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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骆驼”与“红顶徽商”

时间:2018-04-28 11:09:00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

  “我们现在对李鸿章的理解,主要是在军政、外交和洋务运动这些层面上。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善于调和的人,他在封建的铁幕中为近代的经济和工业的发展走了一条新路。”

  “徽骆驼”李鸿章

  在吴胜口中,左宗棠是匹“湘骡子”,原因是他性格直、严峭刻深,脾气也大;而李鸿章则是头“徽骆驼”,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平生遭到八百多次的弹劾,但恒能忍辱负重、气量非凡,且性格诙谐,喜欢调侃人。

  就此吴胜说了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是关于李鸿章手下一个叫鲁白阳的小官。这个鲁白阳是淮军名将聂士成的亲戚,但在淮军中久不得志。他知道李鸿章和左宗棠关系不佳,于是偷拿了淮军账本深夜投奔左营,大约是账本上有淮军的不法记录,想以此邀功请赏。但左宗棠见事极明,话也说得漂亮,“吾属皆军人,奚肯以此中伤同类?”便打发鲁白阳回去了。李鸿章得悉后,深恨鲁白阳。后来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鲁白阳选定李鸿章上班必经之地,死乞白赖站了一年多,天天让李鸿章看到。有一次李鸿章忍不住说“趣行勿溷”,意思是赶紧走吧,别烦我了!但最终还是给他安排了一个外省的职位。时人既佩服左宗棠之度,更钦佩李鸿章之量。

  最大的红顶商人

  在谈到李鸿章对于近代经济发展的贡献时,吴胜笑称:“大家都说胡雪岩是红顶商人,但我觉得李鸿章才是中国最大的红顶商人。”

  当李鸿章率领淮军历经长年苦战打败太平军和捻军后,麾下人才济济,汇集了当时的精英人物,李鸿章与这样一批志同道合者大力倡导洋务,力主向西方学习,开一时风气之先,在中国率先建立了一批近代化的军事与民用企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持续时间达四十年之久。

  由于对外战争的需要,李鸿章首先创办的是为其淮军体系服务的军工企业,并始终投入了最大量的资金和精力,以后才逐渐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并非只是船坚炮利,而是拥有近代化的工业体系,进而提出办工矿业是关乎国计民生国家兴衰的大事,是解决中国积贫积弱的良方,从而推动洋务事业向工矿、交通运输、金融业等行业扩展。

  李鸿章提出的目标也由“图强”转变为“求富”,这种观念上的巨大提升,是当时中国最先进阶层的一次蜕变。“简而言之,就是先办军事工业,在创办过程中又发现种种不足,从而转向对公共事业、基础工业的开发,这同西方一些国家的近代化路子是相通的。而上面所说的这些企业的创办和运营,都是李鸿章直接影响、决策的,比如我们熟悉的轮船招商局,就是他冲破阻力创立的,并且也是他聘用了像朱其昂这样的红顶商人,他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董事长,所以我才说他是中国最大的红顶商人。”吴胜这样总结道。

  “官督商办”的缔造者

  李鸿章不是商人,但官督商办是其发明创造,集中了其建立近代经济体系的思想精髓。

  吴胜强调:“官督商办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么简单,这是需要大智慧的。‘官督’使得封建统治者能够接受;而‘商办’也是有着一整套的章程,比如说,给商人10%的保底分成等。当时中国融资的成本也就是10%,所以首先保证了商人的利益。”

  然而,官督商办这种体制,从外部看有“官督”,从内部看有股东大会和商董之间的相互制衡,此外还设立查账董事,但是查账董事并未得到落实,而且李鸿章远在天津保定,只能在(轮船招商)局务大政方针上加以批示,不可能事事过问,对股东大会和商董几乎起不到牵制作用。早期决策者唐廷枢、徐润的权力基本不受制衡,发展到后来的督办盛宣怀更是一手遮天,导致决策者的腐败行为。

  “这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用人浮滥,招商局雇佣人数是同规模外企的三倍;二是损公肥私,比如1879年(轮船招商局)汕头分局发生侵吞公款案,李鸿章不得不亲自进行处理;三是账目不清,唐廷枢挪欠公款7万余两,徐润在宣布破产时亏欠16.2万余两,后来一度让偌大的招商局连现银都没有,几乎倒闭;四是海难频繁,由于管理混乱,仅1883年一年之内,便连损‘美利’、‘兴盛’和‘怀远’号三条江海大轮。”吴胜补充道。

来源:合肥晚报  作者:蔡威 祖俊 李云胜            编辑:钱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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