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安在线首页|中安在线手机版|安徽发布|省政府发布|中安在线微信|中安在线微博

设为首页

英文|简体|繁体

您当前的位置 : 历史岁月回眸岁月要闻

知青回眸十五年蹉跎奋进逐梦

时间:2017-05-02 16:27:00

  知青姓“知”,这“知”字中包含的不仅是知识,更是知情理、喻道理、求真理。环境恶劣羁绊不了他们对知识的探索,经济落后泯灭不了他们对真善美的追求。“知”而后“行”,在“行”中求“知”,有着15年“知龄”的高飞和他的同伴们用不懈的奋进诠释着那个时代特定的“知青”这个词的含义。

  高飞,1946年1月生,1965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实验中学,后报名上山下乡,于同年9月赴皖南祁门县大坦公社插队落户,除务农外当过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直到1979年返回合肥。先后在合肥十五中、五十五中任教,1983年进修毕业于合肥教育学院。1987年调民盟安徽省委机关工作,先后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副秘书长。2006年退休。

  义无反顾的“知青”路

  曾有人根据时间背景的不同,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成三个阶段:1953年至1966年为兴起阶段,1967年至1976年为高潮阶段,1977年至1980年为衰落阶段。而我从1965年上山下乡成为一名从省城到皖南插队的知青,到1978年回到合肥,正好跨越了上述三个阶段。

  记得是1965年夏天的一个午后,邮递员送来了通知,是母亲先接到拆开的。“……你未被录取……”我反复看了好几遍,头脑中一片空白,就听母亲在一旁说:“也好,也好……去,去看场电影去,别想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到了光明电影院,怎么把《青春之歌》的上下集看完的。懵懵懂懂回到家里,背着母亲让眼泪纵情地流出。这就是我赶上的“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

  当年的高考落榜,摆在我面前的要么下乡,要么就业。“下乡去,当个有文化的农民,天下总得有人种田!”母亲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响起。在母亲的劝导下,我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知青之路。

  我所插队的祁门县大坦公社大坦村是公社所在地,背山临河,家家都是粉墙黛瓦,高大的徽式宅院之间是青石板铺就的巷弄,溜光滑润。村口临河的房屋前是一条流水淙淙的小河,清澈的流水下鹅卵石粒粒可数。临河设有“仙人靠”(当地人称“栏杆凳”)。最富诗情画意的是村头有一架名为“安阜桥”的廊桥。我们知青就安排在离廊桥百米左右的、临河一所旧宅子里。

  我们刚进村,老乡们亲热地称我们为“新社员”。安排的房子和家具虽是旧的,但生活、劳动用具一应俱全,新砌灶台前码放着干柴,米粮盐菜全准备好了。虽然那时国家为每名知青下拨了160元的安置费,但能如此细致地安排,还是很不简单的。生产队长是村里的绝对权威,我们的一切由他安排。比如床板不够,他一声令下,便有人扛来粗大杉木,架起拉锯,半天下来,一副散发着木香的厚实床板便安在我的床上。

  我们真没想到生产队考虑得那么周全:已为我们划分了自留地,派全村最会种菜的妇女教我们种菜。最初几天,怕我们不会烧柴,也是由社员来帮着做饭。最让人感动的是,在菜地的菜还没长出之前,全由社员轮流送蔬菜。为防止挨家轮户时被哪家忘了,队里特意做了个形似令箭的竹牌,一户户转递,令箭到哪家,哪家便早早备下新鲜蔬菜。时值深秋,白生生的萝卜、水灵灵的青菜,有的人家还在篮子里放上几个鸡蛋、一刀咸肉、几块盐猪油。送菜来的大多是大姑娘、小媳妇,红着脸,用很生的普通话说声:“没有大菜(即猪肉),胡乱吃罢!”放下来转身就跑,我们连说声谢谢都来不及。

  既累又乐的劳动生活

  下放的主题当然是劳动了。劳动生活很快走上正轨。我们组共6个人,3男3女,夏永阳是组长,管生活、劳动,我是副组长管学习。每天清晨参加民兵出操,早饭后跟社员一起上工,留一人值日烧饭洗衣。晚上则围坐一桌,煤油灯下共学毛选,记日记。

  山区农民最大的特点是出门就带刀,生产队请来铁匠根据我们性别、体力强弱,每人打了两把分量不同的柴刀和草刀。不久我们有了自己一整套劳动工具和“行头”。出门时,木刀鞘往腰间一系,两把刀往身后一插,再打上裹腿(或穿山袜),蹬上草鞋,神气得很。

  冬天很快来临,队里强壮男劳力上山伐木。我们不甘示弱,拿着斧头扛着大锯,跟着钻进深山老林。一棵顶天立地、一两人合围的大树,全靠两人拉扯大锯或一斧一斧地砍,将树放倒,打去桠枝,锯成圆木,顺山坡溜放到山脚,再人抬肩扛运到河边。最累的是抬圆木,刚砍下的松木含水分,一根圆木,少说也有300斤,两人一上肩,就是哭也得挺到目的地。脚下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右肩是沉重的圆木,左肩是一根自制的杈杠。刚开始,腰弓腿抖,慢慢地也就练出来了,脚下稍平坦时便“杭唷杭唷”起来,成了鲁迅所说的“杭唷”派诗人。

  我们是二等劳力,每天只能记8分工。尽管工分不多,但每晚从记工员那里取回工分本看着一栏栏血汗写成的数字,心中还是喜滋滋的。只是一切农活都得学。刀割破了手,草鞋磨破了脚,扁担压肿了肩,一天下来腰酸臂痛,有时连草鞋都没脱,倒上床就呼呼睡去……

  在农村一年之中最忙的节气,就是开春了。经过一冬的修整,全年穿的草鞋备齐了,铁匠打好了新刀斧,篾匠整好了篮筐,人们整装待发,摩拳擦掌。到这个真刀真枪上阵的时候,对我们的照顾也渐渐减少,人们无暇来顾及你,一切靠自己去吃苦磨砺。

  女同学在春天里最忙的是采茶。采茶之劳苦,也不似采茶舞那么诗情画意。须起五更,睡半夜。天不亮就上山,不停地采呀采,天黑才背“茶草”——鲜茶叶回生产队过秤,按斤两计工分。可怜我们的女同学一天忙下来只能挣四五分工。当然,第二年她们中已有夺全队之魁的女英雄了。采茶劳累不说,更有担惊受怕,那就是蛇。祁门山高林深,五步蛇、蝮蛇、眼镜蛇等都有,农民为毒蛇所伤的事时有所闻。社员们对我们再三叮嘱:干活要“先出刀、后出手”,刀有“拨草探蛇”、“打草惊蛇”之效。女同学采茶时,最怕竹叶青蛇,它有时挂在茶棵枝上晒太阳,颜色跟茶树一样,很难辨别,一不小心就会碰上。

  茶叶采回后,由生产队初制成毛茶卖给茶站。下乡前就知道祁门有驰名中外的“祁红”,到了茶乡,当然想学制茶。初制红茶很有技术,从萎凋到揉捻、发酵、烘焙,每一步都有“火候”。我苦学了一季,才略掌握了一二。制茶最苦的是熬夜烘茶。夜晚,烘房里的我汗流浃背,还要一遍遍对着炉火小心翻抖。翻茶的间隙,直想倒头就睡,但一筐又一筐的茶草等着你去做,而且第二天去卖茶时,你紧张地看评级,一旦等级不如人,便懊丧万分,所以丝毫松懈不得。守揉茶机也辛苦,那没完没了的茶叶一筐筐挑来,你得上机、加盖、下机,开关那水力控制的巨大的水轮,忙上忙下,一刻不停,有时直到天亮。制茶的手艺,至今我都还没有忘记。

  当时农民在山上种玉米,种植玉米的地方都是深山野岭,有野兽出没,其中野猪和猴群都能毁坏玉米、稻田。当满山的玉米扯起青纱帐、孕育玉米棒时,看野猪就成了一项特殊的活计。这活不重,白天可以睡觉,夜晚只需在山顶的窝篷前敲敲竹梆、放几颗炮竹吓唬野猪猴子就可以了。但社员一般不愿去,因为要十天半月地住在山上,既照顾不了家,又寂寞难耐。我却因白天能在阴凉的山沟里看书而自告奋勇,争取到这桩差使。

  在山棚住一两天还好,时间一长,整天没人说话,读书也解不了孤独的寂寞,吃饭、睡觉更是艰苦;下雨天就苦了,只能戴个斗笠,披上蓑衣躲在树下。傍晚,便顺着S形小路,一步步爬到山顶窝棚里。这里有用树棍搭起的“床”,比农民优越的是我有蚊帐。山上的蚊子特别厉害,常被叮得大包小包,奇痒难忍。夜里要不断站到窝棚前大声吆喝,把竹梆敲得山响,偶尔再点几个爆竹,吓跑来糟蹋玉米的野猪和猴子。

  教学经历成为教师生涯伏笔

  除了劳动,冬闲是农村文化活动的黄金季节。1968年县文化馆通知我们参加徽州地区文艺会演,必须是自创节目。我想到我们早晚身不离柴刀,就写了一个对口词《柴刀》,跟同学胡功箓排练了一下就上台。这个节目一下子被选中,我们便有了去地区专员公署所在地屯溪演出的机会。这是下乡后第一次出远门。记得在皖南名镇屯溪剧院里,是著名京剧旦角华鸾为我们化的妆,边化边夸:“这两个小伙子真有扮相!”演出后,《徽州报》上登出了剧照,给我的知青生活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从1971年起,我们中许多人当上了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广播员、工作队员、文化站民办工作人员、电影放映员、农技员等等,我们有了发挥知青“知识”技能的天地,农村生活步入一个新阶段。

  当时一些生产队纷纷在家门口办起小学来。请教师则看上了我们这些知青。于是包括我在内的十几名知青成了民办教师。山区村落本来就小,一村一个小学其实是一名教师一个教室,一个人要教四五个年级。请我去教书的生产队慷慨地给我月工资22元。

  生产队在仓库隔出一间教室,学生从家里扛来各式各样桌凳,因陋就简地开了学。上课时,先布置四、五年级做算术题,再给低年级教“红小兵,背粪筐”之类的语文课。待一、二、三年级写作业了,再给四、五年级讲课。可以想见这样的教室里是怎样的情景,常常是顾此失彼混乱一片。来上学的女孩子往往还带来年幼的弟妹,就是说,除了十几名正式学生外,还有五六个婴幼儿,有时大的哭小的闹,糊屎撒尿乱成一团。我站在黑板前,面对那既非托儿所又非幼儿园更不是小学的“教室”,哭笑不得。但我坚持认真教学,学校终于慢慢走上正轨。我不仅能自如地分配时间教五个年级,还能开出体育、美术、音乐课。教室里书声琅琅,歌声阵阵,常常引得路过的家长驻足探望,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能说会算,还会唱歌做操,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我的办公室兼寝室就在教室的楼上,我坐在房间里改作业,也能听到楼下教室里孩子们的声音。所谓“房间”,仅一桌一椅一床而已。白天与孩子们在一起不感到寂寞,可是一到夜晚,则冷清得可怕。如墨的黑暗中,一灯如豆万籁俱寂,面对孤灯,难耐的孤独惆怅袭上心头,只能靠读书来排遣寂寞。

  “农转非”祁门到合肥

  从1978年上半年起,知青“返城风”悄然兴起,而我们全家也于1979年底回到合肥,怀中揣着的是一张十分珍贵的“农转非”户口迁移证。长达15年的知青生活画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

  回到合肥后,我在一所中学任教,之后我考入合肥教育学院进修。我积极投身教改实验,曾在华东、中南地区的中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获奖,在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我被评为安徽省优秀教师,受到省政府的表彰。

  回头想想,我只不过是千万知青中的普通一员,只要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都有自己的酸甜苦辣,都是有故事的人,都能说出一二三来。15年知青生活吃了太多的苦,但正是有了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其后的坎坷困难就不算什么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吃苦是一种生活本钱。如果说这些成绩的取得与15年的知青生活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那就是一句话:磨难是一种财富,蹉跎使人奋进。

来源:合肥晚报  作者:高飞 程堂义 李雨桐 高勇            编辑:钱晶
网站介绍 | 广告刊例 | 联系我们 | 版权声明 | 中安K币
中国安徽在线网站(中安在线)版权所有 未经允许 请勿复制或镜像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皖B2-20080023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1208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