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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杨亮功辅助胡适开创中国公学往事

时间:2016-10-10 13:28:00

  1919年5月4日,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点燃了近代中国的青春之火。而就在运动结束后不久,1919年7月,一本全面搜集运动第一手资料的新书《五四》便诞生了。编者是一对表兄弟,蔡晓舟和杨亮功。

  前者是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最早的倡建者之一。后者是其表弟,安徽巢县人。杨亮功不仅最早记录了五四,是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期最得力的助手,曾两任安徽大学校长。

  杨亮功是谁?

  杨亮功,名保铭,1895年8月8日(阴历六月十八日)生于安徽巢县(今巢湖市)柘皋镇,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杨亮功从小便沿着私塾、小学、中学的传统教育路径行进。祖父平时爱看《申报》,经常读到关于京师大学堂的一些新闻,便会喊着杨亮功的小名问:“你将来长大是不是要到北京进京师大学堂啊?”杨亮功总是坚定回答:“是!”

  1915年夏,杨亮功从合肥第二中学毕业,带着祖父的遗愿,准备赴京投考当时已更名为北京大学的京师大学堂,但因考期已过,只获得了一个没有学籍的旁听生资格。一学年完毕后,由旁听生改为预科正科生。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对于投考文科中国文学系的资格特别放宽,杨亮功欣然报考,一举成功,正式进入北大本科就读。

  在北大文科读到第三年时,杨亮功的求学兴趣渐渐由中国文学转移到教育学科方面。这可能是受了杜威博士来华讲学的影响。1919年4月,应胡适等人的邀请,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访华之旅,期间在北京大学、北京美术学院等校发表演讲数十次,推广“实用主义”的新思想。胡适更是不遗余力地对杜威的思想进行宣传介绍,并在北大开设“杜威著作选读”课程,提倡教育改革,在国内掀起一股新风。

  正是受到这股新风气的影响,杨亮功开始对教育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北大尚无教育学系,但开设了一些教育课程,杨亮功毫不犹豫地选修了两门,从此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2年6月1日,杨亮功自上海乘轮船赴美,入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在这里,他遇到了美国著名教育家克伯莱,并深受其学术观点的影响,认为“教育本身的进步乃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杨亮功说,他后来从事中西文化教育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与克氏的教育与著作不无关系。

  教育报国,是他一直的梦想。1928年1月中旬,杨亮功由西雅图起程回国,一开始在河南第五中山大学(河南大学前身)担任文科主任,兼授教育概论、教育行政和教学辅导等课程。

  胡适的“贤内助”

  离开河大后,杨亮功本拟赴广州第一中山大学任职,偶然因事经过上海,听说胡适正在那里,遂到其府上请教博士论文事宜。关于这一次见面,胡适在1928年5月7日的日记里有详细记载,两人谈论的多是冯玉祥治下的河南财政、教育经费等问题,并未细谈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等深层问题。

  不过,杨亮功在美六年的教育学背景,似乎引起了胡适的格外关注。一个多星期前,胡适刚刚被一帮朋友“架”上中国公学校长的位置,正值四顾茫然、百般踌躇之际,一下子遇到这位教育学博士,心里自然打起了小算盘。

  几天后,杨亮功第二次去见胡适,二人谈到了中国公学改组的事情。胡适提出想邀约杨亮功到中公,负责行政事务。杨亮功以“已有广州之约”为由,欲作推辞,但胡适很坚定地说:“这不难设法解决。”两人遂约好先赴吴淞参观参观学校,再做定夺。

  中国公学是中国近代教育是上的一个“异类”。1905年11月,因日本文部省颁行《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引起中国留学生群起抗议,继而大部分留学生决议回国,在上海自办一个学校,即为中国公学。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经费支持,再加上都是一群年轻人主办,难免举步维艰,几度陷入困境。公学早期创办人姚宏业甚至为之蹈海自尽,希望唤起国人的同情心,共同维持扶助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给杨亮功的第一印象极差,“耳目所接,嚣杂零乱”。杨亮功用了“深感失望”四个字来评价他参观中国公学后的内心感受,尤其是学生漫无纪律的散漫状态,更是让他这个教育学科班出身的人无法接受。

  在从吴淞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杨亮功壮着胆向胡适表达担忧之意,并劝胡适也不要接手,否则将来可能会无法办理,白白地影响一生的清誉。

  胡适自己尽管也是赶鸭子上架,此时倒生出几分热心,殷切地回应道:“你既是研究教育的人,又以从事教育为职志,不妨以此为试验。”

  1928年7月初,杨亮功接过中国公学校董会的聘书,正式出任副校长之职。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虽然自己已有治理安徽省立一中的经验,但中学跟大学毕竟不同,此番所要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棘手。更重要的是,胡适接手时的中国公学负债累累,经费入不敷出,基本靠教职员垫款维持日常运行。换句话说,需要杨亮功做的,只有四个字:白手起家。

  因经费困难,杨亮功将学校职员数压缩到了最低额。秘书长及总务长均由校董兼任,其中总务长不支薪,另有教务长、秘书、书记、会计、事务、斋务各一人,注册组4人,图书馆2人,加起来不过14人,平均每44个学生仅有一个职员。到后来学生人数激增到1300人的时候,职员人数依旧如此,平均约100个学生才有一个职员。每当学校招考,注册组4人无法应付时,就动员所有职员全体上阵,苦中作乐,众志成城,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胡适身先士卒,校长薪金每月仅支100元车马费,兼课每小时4元,缺课还须按照钟点扣除。这一度连其他校董都感到过意不去。1928年7月24日,朱经农写信给胡适,很是挂念他的个人经济状况:“闻兄在中国公学依然每月只领夫马费一百元,似不够用。上学期所定夫马费是一种过渡办法,似不应永远如此。今年你未在他校教书,仅此一百元安能度日?弟意兄可将家眷迁校内居住,从前的校长,本有这种权利的。薪水也应加高些。校中经费如不足,宜从他项节省,不应专请校长尽义务,下一次开校董会,等我来提议吧。此话你或不愿听,但我的感想如此,照实写出,请你原谅吧。”

  对于薪金待遇,胡适、杨亮功其实都没有特别在意。当时,他们更多考虑的还是中国公学的重整问题。当务之急,有三大校务问题需要处理:一是院系调整,二是聘请教授,三是整顿校风。可以说,件件都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没一件是个轻松的活儿。

  好在有胡适的支持,杨亮功“初生牛犊不怕虎”。1928年7月8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早上亮功与舒谟两君同来,商量中公课程。我主张把法律系废去,把理科三系合为数理学系。”根据胡适的意见,杨亮功等人自1928年暑假起裁散工学院和法学院,其余院系也一律裁并,将文学院与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将法学院改为社会科学院。之前的商学院并入社会科学院商学系,其余六系为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数理学系、史学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和经济学系。这样,何鲁时期的四院十七学系便变成了胡适、杨亮功时期的两院七学系。

  在胡适、杨亮功的精心经营下,经历驱逐校长风潮的中国公学迅速恢复元气,声名远播。杨亮功到校后不久,即着手办理招生,但由于当时风潮刚过,一切尚未理顺,报考者仅有百余人,最终录取30余人。到了1928年8月底第二次招生,报名人数已逾千人,最终择优录取了300余人。等到1929年秋季开学,学生已增至1300余人,以至于原有的吴淞校舍已无法完全容纳,只得将社会科学院搬至上海闸北“八字桥”租房上课。

  两人联手,开创了中国公学的黄金时代。

  

  缘定胡适之

  对杨亮功来说,胡适亦师亦友,既是他学术上的导师,又是他精神上的至交。这是他在中国公学期间无怨无悔、鞠躬尽瘁主持大局的真正原因。而他人生的每一个重要选择,一般都会认真听取胡适的意见。1929年暑假,杨亮功忙完中国公学的招生工作,回到安徽大学帮忙,就与胡适的支持不无关系。

  胡适是创设安徽大学的最早支持者之一。据安徽教育界前辈胡健吾回忆:“大学最先发起人为蔡晓舟。民国十年六七月间,蔡晓舟为大学事,奔赴北京,在香厂东方饭店,宴请安徽旅京同乡会数十人,报告安徽有设立大学必要之意义,旋由江朝宗、许世英、柏文蔚、李国筠、胡适、高一涵、姚憾、吴复振等二十余人,联名函请省长聂宪藩予以提倡。”蔡晓舟,安徽合肥人,杨亮功的表兄,是安徽大学筹建最积极的倡导者。在蔡晓舟等人的呼吁与努力下,许多皖籍旅外的学界名流纷纷返皖,鼓吹创设安徽大学,并发起成立安徽大学期成会。1921年8月,胡适回到安徽,先后多次发表演讲,提出数项主张,其中就包括提议创设安徽大学。

  由于安徽政坛动荡不安,官员更换频繁,大学筹备时断时续,几度“难产”,直到1927年11月才被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安徽合肥人、北京大学教授刘文典应邀担任文学院主任兼预科主任,主持筹备工作。1928年10月,安徽大学首批本科生入校开学,是为安徽现代高等教育的肇始。

  此间,安徽省政府层面一直在物色合适的大学校长。据胡适日记记载,他刚接手中国公学不久,杨亮功、郑通和等人就屡次劝他去做安徽大学校长,但胡适说“赌咒不干”,并坚定地表示:“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

  胡适不愿意揽这个差事,主要是对当时安徽的政风、学风缺乏足够的信心。果不其然,安徽大学正式开学不到两个月,部分学生就与隔壁的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师生发生冲突。刚巧蒋介石到安庆巡视,于是召见代行校长职权的刘文典询问内幕。刘文典生就一副傲骨,根本不理睬蒋介石的大声呵斥,当场出言顶撞。蒋介石一气之下,令人将其拘押。后来,还是在胡适、蒋梦麟等的斡旋之下,刘文典才被释放出来。

  这件事,令胡适感触颇深。在后来那篇闹得沸沸扬扬的《人权与约法》里,他就专门写到这件事:“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挺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刘文典去职后,安徽省教育厅长程天放兼任安徽大学校长,直至1929年6月提出辞职。有一天,杨亮功正在中国公学办公室里看书备课胡适,突然走了进来,大声说:“亮功,安庆是去不得的。”杨亮功一头雾水,不知究竟,连忙追问是怎么回事。原来,当天的《申报》上刊载新闻说:“兼任安徽大学校长程天放辞职,继任以杨亮功的可能性最大。”杨亮功笑了,回答说:“这不过是一种揣测之辞吧,实际上我与安徽省当局并无任何接触。”胡适听了,仍喃喃自语道:“安庆去不得的,安徽学风甚坏,说不定今日欢迎你的人,就是明天反对你的人。”

  胡适话是这样说,但心里其实还是很牵挂家乡的高等教育事业。过了一天,他又急匆匆找到杨亮功说:“安徽大学校长问题不能久悬,我想推荐抚五继任。”话没说完,便拿起笔撰写电稿,向安徽省政府委员孙养癯推荐王抚五(星拱)继任安徽大学校长,并拉着杨亮功一道列名推荐。没想到,这份电报真的起了作用。

  王星拱,字抚五,安徽怀宁人,早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1916年回国后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主张“科学万能”,是《新青年》杂志的核心撰稿人之一。安徽大学筹备期间,王星拱屡次受邀主持大局,最终却因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以及安徽教育界内部派系斗争而作罢。1929年7月,由于胡适和杨亮功等人的推荐,一直主持国立武汉大学校务工作的王星拱再次接到安徽大学的邀请,只好同意暂代校长之职。由于身兼武汉大学副校长一职,无暇分身,王星拱只得写信给胡适和杨亮功,恳请杨亮功前往担任文学院院长兼秘书长,帮他打理一切。

  等杨亮功到校后,王星拱将安大事务全部交给他处理,自己又回到武汉大学。本以为只是暂时代理,没想到王星拱一去不返,杨亮功只得独立支撑学校大局。就这样,杨亮功留在了安徽大学。虽然杨亮功中途一度回到上海,并准备重回中国公学,但拗不过安徽方面再三邀约,且考虑到胡适已辞中国公学校长职务,遂于1930年6月正式出任安徽大学校长。

  1931年8月,杨亮功辞去安徽大学校长职务,应北大校长蒋梦麟之邀,回到北京大学教育系任教。此系属新设学系,为文学院五系之一。时任文学院院长的正是胡适。

  1949年5,杨亮功避走台湾,与胡适再续前缘。1952年11月19日,胡适由美赴台,做短期讲学,全程陪同的正是时任“监察院”秘书长的杨亮功。23日,两人联袂出席中国公学校友会欢迎。面对熟悉的容颜,往事又历历在目,胡适现场发表演讲,共忆中国公学岁月,感慨万千:“我觉得我们的母校自有它光荣的历史,不问我们的母校能否恢复,而它的历史是不朽的。”

  人生就是一次经过,来来往往,匆匆忙忙。蓦然回首,却有一份温暖在心间。回望杨亮功的人生历程,少年学成,回国后不久即投入中国公学、安徽大学等高校的日常管理之中,到后来因国家需要进入政坛,夙夜在公,不辞辛苦。

  1992年1月8日,杨亮功因心脏衰竭病逝于台北,享年97岁。他的一生,或许可以用他生前最喜欢的康有为诗句来描述——

  嫣红姹紫满山春,采药寻香欲赠人。

  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

  (来源:微信公众号【安徽章玉政】)

来源:中安在线  作者:            编辑:钱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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