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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遂《四库全书总目·杏花村志十二卷》提要解读

时间:2017-04-05 10:20:00

  《四库全书》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馆纂修,经十年始成。共收录书籍3503种,79330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称为“四库”,另仅存书名的“存目”书为6819部,94034卷[上述数据来自《辞源》(修订本)]。《四库全书》纂成,命纂修官对收录和存目二项书籍撰写“提要”(包括作者生平、版本源流、内容要点、基本评价等),经总纂官纪昀的“笔削考核”定稿,编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贵池郎遂所撰《杏花村志》聚星楼刻本作为全国唯一村级志收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史部三十三、地理存目六,并撰“提要”以示肯定。现以北京图书馆藏《杏花村志》聚星楼刻本影印本后“附《四库全书总目·杏花村志十二卷提要》”(以下简称“此提要”)为准,抄录如后:

  杏花村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郎遂撰。遂字赵客,号西樵子,池州人。按杜牧之为池阳守,清明日出游,诗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句,盖从言风景之词,犹之杨柳岸、芦荻洲耳。必指一村以实之,则活句反为滞相矣。然流俗相沿,多喜附会古迹,以夸饰土风。故遂居是村,即以古今名胜、建置,及人物、艺文集为是编,盖亦志乘之结习也。至于并郎氏族系亦附录其中,则并非志科体矣。

  对此“提要”,贵池人刘世珩于己未(民国八年即1919年)二月十五日在《杏花村志》唐石簃刻本的《跋》中对此提要的部分说法提出异议:“提要谓为滞相亦一偏之见。后载郎氏族系即古人叙录之意,不必讥其为庞杂也。”笔者研究“杏花村地望之争”,曾读过此提要多遍,也有自己的感受,现以“解读”方式示如后。此提要共156字,分“标题”和“正文”两部分,“正文”又分为五个层次。分述如下:

  杏花村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此为标题,注明出书名、卷数。此书来源:系浙江巡抚从社会上搜集得来呈进“四库馆”。简称“采进本”。

  编纂《四库全书》始于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乾隆帝曾两次诏示各省抚督报送书籍,然各地敷衍以对。时任安徽学政(顺天人氏、进士出身)上奏《谨承管见开馆校书折子》,提出四条建议,迎合了乾隆帝标榜稽古、广搜书籍的要求,朱筠由此得到乾隆帝“加恩授翰林院编修,在四库全书馆行走”。朱筠由此直接参与了《四库全书》纂修工作。在征集书中,安徽官府共进呈516种书籍。寓外皖籍人献书达三千多种,尤以徽州人呈进最多。而朱筠却忽视了人文荟萃、古籍多多的池州府。结果是“墙里开花墙外香”,贵池县郎遂所撰《杏花村志》却为浙江巡抚熊学鹏从社会上收购,作为“采进本”呈进“四库馆”。故有“杏花村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之说。

  国朝郎遂撰。遂字赵客,号西樵子,池州人。

  “国朝”指清朝。《杏花村志》为清朝郎遂所撰。接着说明作者姓名、字、号和籍贯。

  按杜牧之为池阳守,清明日出游,诗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句。

  因“宋置池州池阳郡”,后人称池州,亦称“池阳”。晚唐会昌四至六年(844-846),杜牧之由黄州迁任池州刺史。清明日出游作《清明》,诗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句。这句话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明确:“杜牧在池州刺史任上,清明日出游贵池杏花村,作《清明》诗”。

  盖泛言风景之词,犹之杨柳岸,芦荻洲耳。必以一村以实之,则活句反为滞相矣。

  这段文字指出前句“牧童遥指”的“杏花村”,和“杨柳岸、芦荻洲”同样,均是“泛言风景之词”的“活句”。“杏花村”“必以一村以实之”,意即此诗中的“杏花村”,必须是真实存在的“杏花村”,否则是说不通的(“滞相”谓“不流通”之意)。笔者以为,“牧童遥指杏花村”,是一主语(牧童)、谓语(摇指)、宾语(杏花村)搭配的完整句式,从语法上是说得通的。是指牧童用牛鞭指向相隔一段路程的“前面”或“那边”的杏花村。虽说是“遥指”,而是有方向、有对象的“实指”,而不是“泛指”,更不是像“杨柳岸、芦荻州”那样的“泛言风景之词”。但从积极方面去看“必须以一村以实之”,这是一句关键的过渡句,为后面的“遂居是村”作了很好的铺垫。

  然流俗相沿,多喜附会古迹以夸饰土风。故遂居是村,即以古今名胜、建置,及人物、艺文集为是编,盖亦志乘之结习也。

  “附会之风,古皆有之。”所谓“附会”指“事之不相联属者,相会为一”,意即“牵强附和”,把不相干之事联在一起。通览《杏花村志》,在距今三百多年的清康熙王朝之前,即有“金陵杏花村”、“丰县杏花村”、“玉山杏花村”和本省“皖口杏花村”,因附会古蹟与“贵池杏花村”有地望之争,“金陵杏花村”争之最盛。郎遂在《杏花村志》中逐一予以评驳。“提要”接着指出:郎遂世居贵池杏花村,以杏花村的“古今名胜、建置,及人物、艺文集为是编,盖亦志乘之结习也。”“志乘”即方志,“结习”统称“积久难破的习惯”。这就是说,郎遂按照历史上编志的“积久难破的习惯”做法编撰《杏花村志》,是符合编志的体例的,是可信的。

  至于并郎氏族系亦附录其中,则并非志乘体矣。

  编写郡县志,各姓族系均不入志。某姓名人则列在“乡贤”、“名儒”、“列传”之中。然而在村志中,将某大姓族系附录其中,也并非不可。理由是:其一,史载唐代百户为里,五里为乡,长安、洛阳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社会,乡村构成整个社会的基础。古时的乡村人口稀少,呈现高度的分散性,通常是几十户、几百户聚居在一起。聚族而居、相互守望、烟火相连,形成以某姓为主的一个个村落。就本人所知的池州乡村,就有“谢家村”、“柯村”、“老田吴”、“上峰罗”、“杜村”、“姚街”、“老屋张”等以某姓为名的大村落。自宋以后的家族出现平民化的趋势,至明、清两朝家族已成为地方自治的基础与前提,成为国家地方政权与农民之间的必经的中介,此时的家族已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当时的地方官员一般只管到县、乡一级,县乡以下基本通过家族来自治。郎氏聚族而居是村,在杏花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二,《杏花村志》载:“池谚称郎、王、许、戴谓贵池在城历唐宋元传于明初,入版籍者只四姓,如户牒所开其据也。按族谱(郎)礼卿由人才举官理问,世居杏花村,为(郎)文韶公子。承先启后,大振家声。”县志曰:“其姓繁衍聚族而居,至今号称其地曰郎家冲”。从村志中所列郎姓族系看,除“支系繁衍分籍于邻邑、迁居乡村、都市”外,传至郎遂已是第十三代。史上郎姓有人任过主簿、守备、将才、局宰等官外,还有庠生14人,其中府庠5人。郎遂既是邑庠,也是府庠。这些庠生均享有一定的待遇,其实都是村中有威望的“问事先生”,起着地方官员所起不到的作用。郎文韶、郎理卿均是有过官职的德高望重之人,尤以郎遂祖父郎仲久单骑入十万貔貅之中,游说左良玉从池州撤兵西退,“以救垂亡之城,其功甚伟,其德甚大。然非闻孙如赵客恐亦湮没而不张矣。”可谓“郎氏名贤多,琅琅照千古”。郎氏族系收于志中,于情于理也不为过。

  其三,郎遂在“焕园”条下有诗云:“贫士家风徒其志,无由负郭也何如。”可见郎遂家境并不富裕。尽管当时刻书成本不算高,但刻一百字也要三分白银。郎遂撰志属私修坊刻,既无府县衙门的财政拨款,也无民间赞助。郎遂撰志是完成家父郎必先的生前嘱托,完全出于对乡土的热爱,编修村志以矜其邦族、美其乡里,是可以理解的。府县官衙也是不便干预的。何况历史上还有乾隆间四川泸县的《九姓司志》、嘉庆间《九姓备志》和光绪意《九姓乡志》等大姓志。《杏花村志》并入郎氏族系并非不可。

  其四,综上所述,郎氏族系并入《杏花村志》并非有错,但是总纂官纪昀为什么要在此提要中指责“并非志乘体矣”。这是因为乾隆皇帝为炫耀其“武功文治”,对《四库全书总目》由其“钦定”,对所收书目和“提要”要求极严,发现问题追究责任,处罚极严,纪昀不敢疏忽。纪昀为照顾乾隆帝的虚荣心,所以在撰写或审核每部书的“提要”时,都要找出一些,哪怕是一点“瑕疵”,都要一一标出。一显纪昀负责,二显“皇上圣明”,以求皇上欢心。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囊括百家,统驭万类。卷帙之富,成就之高,为古典目录学之绝无仅有”。清人张之洞教导后人:“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即略知学术门径矣。”笔者所作《四库全书总目·杏花村志十二卷》提要解读,是读村志文献“提要”的一点心得体会,抛砖引玉。

来源:池州日报  作者:郎永清            编辑:钱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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