  一

  1892年,邓以蛰出生于怀宁邓家故居铁砚山房,少年时代在家乡读私塾。由于家学的熏染,他少年饱读诗文,工山水画,他以后成长为美学宗师,仿佛是水到渠成。邓以蛰少年时代,就强烈地感受到从大洋彼岸吹来的西风。就像蒋梦麟的“西潮”一书的名字一样,西风浩荡,从中国沿海沿江逆流而上,西学影响深远。 1907年,邓以蛰东渡日本,入弘文学院及早稻田大学攻读,在此期间,和陈独秀交往,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 1917年,邓以蛰去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一直读到研究生院,专攻哲学与美学。 1923年,因母亲病逝,中断研究生学业,乘船赶回家乡。

  美国归来之后,邓以蛰先后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教授,从1929年至1952年,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值得一提的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邓以蛰、宗白华二先生各自驰名于北方与南方文坛,故时人有“南宗北邓”之称。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邓、宗二先生相继来到北京大学,与朱光潜先生一同执教,为北大三位著名美学教授。这三位美学宗师,都是安徽人,邓以蛰和宗白华都是安庆人,朱光潜是桐城人。

  二

  邓以蛰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住在丰盛胡同北沟沿甲12号。这是一座大门朝西的四合院平房,剥落的漆柱表明这里不是权贵之家,房子并不考究,但院子很宽敞。前院有一棵古老的龙爪槐,它给院子带来安静与闲逸的气氛。后院有一棵丁香。槐树的绿阴清凉和丁香的静雅芬芳,很符合邓以蛰的审美趣味。后院正中的房间,是邓以蛰的书房。由于邓石如留下的名人传世之作甚多,书房和客厅里挂的字画经常换。仅有的例外是,正堂上方,悬挂着“松风水月”四个大字,一直没有更换过。这四个字,是明末崇祯皇帝的御笔,是邓氏家族的传家宝。邓以蛰珍视这幅作品,并不仅仅因为这是皇帝的手笔,而是这四个字和他的精神境界相吻合。 “松风水月”,可以看出美学宗师邓以蛰的性情,功名利禄都是过往浮云,而恬淡自适是他的人生哲学。

  邓以蛰在清华大学长期教授中国美术史,他对中国绘画提出了完整而系统的美学理论,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上,具有独特的贡献。它包含一个自成系统的结构,即形—体—意;生动—神—意境。这是他对中国绘画历史发展的理论概括。邓以蛰认为,中国绘画的发展,最初同具有实用意义的器体(陶器、青铜器)的装饰分不开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绘画逐渐脱离器体的约束而独立。“形”脱离“体”后,到了汉代,着意描写动物和人的生动形态。及至六朝,又由生动进入到人物内在的即“神”的描绘。到了唐宋元,又由“神”的描绘进入到“意境”的表现。邓以蛰将艺术视为“心物交感”,关于中国山水画意境与气韵有精妙的论述:“意者为山水画之领域,山水虽有外物之形,但为意境之表现,或吐纳胸中逸气,正如言词之发为心声,山水画亦为心画。胸具丘壑,挥洒自如,不为形似所拘者为山水画之开始。至元人或文人画不徒不拘于形似,反情境、笔墨皆非山水画之本色而一归于意。表出意者为气韵,是气韵为画事发展之晶点,而为艺术至高无上之理。 ”

  三

  从1929年至1937年,邓以蛰的美学理论都形成于清华期间,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他和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交往甚密,经常在文化沙龙上谈艺术,论哲学。每个周六,金岳霖家的“湖南客厅”就成为清华大学教授们的聚集地,他们常常从林徽因家的“太太客厅”刚散开,又到了老金的“星期六碰头会”。张奚若杨静仁夫妇、陶孟和沈性仁夫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都是成双成对地参加“星期六碰头会”,而邓以蛰是旧式婚姻,习惯独来独往,“原因是他家仍然维持了男女分别活动的原则”。金岳霖以西餐或湖南菜招待“星期六碰头会”的客人,往往聚餐之后,先讲一会和政治有关的话题,随后就是艺术“频道”。“火炉一砌,老朋友的画就挂上了”,这里说的画就是邓以蛰带来的。金岳霖说:“邓先生不只是欣赏美术而已,而且是美术家。他的字写得好,特别是篆体字。 ”

  卢沟桥的炮声打破了邓以蛰的书斋生活,他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亲身经历了清朝的腐败,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瓜分中国的岁月,特别是八年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日寇铁骑蹂躏下,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让他永难忘记。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迁到长沙,组建临时大学。邓以蛰本想赴长沙,但由于肺病,身体虚弱,没有随校南下。失去了大学教职,邓以蛰一家靠积蓄过清贫的日子,夫人在自家小院,开辟了一块菜地,自己动手种菜。邓以蛰的一位朋友在伪政府谋了一个差事,领着伪政府发的薪水。有一天,这位朋友突然胳膊夹着伪政府的公文包到家里来了。一贯温文尔雅的邓以蛰觉得味道不对,交谈了两三句之后,勃然大怒,严厉质问这位朋友是干什么来的,那人羞愧满面,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应对。邓以蛰大声呵斥他:“你给我出去! ”这一声断喝,把正在书房看书的邓稼先兄弟惊呆了。不是为了民族大义,邓以蛰绝对不会与朋友突然翻脸。

  像邓以蛰一样留在北平,度日如年,苦待变局,迎来抗战胜利、山河重光者,还有俞平伯。他们在沦陷下的北平,仍然挺直腰杆做人,可谓知识分子的民族尊严。

  四

  邓以蛰在抗战时期,生活一贫如洗,但他非常珍爱先祖邓石如的书画原作,即使无钱医治吐血症,全家忍饥挨饿,也舍不得将珍藏的书画卖掉。新中国成立后,邓以蛰将先祖邓石如的书画珍品,全部捐献给国家。故宫博物院曾举办“邓石如先生诞生220周年纪念展览”,展出邓以蛰捐出的珍品。

  作为美学家,邓以蛰参与了清华大学艺术研究室的创建,更重要的是,他曾参与新中国国徽的设计。

  1947年12月,梁思成与陈梦家、邓以蛰联名致信梅贻琦校长,题为“设立艺术史研究室计划书”,建议清华大学设立艺术史系及研究室。很快这个建议通过教授会的审批,设立了“艺术史研究室”,增进了学生对艺术的欣赏。

  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刊登公开征求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启事,清华大学师生都纷纷参加国旗和国徽图案的设计。

  在初次应征的900余幅国徽图案中,清华营建系教授林徽因与莫宗江合作的国徽图案,因具有强烈的中华民族的特色而得到几位中央领导的赞赏,要求设计者吸取大家的意见,把该图案改进设计成新图案。林、莫经过约一个月的探索,并请清华大学中国美术史教授邓以蛰、工艺美术史教授王逊、雕塑教授高庄及梁思成一同研究讨论,几经改进图案,终于在1949年10月23日完成这幅国徽图案的设计,送全国政协。

  五

  1952年,邓以蛰任教北大,住北大校园内的朗润园159号平房宿舍。从此,燕园未名湖畔,多了一位老人的身影,他常常以欣悦的眼光,看湖畔的翠柳新绿,夏荷除绽。博雅塔下,未名湖畔,老人沉思,或者散步的剪影,留存在北大学子的记忆中。邓以蛰有时去颐和园漫步,坐在昆明湖畔沉思凝想,感受大自然的魅力,领悟哲学的真谛,大自然的美赋予他灵感,为他构建美学理论提供审美经验,大自然的美也印证他的美学理论。

  1955年,邓以蛰的好友林徽因逝世,邓以蛰和金岳霖题写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美学家和哲学家珠联璧合送别风华绝代的林徽因,其中的美感与诗意,伤感与遗憾,尽在这短短的14字中。

  一代人离开,一代人成长。邓稼先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研究所工作,他感到非常欣慰。邓稼先走上国防科学岗位后,长期生活在深山大漠的实验基地,不能看望邓以蛰。邓稼先在《回忆父亲邓以蛰》文中说:“母亲病危,正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双亲才知道我的工作。当我赶到母亲身边时,母亲已经不能言语,就在我紧握她的手时,老人停止了呼吸。我多年不在父亲身边,1973年父亲病危,我正回北京汇报工作,才能看望老人。当时父亲癌细胞全身扩散,非常痛苦,但为了不让我挂念,能专心投入工作,父亲强忍病痛,尽力在我面前保持安详欣慰的神态。 ”

  晚辈成就乾坤,父辈瞑目以息。1973年5月2日,大美学家邓以蛰向儿子投去最后一瞥,告别人间。

  金岳霖送别老友,撰写挽联:露霜葭苍,宛在澄波千顷水;屋深月满,依稀薜荔百年人。这副挽联中有水有月,雅致情深,这和松风水月非常相似。一代美学大师驾鹤西行,一定不会寂寞。

来源:安庆晚报  作者:何诚斌            编辑:钱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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