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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生物学知识的渊源和发展

——学者郑樵等为 “鸟兽草木之学”奠基

时间:2017-01-12 11:57:00

  北宋时期生物著作的大最涌现,及其在学术上和实际生活中显示的重大意义,促使南宋初期的学者更加深人地思考有关“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要性。如果说北宋时期只是出现众多学者刻意撰写生物专门著作,有营造一间学问的倾向的话,那么到了南宋初期,则较为清晰地出现了为创立“鸟兽草木之学”的理论说明。

  最早提出这一问题,明确强调“鸟兽草木之学”非常重要,并且致力使之发展的学者是著名史学家郑樵(1103—1162年)。郑樵是南宋初期一位知识非常渊博的学者。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他非常重视生物学知识的获得和传播。引人入胜的是他从治学的角度而不是从资源的角度出发强调动植物知识的重要性。他举学习《诗经》为例,认为:“若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不识雎鸠,则安知河洲之趣与关关之声乎”。他认为汉代的学者不了解这一点,因此“鸟兽草木之学”就停滞不前了,即所谓“汉儒之言诗者,既不论声,又不知兴,故鸟兽草木之学废矣”。他认为,三国时期的陆机认识到掌握生物知识的重要性,所以撰作了《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但陆机记述的知识不够系统,后来能加以发展的很少,原因在于“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但是本草学的发展,在古代生物学知识的积累方面还是很有意义的,这是因为“惟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学之者,务在识真,不比他书只求说也。”在这里郑樵提出了他对宋以前生物学未能很好发展的原因分析;同时强调实践对获取生物学知识的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他不认为本草直接属于“鸟兽草木之学”范畴。

  基于自己的分析,这位学者采取行动,在实际观察和资料整理两方面同时下功夫,以实现其发展“鸟兽草木之学”的目的。郑樵在《昆虫草木略·序》中曾写到:“臣少好读书,无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于是取陶隐居之书,复益以三百六十以应周天之数而三之。已得草木鸟兽之真,然后传《诗》,已得诗人之兴,然后释《尔雅》。今作《昆虫草木略》为之会同。……夫物之难明者,为其名之难明,名之难明者,渭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别。是以此书尤详其名焉。”从序中可以看出,他崇尚本草学家陶弘景的处世态度和治学精神,试图通过实际观察,在尽可能了解各种生物的基础上,对包括解释《诗经》、《尔雅》以及本草在内的生物学内容进行总结,将”鸟兽草木之学”作一番发展。

  经过山林中居住30余年的读书、探索和请教“农圃之人”,郑樵终于写下了在古代生物学发展史上有重要价值的《昆虫草木略》一书。这本书郑樵自视甚高,把它列为自己巨著《通志》的“二十略”之一。《通志》的“略”相当于以前史书中的“书”或“志”,如《史记》中的“河渠书”、《汉书》中的“律历志”。郑樵在《通志·总序》对其“二十略”有这样的解说:“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谓之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作为“大学术”之一端的《昆虫草木略》,其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治学时识别“名物之状”。对此同《序》有这样的表白,说:“语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状难识。……五方之名本殊,万物之形不一。必广览动植,洞见幽潜,通鸟兽之情状,察草木之精神,然后参之载籍,明其品汇。故作《昆虫草木略》。”由感于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要性,从而努力创作《昆虫草木略》,把它当作重要的学术的一个方面,确实是他创造性的构建。

  《昆虫草木略》大约是郑樵自己认为在发展“鸟兽草木之学”方面的奠基性著作,因此,原先的设想的内容框架应当是比较大的,即上面所说“取陶隐居之书,复益以三百六十以应周天之数而三之”。但不知何故,《昆虫草木略》中并没有达到这个数目。不过所包括的动植物种类还是相当丰富的,记有植物约340种,动物130余种。作为展示学术的一个方面,或者作为一间学问的基本著作,就当时而言,还是说得过去的。从书中的记述来看,郑樵显然认识不少动植物。在解释动植物名称方面,他历述了各生物名称的源流,各书所提及的辨识和相似植物的互辨,确有不少精彩独到之处。在生物分类方面,郑樵的书显然受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影响,区分动植物为草类、蔬类、稻粱类木类、果类、虫鱼类、禽类和兽类。郑樵的著作与上述《埤雅》有所不同。在《昆虫草木略》中,除《埠雅》也大量引用的《诗经》、《尔雅》、《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尔雅注》外,也引证一些唐代《新修本草》和《本草拾遗》,以及北宋的本草著作《图经本草》的内容。此外,还引用了《齐民要术》等其他一些著作。这说明郑樵对以往的鸟兽草木知识确曾作过考查研究,并根据自己的意愿予以总结继承。这体现了他试图博采众家之长,在构建“鸟兽草木之学”方面进行了丰富的资料准备。

  为使自己构建的"大学术"基础更加牢靠,郑樵还投人大量精力编写“动植志”等其他生物学著作。受北宋学者重视给生物著作(包括本草)插图的启发,郑樵也很强调在生物学著作中加上插图这种方法的先进性。他在《通志·图谱略》中写道:“图,经也;书,纬也”;又说“别名物者,不可以不识虫鱼草木。而虫鱼之形,草木之状,非图无以别”[2];生动地说明了插图对于辨别生物、传播知识方面的重要意义。

  郑樵强调“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要性,在这门学问的建构方面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但他关于生物知识重要性的说明虽然冠冕堂皇,但未免失之偏颇,不足以为当时类型众多的生物著作杂彩纷陈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当时有些学者以一种更为宽泛的理论强调动植物知识的重要性,其基本观点正如著名学者程大昌(I123—1195年)在《演繁露》中所表述的:“大学致知,必始格物。圣人之教,初学亦期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他们认为治学要“格物”[6]以提高认识,首先就应多掌握有关生物学方面的知识,从对外部世界认知的需要强调生物知识的重要性,因而显得更加圆满和具说服力,并为不少学者所认同。

  理学家朱熹(1130—I200年)也提出:“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3].后面我们还要提到的一些生物学著作的作者,常用"格物"所需为自己作品的创作提供理

  论依据。如《尔雅翼》的作者罗愿(1166年进士)在《尔雅翼·序》中阐述自己撰写这本生物学著作的缘由时说:“惟大学始教,格物致知。万物备于我,广大精微,一草木皆有理,可以类推”。王贵学的《兰谱·序》中,也有种兰是“格物非玩物”的表白。此外,韩境在《全芳备祖·序》中指出,《全芳备祖》是部“独致意于草木蕃庑,积而为书”的作品;因为“大学所谓格物者,格此物也”;“昔孔门学诗之训有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因此,陈景沂编的书是有意义的。陈氏自序中也认为:“大学立教,格物为先;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亦学者当务”。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历史新知            编辑:钱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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