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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淮河流域文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贡献

时间:2016-12-20 16:39:00

  淮河流域属于南北气候的过渡地带,气候适宜,自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存活动足迹,至距今一万年后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逐渐在淮河主干流沿岸定居下来,并繁衍生息,创造出独特的区域文化,显露出多彩的文明曙光。史前的淮河流域精神文化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原始宗教的发展

   

尉迟寺出土“鸟形神器”

  史前时期的淮河流域相关遗存和遗迹已发现不少,主要体现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在祭祀活动中所举行的仪式和相应的活动等。例如在双墩遗址、定远侯家寨遗址的刻符中就发现了多件不同式样的太阳纹,其中间划出小圆圈,四周刻有放射性直线或三角纹;在邳县大墩子遗址出土的一件石纺轮上也有类似放射状图案;尉迟寺遗址瓮棺上刻符一般解释为日、火、山,也可说明尉迟寺人对太阳的崇拜之情。对龟、鸟的崇拜也是淮河流域较突出的现象。龟为“四灵”(《礼记·礼运》)之一,在史前的占卜活动中龟或龟形器被大量运用,作为媒介将天与人沟通起来。贾湖、大墩子、刘林、花厅等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晚期遗址中,均发现墓葬中有用龟甲随葬现象,并有数枚小石子包含其中,墓主多为男性。 “淮”字甲骨文是一种鸟的象形,在尉迟寺一组房屋门前广场出土的一件“鸟形神器”,顶端立有一只鸠鸟,淮滨的沙冢遗址则发现了一件长尾红陶鸟形小塑像,这些遗物皆可能与当时的崇鸟习俗有关。祖先崇拜主要反映在一些祭祀活动中,如萧县金寨遗址出土的玉器,其埋葬分布集中于一条带状地层堆积中,并广泛分布一些烧祭的痕迹,与祭祀祖先或神灵有一定关联。也可表现在对男性的生殖崇拜上,像双墩类型文化中就发现有类似男性生殖器形状的陶釜支架。

  祭祀活动大量存在于淮河流域史前不同时期。 《礼记·祭法》有“除地为墠”“封土为坛”“掘地为坎”一说。对于这些祭品的处理,主要采取燔烧、瘗埋或灌注的方法。其中用动物献祭是最常见的现象之一,龟、狗、猪、牛等为最常见的用祭动物或动物组合。贾湖遗址有专门的龟坑或狗坑;尉迟寺遗址中发现大汶口晚期的小型祭祀坑4个,坑内多埋有陶器、兽骨、零星人骨、龟甲等,各坑一般置一具完整的家猪;平粮台城址内一祭祀坑发现一大一小两头完整的牛。至原始社会末期,祭祀活动的规模更加宏大,像在蚌埠禹会村遗址发现的一处大型祭台,由灰、黄、白三色土人工铺垫而成,面积近两千平方米,其间还分布着与祭祀活动相关的祭祀坑、烧祭面等,并出土有动物骨骼和大量的陶礼器。

  人牲与人殉的出现是淮河流域距今五千年前后出现的新特点。在花厅大汶口文化墓地8座大墓,共发现18具殉人,最多一墓殉葬5人,绝大多数为幼童和少年,通常置于墓主人脚头一侧,与猪、狗混在一起。龙山文化时期的人牲甚至是随意处置的“乱葬坑”现象较多见,如永城王油坊遗址一座建筑基础的土墙下,发现用于奠基的三具儿童骨架,呈一字形顺墙排列。

  原始宗教仪式活动需通过某些法器进行。淮河流域普遍发现的内带小石子的龟甲,除兼具发声功能外,也可能与占卜活动有关,尤其是贾湖龟甲内石子还有深浅两种颜色,被摇出龟甲的不同颜色石子的数量无疑具有一定表意功能。在永城王油坊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已经发现有卜骨,表面有火灼烧的痕迹,这当是占卜的结果。尉迟寺遗址龙山文化层中发现的几件七足镂空陶器,造型奇特,也或被认为与祭祀所用法器有关。

    二、音乐的出现

  中国传统乐器分为“八音”,在商周时期就已成熟,进而在西周时期发展至一套完备的礼乐制度,在早期中华文明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一套成熟的乐理知识的产生必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因此通过出土乐器来了解音乐的产生、发展,也是了解中华文明起源不能忽视的层面。淮河流域音乐滥觞甚早,贾湖遗址出土的距今九千年的骨笛为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原始乐器,也是乐阶最为完善的乐器之一。骨笛由丹顶鹤的翅骨制成,管上有数量不等的等距圆孔分布,最早期为五孔骨笛,后逐渐发展至八孔,分别可以吹出四至七声的音阶,甚至变化音阶,达到较成熟的阶段,可以较好地表达思想感情。另一类乐器陶鼓,文献中称之为“土鼓”,是另一类本地多见的乐器种类,在距今七千年前后的淮河流域首先开始出现,较之其他地区的陶鼓,不仅数量多,且类型更加丰富、复杂。石磬也或是史前淮河流域使用的一种打击乐器,如《尚书》所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所用之石,就是出自“泗滨”的“浮磬”。

    三、天文地理的认知

  淮河流域以平原为主,易受洪水侵袭,先民们在选址定居前,就已根据当地的地貌,因地制宜发展出一套科学的居住模式。从目前发现的聚落类型看,先秦时期,聚落多为一种土台式结构,俗称为“堌堆”,现存高度一般在2-5米。其营建之初,一般会选址在离河流不远的地势较高亢之处,并在此基础上垫土为台,由于使用时间较长,土台被逐渐垫高,从而形成了今天所见到这种独特的地貌特征。其内的居址门向也多朝南分布。城址的选址在普通聚落的基础上,也会有选择地根据地形,采用依山背水,坐北朝南。如郑州西山古城,即北依西山、南临枯河,这种布局方式也为后世城址所沿用。

    四、审美观念的出现

    自裴李岗文化起就出现了一些动物或人物形的小型泥塑偶像,有羊、猪、熊、猴或人面造型等,其造型或抽象或较为写实。像淮河中游距今七八千年间的顺山集、双墩、侯家寨等遗址中,发现不少类似塑像,像双墩出土的一件泥塑人面像,就塑造出一副清晰的面庞,面颊还有纹面的痕迹。大汶口时期的动物形陶塑造型更加生动活泼,这时常将陶器塑造成动物造型,如猪或狗形的陶鬶,此类做法在淮河流域较为突出。由于受仰韶文化的影响,彩陶在距今六千年后开始在淮河流域流行,并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彩陶颜色丰富,有黑、红、白、褐、黄等,并用于绘制一些几何或植物类纹饰。距今六千年以后陶器制作技术的逐渐进步,使得淮河流域陶制品造型有了明显的改善。陶器器型逐渐规整、修长,诸如圈足等部位出现的镂空装饰、竹节形器座等设计无疑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至龙山时期的一些器物造型和纹饰已经成为夏商青铜器相应的母型了。

    五、文字的萌芽

蚌埠双墩遗址刻划符号是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

  淮河流域可以说是在甲骨文出现之前文字(符号)发现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不仅时间早、跨度大,类型也十分丰富,在各个阶段都有着较强烈的认同性。早期以淮河上游贾湖遗址出土契刻符号为代表,该遗址发现14件刻划在龟甲、兽骨、石器或陶器上的符号,共有16例,以契刻单个符号为主,有一些与甲骨文写法类似。中期以双墩及其周边遗址发现的刻符为代表,种类更多,发现刻划符号600多个,大多刻划在碗底,从符号的刻划形状来看,可分为象形和几何形两大类,猪形、鱼形、杆栏式房子形、花瓣形、蚕丝形、太阳形较为写实,几何类则有横形、竖形、叉形、勾形、十字形、三角形、方框形、圆圈形等符号。有些符号反复出现或与其他符号构成复合、组合符号,有着强烈的表意功能,如组合符号的鱼形和双弧线形或与方框形组合等,三角形和鱼形、花瓣形组合等,方框形和蚕形、花瓣性、勾形组合等重弧线形和横线形或圆圈组合等,半框形和一道或二道横线形组合等,十字形和圆圈形组合等符号,形成了双墩刻划符号的特征,与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符号有着鲜明的区别。学术界认为蚌埠双墩遗址刻划符号是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对研究中国乃至世界文字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大汶口晚期出现的刻划符号和龙虬庄刻文可作为距今五千年后淮河流域的代表,在莒县陵阳河、蒙城尉迟寺等大汶口遗址中,均发现有刻制在用作葬具的大口尊上腹部的符号,这批符号在淮河中下游的同期有着较广泛的分布,是大汶口人群所认同的表意符号。高邮龙虬庄在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地层中发现一件刻文黑陶片,有八个刻文和符号刻在陶片内壁,以竖行两行排列。左行四个像甲骨文,右行四个像动物造型。类似的将多个符号以竖行有序刻制在陶器表面的现象,在黄河下游的邹平丁公遗址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多个遗址中也有发现。淮河流域在龙山晚期出现的这类批量符号尽管无法辨识,但无疑具有原始文字的表意功能。

来源:中安在线  作者:陆勤毅 朱华东            编辑:钱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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