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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鲁彦周创作的钥匙

——从《归来》和《天云山传奇》问世经历谈起

时间:2017-05-15 16:57:30

  鲁彦周是位多产作家,而且品种齐全,从文学到影视剧,堪称“多面手”。在奉献八卷本的《鲁彦周选集》之后,不顾年老多病,多次深入巢湖、大别山、淮河等地采风,补充生活,抱病奋笔,完成了力作两卷本的《梨花似雪》,终因心力交瘁而病逝。这位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很值得研究。因为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有很多“亮点”是带有规律性的,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我认为其中有两部作品,涉及到鲁彦周在文艺界的“定位”,很有必要再回顾、再研究。一是独幕话剧《归来》,二是中篇小说和电影《天云山传奇》。这两部作品有许多“共性”,特别是它们的面世经历更是雷同之极。这些历史现象包涵着值得再探讨的元素。

  先谈《归来》

  1955年,中央文化部下达通知,将在1956年春季举行全国话剧会演,要求各地和相关院团做好准备参加会演。省委文教部会同省文化局、省文联反复研究,最后确定两个方案:先搞一台小戏准备着,同时,组织一台大戏。三个小戏的剧本很快就确定下来了:一是省文联曹玉模的《生产队长》;二是省文化局刁均宁的《下桃园》;三是省文联鲁彦周的《归来》。省话组织力量,很快把这三个小戏搬上了舞台,反映都不错。相比之下,《归来》最好,有戏、有人、有情,主题鲜明,思想深刻。

  这时,由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戴岳亲自操刀的中型戏《搏斗》也脱稿了,反映治淮斗争,属重大题材,又有安徽特色。有些领导决定以这个戏为重点,再搭配一个《归来》,凑成一台晚会。方针已定,省话立即全力以赴。虽然紧张,因为要到北京参加会演,士气高昂,加班加点,乐此不疲,直到上火车,经蚌埠,直奔北京。

  到了北京,安徽演出团住在北纬路旅馆,演出场地在天桥剧场。每个演出团演三个晚场一个日场,以便大家轮流观摩交流学习。安徽演出团每场先演《归来》,休息之后再演《搏斗》。总的反映都不错,说《搏斗》题材好,场面大,气氛热烈。说《归来》戏剧冲突强烈,抓住了当时社会矛盾的一个热点。解放初期,一批干部由农村进入城市,经不起花花世界的诱惑,思想感情起了变化。农村糟糠之妻纷纷盼望出征的丈夫归来团聚,怎么也没想到丈夫归来却提出离婚。这个在生活中反复出现的现象,一旦出现在舞台上,立即引起强烈的共鸣,好评如潮,反映出乎预料。那时评奖,就戏论戏,只看现场发挥,不论任何其他。结果《归来》得了剧本一等奖,演出一等奖,演员、导演等也分别得了二等奖三等奖。《搏斗》也得了一些奖项,相比之下,稍逊一筹。紧接着《归来》剧本发表了,评论也出来了,说它轰动京师剧坛毫不为过。由绿叶变成了红花——一朵带刺的玫瑰,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结果。

  再谈《天云山传奇》

  “文革”十年,天翻地覆。鲁彦周深受其害,机关被砸,放眼全国生产停滞,生活匮乏,心痛无奈,决心封笔明志。四凶覆灭,大地回春,鲁彦周重新拿起笔来,在和陈登科、肖马、江琛合作完成了歌颂农村新时期新政策的电影文学剧本《柳暗花明》之后,深入大别山区,开始动笔撰写酝酿已久的小说,但内容是什么?外人不得而知。

  当时,省文联正在筹办大型文学刊物《清明》,主编为陈登科。他想在创刊号上推出一篇“开山之宝”,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的作品。思来想去,最后决定用刚刚复出的丁玲的《在严寒的日子里》作为头条,含意不言自明,以期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也为新刊物的品格定下一个鲜明的基调。也就在这时,鲁彦周的新作也脱稿了,他作为刊物的副主编理所当然要支持即将诞生的新刊物,也就把定名为《天云山传奇》的新作交给编辑部发在创刊号的后半部。1979年,“清明”创刊号一面世,立即在全国文艺界引起震动,有人戏称文坛皖军又打出了一个“加强师”。丁玲长篇众目所瞩,毕竟是一位著名的老作家,大家都给予深深的敬意,倒是刊在后半部的中篇《天云山传奇》引起轰动。因为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右派”平反问题虽有呼声,但尚未提到日程上来,鲁彦周又一次敏察到这个社会议论焦点的重要性,再一次敢为人先地正面涉及到这个敏感问题,而且义正辞严,为“右派”大声疾呼。各地的“右派”和右派亲属拿着刊物奔走相告,反映之强烈又一次出乎人们的预料。很快,上影厂把它搬上银幕在全国放映;不久,中央有关部门下发了为绝大多数“右派”平反昭雪的通知。小说、电影双双得奖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了。

  当然,有些卫道士也站出来了,他们视《天云山传奇》为洪水猛兽,为大逆不道。有的说是“攻击反右斗争”(此言不差),有的说是“为右派份子鸣冤叫屈”(此话也对),还有的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这就大谬不然了),等等。路不平有人铲。文艺界有识之士奋起反击,广大读者(观众)也侧目以待,嗤之以鼻。谁也没有想到,这场争论惊动了著名的老经济学家孙冶方,他认为《天云山传奇》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看到那些奇谈怪论,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奋笔疾书,刊发《人民日报》,为《天云山传奇》打了一个漂亮的抱不平。这样,《天云山传奇》又从一株绿叶变成了一朵红花——一朵带刺的开着鲜艳花朵的仙人掌!如果说《归来》奠定了鲁彦周在解放初期文艺界青年作家的地位,那么《天云山传奇》则奠定了鲁彦周在新时期文艺界新锐作家的地位。

  这两部不同时期的作品确有许多“共性”。一,“写什么,怎么写,由作家自己决定”。这是邓小平的话。这两部作品正是实践了这个创作真谛,充分调动了作家创作的主动性。二,“写自己最熟悉的,感受最深的”。这是鲁迅的话。这是创作必须遵循的原则,鲁彦周正是体现了这个规律而大获成功。三,“为人民写作”。这是毛泽东的话。这两部作品都反映了社会议论的热点,都是为人民所关心的,虽然带刺,有一点风险,但事关人民疾苦,岂能袖手旁观,表现了鲁彦周的智慧和胆识。四,“酒香不怕巷子深”。这是一句古话。不张扬,不炒作,甘当绿叶,这是鲁彦周的一贯作风,一切由作品讲话,一切由人民评说。五,“相信作家,相信群众”。这是胡耀邦的话。鲁彦周的实践说明绝大多数作家是有良知的,富有责任心和使命感,而群众的鉴赏力是区别作品好与不好的最高权威,有些人总喜欢凌驾于群众之上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五条,我以为是研究和评论鲁彦周创作的钥匙,也是研究和评价当代文艺作品的钥匙!

来源: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作者:柏龙驹            编辑:钱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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