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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港口及其航运业的历史沿革

时间:2017-11-30 10:41:00
芜湖地处长江中下游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芜湖成为理想的通商口岸。
芜湖在春秋战国时代称为鸠兹,位于青弋江腹地(现清水镇一带)。到西汉初年,鸠兹一名逐渐为芜湖代替。至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元封二年),芜湖正式设县。以后几个朝代,芜湖城几度凋敝,县治废置。直至937年(南唐升元年间)复置芜湖县。城市本身,则逐渐由青弋江腹地移到青弋江和长江交汇处。
到了宋朝,在农业发展的推动下,芜湖的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了。特别是以手工业作坊生产的芜湖炼钢业,闻名于国内。商业也得到发展,并逐步成为皖南山区、巢湖地区以及淮河流域的米粮、食盐、木材和多种农副产品、手工业品的集散地。大宗贸易仍是运粮以出、载盐而归,过往船只均泊于青弋江距长江交汇点2公里处。明朝中叶,芜湖的经济进一步发展起来,人口也有了增加。如嘉靖、万历年间歙县商人阮弼到芜经商致富,雇工达千人,涉及旅店、钱庄、码头和郊区农业等多种行业。商业的发展必然要利用水路便利,从而促使航运业发达。当时青弋江内桅樯林立,船艟接至,码头也逐渐向长江沿岸扩展。但是处于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下的航运业,船只均为帆船,吨位小,载运量有限。船舶运输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即使有一些地主兼营航运业,拥有多艘船只,但也是附属于商业的活动,没有专门的统一的航运业组织。
芜湖港成为近代式的航运码头,是在1840年代以后,并且一开始就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特征。1876年(清光绪二年)英帝国主义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将芜湖列为四大通商口岸之一。次年,即在芜湖的范罗山建起英国领事馆,并在弋矶山以南设立租界,还成立了海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更进一步攫得航行于中国内河的特权,直接侵入我国的腹地。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商太古轮船公司首先在芜设立机构,1881年后英商怡和洋行也在芜设立机构。这些机构均设在青弋江和长江交汇口,即现沿江街一带。当时英商船只来芜的数量和次数尚有限,仅在青弋江和长江交汇处的关门洲外江心抛锚设趸船,便于上下水轮船停泊。当时迎江街一带被称作“洋码头”。其后,美商旗昌洋行、德商享宝洋行也相继在芜设立航运机构和趸船。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商日清轮船公司来芜设立航运机构,在关门洲外江中设了大阪、菱边两只大趸船。
《烟台条约》签订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安徽封建官僚为了加强地方势力,在芜湖设置了米捐局和关卡,对芜湖米业加以扶持和管理,使芜湖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从这时起,芜湖航运业除了继承运粮以出、载盐而归的传统外,还大量运进洋糖、洋油、洋火、洋烟、洋布、洋伞等日用百货。据1895年至1904年的统计,芜湖每年出口的粮食多至500万石,1918年最高达到800多万石(每石合120市斤)。当时怡和、太古、三菱、日清等公司的20多艘船,每年运走的大米达100万石至400万石。而大量涌进芜湖市的洋货,仅肥皂一项,1887年销售量就比上一年增加30%,而进口量比1877年增加860倍。
1860年代,帝国主义势力咄咄相逼,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封建官僚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首先从军火工业开始,掀起了洋务运动,作为“自强新政”的一部分。在“与各国通商,宜以商战”的思想指导下,1867—1868年间又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建立民用企业。1872年,李鸿章奏准清廷拨款,创办官僚资本性质的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形式的轮船航运企业。1876年,招商局在芜设立轮运局,这是芜湖最早的航运机构,当时只有船1艘,吨位为619吨。招商局虽然逐渐演变为官督商办,但是由于封建衙门的经营作风,贪污成风,加之船舶设备陈旧落后,一直经营不善。因此在帝国主义势力排挤下,招商局在芜机构规模甚小,仅以临时码头与趸船应付业务。这时,芜湖本地的民族资本也开始活跃起来,有的投资经营轮船航运,据记载:“小轮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商人创设公司,先行江北巢湖、合肥,次行南京、安庆,今则宁国、南陵,内河一带无不通行,共有小轮20余艘。唯冬令水涸则多半停业耳”。以后1904年和1908年在芜又创办泰昌轮船局和源丰轮船总局,这些小轮公司,资本都很有限。1919年以后,江浙财阀虞洽卿所办的三北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也开始在芜设立分公司,与芜湖轮船招商局并驾齐驱,不相上下。
据老工人回忆,现时一号码头至弋矶山下,当时是一片沙滩和芦滩,所有趸船均抛锚于关门洲外江中。各公司趸船位置顺江而下,其顺序是:菱安、怡和、招商、太古、日清。上下客货均经过“洋码头”由小划子接送。德商亨宝公司则在现十二码头的江中抛锚设趸船。上述公司小轮船在江心作业,称作“挂江”。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资本输出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重要手段。在芜湖广阔的江面上,外轮纷至,自由航行。外国的小型轮船还深入到大江两侧的内河航行。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中国海关主权已落入帝国主义手中,1898年又将关税作为外债担保,使外轮入港无需交税,而国轮入港反需交税买关。在芜湖港外国轮船不但在船只数和吨位上占压倒优势,连航运业的一切章程、运价也均由英商主持订定。芜湖港的半殖民地特点更为显著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更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1919年,英商相继在芜湖修建驳岸,建立太古、怡和码头及仓库、办公楼(现九号、十号码头处)。同年又在现航标段处筑驳岸、道路,建立海关大楼。日商三菱公司在现造船厂处设立码头,海轮可直接靠岸装载铁矿石,运往日本。江浙财团的三北、鸿安公司也开始在现八号码头处筑驳岸、建码头。虞洽卿所办的宁绍公司还收买了德商亨宝公司在太古码头下首设立的码头仓库。此时设立在“洋码头”的各航运机构和停泊在关门洲外的趸船相继下移后,只剩下芜湖商家所办的小轮公司仍留在“洋码头”附近。从此,自现八号码头至十二号码头驳岸连成一片,原来的荒江断岸、芦苇浅滩,一变而为“楼台森列、洋行林立”。码头业务中心也由青弋江内外下移到外商码头。从此,内河航运从属于长江航运,小农经济性质的旧式帆船航运为近代轮船航运排挤,贸易也为大宗垄断贸易代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官僚们纷纷逃往大后方,招商局职员也随国民党机关退于武汉,后入四川。除一部分船只为国民党军队征用外,大部分被日机炸毁。长江中下游各码头均为日军占领,所剩船只大多为日军强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芜的太古、怡和以及海关也被日军接管,整个芜湖港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日军占领芜湖后,东亚海运株式会社、中华、内河公司等日伪航运机构独霸了芜湖码头和航运。日伪机构为了便于管理和发展,将石头路和二营一带居民赶走,拆除民房约5000间。从二营(现石头路小学处)起沿石头路向南至现二号码头排水站止,挖掘一条约10米宽,六、七百米长的通江深沟。临沟筑墙,并架桥两座(一座在现排水站处,一座在现航政局后面)以控制港区的进出。所掘之土皆填临江滩,修筑驳岸。在港区内,设栈桥码头4座(现一、二号仓库),建筑东亚海运办公楼一座(现港务局处)。整个港区以沟为界形成孤岛状,港区建筑物呈刀把状排列。内河、中华两公司在沟外占民营工厂为仓库(现供应站处),在现一、二号码头处建栈桥码头,承揽裕溪轮渡和沿江支流客货运输。在海关处,日军设立警备司令部,将怡和、太古和宁绍3个公司的码头专事军运。整个港区岗哨林立,江边一带再无中国人行走的自由了。在这期间,芜湖港计有各式拖轮及客货轮14艘,总吨位1348吨,总马力2485匹;铁驳16艘,总吨位为5640吨;木驳13艘,总吨位为818吨。东亚海运还从日本拖来两艘2500吨的姐妹趸船芦安、菁安号,与长江大轮江泰、江亚、江龙、江安号等配套使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像蝗虫般飞向全国各地攫取胜利果实。1945年10月6日,招商局派陈照普到芜湖接收日伪航运机构(陈照普出身行伍,为抗战后招商局第一任经理)。10月18日招商局芜湖办事处开始办公,并经国民党中央政府党政军接管处批准,把东亚海运办公楼作为办事处办公楼。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20年代末形成以后,在抗战中迅速膨胀。抗战胜利后,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仅以招商局为例。该局自1909年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的轮船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后,由于军阀连年混战,政局动乱,招商局金融阻滞,营业亏损,一直没能发展起来。直到1928年才在芜湖现七号码头处筑驳岸,设码头,建仓库。1930年,国民党政府借口整理将其改为国营。1932年,又划归国民党交通部管辖。据原招商局勤杂工张光兴回忆,1931年芜湖分局职员仅有七、八人,局址在华盛街一所民房中。1931年抗战前芜湖分局营业最佳期,全年盈利有5万元之多。抗战胜利后,四大家族利用接收日伪航产的机会,在航运业中的垄断地位也有了发展,这时招商局虽名为国营企业,实际上为四大家族控制。长江航运成了四大家族的独占天下。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苏浙皖区敌伪资产处理局芜湖接管组移交给招商局芜湖办事处清册记载,仅芜湖一地,被接收查封的就有:中华轮船公司、中支航运、东亚海运株式会社、日本制铁株式会社、上海内河轮船公司、山九运输公司、扬子福利公司、华中矿业公司等8个日伪驻芜单位的一切办公设施、码头设施、仓库、船舶、房产,另外还有5782万元现金,接管后送入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存储。在查封过程中,招商局还乘机侵占了附近许多老百姓的房地产。查封后的日伪资产产权归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所有,由其委托招商局保管使用。以后除持有产权证明必须发还原主的公司外,挑完好的船舶设备为招商局自用,其余分三批标价拍卖,所得之款全数解入中国银行芜湖分行。1947年底,四大家族为了掩人耳目,将其在全国的部分大企业改为官商合办的形式,招商局也随之改为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局改为分公司。
芜湖港虽然成为招商局独占天下,但是由于地方势力与招商局争夺房地产、码头和船舶产权,加上军队强征船只等原因,经营也是惨淡的。库房渗漏甚多,栈桥趸船朽坏不能用的也有不少。据原招商局职员朱友成等回忆,当时招商局的货运以海轮为主(占80%)。不定期来芜的海轮一般在3000至5000吨位,停靠在现八号码头以上深水区。招商分局自有的船只一般在100吨以下,最大的是200吨的客货轮国裕号。这些小轮航行于芜湖至南京、南陵、宣城、巢湖、大通等线之间。据招商局栈埠处1946年营业状况表芜湖栏记载:码头各项收入总额为25.8亿元,码头业务支出总额为23.7亿元,盈余2.07亿元。其中,将仓库码头出租给三北公司、淮南路矿局、中国盐业公司等单位获得的栈租收入和码头租收入计10.06亿元。1948年下半年开始,军运业务减少,客货运业务也受到战事影响,租金成为主要收入。后来因业务不佳,入不敷出,招商局芜湖分公司还曾解散一次。在这期间,三北公司以长江大轮营运为主,逐渐发展成为可与招商局竞争的力量。
抗战胜利后,由于芜湖海关撤除,民族资本稍得便利。1945年下半年起,熟悉航运行情的商人和抗战后的国民党退伍军官,看出在芜经营航运有利可图,便集资合股创办了许多小轮公司。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底至1948年4月间,芜湖民营小轮公司先后计有53家。这些小轮公司资本有限,一般只有两、三艘吨位很小的破旧小轮,营运内河短途航线。最出名的有联和公司、三九公司、芜湖江西轮船公司等,此外还有重新复业的泰昌、源丰轮船局。这些公司或几家合资租借码头,或者根本没有码头,停泊江中,称之“野鸡船”。这些小轮公司均租赁民房、旅馆营业,地址一般设在洋码头、江岸路、四明路一带。他们于1946年组织芜湖县轮船同业公会,成为芜湖航运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此时,日伪时期所挖的界河填平了,从青弋江口到弋矶山下,码头驳岸连成一片。码头从青弋江口开始,依次排列是:龙船巷码头、皖省公路局轮船码头、江西轮船公司码头、招商六号码头、联合公司码头、招商五、四、三、二、一号码头、三北公司码头、海关码头、太古公司码头、招商七号码头,另外招商分局在和县金河口、裕溪口也各设小码头一座,以便招商局船只停靠。
解放前夕,招商局芜湖分公司业务基本停顿,高级职员纷纷逃往上海。其他轮船公司也因国民党军队抢劫、征运,不能正常开航。1948年底,国民党见大势已去,便着手准备破坏码头设施。只是由于码头工人们的保护以及解放军进军神速,反动派的预谋才未得逞。码头由于长期无人照料,许多设备失散,物资被盗,房屋渗漏,员工流散。整个芜湖港疮痍满目,荒芜凋零。
1949年4月23日芜湖解放,芜湖市军管会即派蒋恩乾为驻港军代表,带领工作组接管了芜湖港。工作组迅速组织广大船员、码头工人和职工整理修复了码头设施和船舶,并抽出3条趸船,设立了3个临时码头,很快恢复了芜湖港的业务能力,有力地支援了大军南下,为芜湖地区经济恢复做出了贡献。飞侠、荣兴号等轮和不少船员因而受到人民政府的嘉奖。私营小轮公司在解放不久,即恢复了航运。同业公会组织了联营局,在支援大军南下、恢复交通运输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年9月,招商局派泽峰来芜担任分局经理,军代表蒋恩乾任副经理,正式组成分局领导机构,恢复了正常航运业务。据1949年10月统计:芜湖港共有轮船51艘,计16.848万吨;驳船175艘,计7770吨;民船221艘,计7730吨。仅招商分局一家,在1949年下半年就载客达1.2万人,货运达3.53万吨。1949年底淮南铁路修复通车,芜湖港的工人阶级又重新修建了裕溪口的淮南煤码头,并新建栈桥码头3座,使淮南煤大批经裕溪口装船运往上海,为解除上海的煤荒,粉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来源:中安在线  作者:            编辑:钱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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