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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于流俗的大学问家周绍良

时间:2017-10-25 10:06:00

  周绍良(左三)和夫人沈又南(左四)及子女合影,右一为周启瑜。(资料照片)

  周绍良(1917~2005)著名红学家、敦煌学家、佛学家、文史学家、收藏家、文物鉴定专家,原籍安徽建德(今东至),其祖父是著名实业家周学熙,父亲是著名佛学家周叔迦。在他去世几年之后,他的女儿周启瑜撰文深情回忆父亲。

  我的父亲绍良先生已经去世多年,双旭花园中他最爱的芍药与玉簪几度花开花落,而我对他的思念却日益强烈。父亲一生做人行事极为低调,即使对子女也绝口不提自己的成就。在追寻父亲的人生足迹中,渐渐地被他博大精深的学识、宽厚坦荡的襟怀、大爱无边的情感、高尚无私的品德深深地震撼。

  笔耕不辍的一生

  家兄启晋整理的《绍良书话》中,父亲的序、跋、前言多达230余篇。涉及红学、敦煌学、佛学、墨、明清小说、戏曲、民间宗教、收藏等八大类。恰如北大知名学者辛德勇先生所云:“对众多知识领域的内容,既博且通。即使是在同辈博学的学者当中,似乎也再没有其他什么人,能够触及如此广泛的范围。”而师从父亲多年的白化文先生在文中仍希望:“老师的相关著作,特别是单篇文章,可能不止目次中反映的那么些,希望师弟再接再厉,继续搜寻,定有意外收获。”父亲勤于耕耘而博学由此可见一斑。

  父亲青年时期正值抗战爆发,周家众多企业倒闭;为生计远涉四川,曾供职于与做学问毫无关系的职务达八年;人到中年又赶上十年浩劫,从湖北咸宁干校回到北京就已近花甲;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除担任佛教文物图书馆馆长,还曾在中国佛教学会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行政职务多年……他用于研究的时间究竟从哪挤出来的呢?我想起儿时住在东四五条后坑19号小院时的情景:父亲住在西屋,20平方米的小屋中除了一张床,就是铺天盖地的书和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酷暑寒冬,只要下班吃过晚饭,就很难见他再迈出房门了。房间的灯光几乎彻夜长明。我和哥哥背地里偷笑说:“咱家不怕小偷,即使来贼也被老爸屋里的灯光吓跑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刚担任中国佛教学会副会长期间身体尚好,由于坚持不肯向单位要车,我常顺道开车送他上班。所见到办公室兼卧室的景象仍如我儿时记忆的一样。

  父亲晚年病重住到我家,带来厚厚的两大包书稿,特为嘱托:“这些本本跟了我很多年,你千万别搞丢了,要好好保存。”直到他去世后整理遗物,才大吃一惊:原来这正是学术界很多学者传之为奇迹,也是至今未刊的,父亲在青年时代便开始辑集的将《册府元龟》中唐史资料分类整理汇编而成的手稿。父亲去世前月余,短暂的吸氧过后仍斜身侧卧,在昏暗的光线下手不释书,有时还用颤抖的手举起放大镜,用笔在书上勾抹。面对我的劝说,他仍固执地摆摆手长叹:“你不懂,我是怕把这些东西带走啊。”父亲去世后,我几次看到他的生前好友国图老馆长、著名的哲学家任继愈,他都感慨:“你父亲一生做的学问太寂寞了。”每逢想起这话时,我似乎又看到父亲书桌前长明的灯光在眼前闪烁,寂寞的身影在学术道路上艰难跋涉。

  认真回忆父亲的一生,虽曾祖周馥官至两广总督、祖父周学熙身为两任财政总长,但他没像周家诸多同辈兄弟一样,私塾起步,继而入大学深造或出国留洋。而是在姚思慎、谢刚主、陈垣等名师指点下,靠超出常人的勤奋与毅力,几十年如一日,寒灯夜读,笔耕不辍,挤出点滴时间,专注、执着。从学而广到博而精,坚忍不拔地用这种别人看来似有些笨拙的方法成就了广博而厚重的学识,成为著作等身的红学家、敦煌学家、佛学家、唐史研究家、明清小说家和清墨的研究收藏大家。

  上海历史博物馆的王毅先生是父亲去世前来医院看望他的最后一位墨友。我当时正在照料父亲,目睹了感人一幕:父亲在王先生殷切的等待中慢慢睁开眼睛,露出惊喜的神情,虽不能说话,仍把毫无血色的手伸向他,久久不肯放开。我明白:父亲的这一握,不仅是在向朋友告别,也是寄托了对后来者研究中国墨学的希望。在《周绍良纪念文集》中,王先生回忆:“绍良先生鉴藏徽墨逾半个世纪,著述等身,驰誉海内。我因雅好,在先生85岁高龄时,与他结为忘年交。我每年必有几次赴京觐谒,聆听教诲……2005年‘五一’期间,突接周先生寄我一函,拆开一看,见一张剪报纸图片旁蛇形般写着‘此墨要注意’5个字。我一看顿时明悟了,先生婉指我文章图片有瑕疵,来函提醒我呢。捧着信,我的心被深深震撼了。这是先生给我的绝笔信和最好的礼物。”

  著名学者白化文先生在父亲去世后著有多篇文章缅怀之。提到父亲毫无保留,提携后学时引用了一句话,概括了父亲的无私品德:“《论语·公冶长》:‘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不啻为先生写照。”现任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秘书长柴剑虹先生说:“如果有人问我:周老治学,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从不保守资料,一心提携后进。”

  父亲对名利看得很淡。关于著名的《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在“文革”前学术界就早有争论。康生认为传世的《兰亭序》不是真迹。郭沫若老也有文章提出同样观点。但父亲并没有人云亦云,他以深厚的学识、运用充分独特的论点论据,写了题为《<兰亭序>真伪考》,反驳了一边倒的观点。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这篇文章在1980年才得以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正式发表。至此,沸沸扬扬的《兰亭序》之真伪的争论才算尘埃落定。虽距他执笔撰文已过去近十年,但父亲心里仍充满喜悦。晚年住到我家时,还和我谈起过此事。一窍不通的我只是遗憾道:“可惜文章没及时在报纸上登啊。他轻描淡写地说:“我不计较这些,只要是对学术界有用就行。”父亲生前唯一用的笔名就是:一粟。其意是:沧海一粟。2004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准备为他出版《周绍良文集》,父亲一再叮嘱送稿子的我:“不要叫文集,太大了,还是叫绍良丛稿吧,这样我心里踏实。”联想起中国佛教学会副会长净慧法师在父亲去世后寄来的悼念诗中写道:“古道谦光和万品,哲人逝去泪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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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            编辑:钱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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