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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恩师 曾主修《庐州府志》

时间:2019-06-26 15:34:32

  

  汪宗沂晚年照

  包公祠之联匾稿

 汪宗沂向李经方推荐黄宾虹

      汪宗沂,清歙县西溪人。光绪二年(1876)拜翁同龢为师。光绪六年进士,光绪二十一年赐五品卿衔。曾主讲安庆敬敷、芜湖中江、徽州紫阳等书院,后在家开经馆授徒,黄宾虹、许承尧等均出其门下。就是这样一位“江南大儒”,却与合肥李府及淮军有着一段往来。

  在湖北任职李瀚章幕下

  笔者最早知道汪宗沂在湖北呆过,是在歙县西溪汪家故居的老房子看到挂有一幅字:

  饮酒不过三爵,食肉不逾一斤。天生奇人,志在经纶。勿以酒肉细故,自损其身。蟹鳖鳝蛤勿使沾唇,水族湿毒致疾之因。援笔作铭,淡养天真。仲伊先生自制从容而任斋座右铭,属书即正,新吾弟李经畬时辛巳九月既望同客武昌。

  汪宗沂,字仲伊,歙人,有从容而任斋,自建韬庐后,又号韬庐子。1881年,汪宗沂来到武昌,面对着丰盛的水族之鲜,或是贪了口福、伤了肠胃,他给自己订立了一条座右铭,并请李经畬书于条幅,挂之室内,以为警勉。

  李经畬是李鹤章三子,字新吾,是年23岁,已可见其书法之功力了。虽然他们父辈大都成了淮军重将,但却没有放松对子孙的文化培养,次年即1882年李经畬便和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同中举人,而前一年李蕴章之子李经世也和汪宗沂同科进士,可谓文风昌兴。

  汪氏之所以要订下这条座右铭,是因为他心有目标和自许,想以后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为此,面对着可能伤及脾胃的水鲜诱惑,汪氏表现了应有的理智和节制,乃“援笔作铭,淡养天真”。

  汪氏在武昌,任职于湖北志局,参与了《湖北通志》的编纂。其时,清政府与太平军曾在那一带拉开了巨大的战幕。而当武事结束,文戏开台,时任湖广总督的李瀚章顺乎民意,主修湖北通志,汪宗沂被邀前往。其子汪福熙(又名复本,字吉修)所撰《父亲事略》也有“兴修湖北通志”一句。实际这一志书,修修停停,两度中辍,直至1919年才完成,初刻于1921年,故称民国十年版《湖北通志》。

  至于汪宗沂这次之所以跑到武昌,投在李瀚章幕下,笔者猜想的原因可能有:其一,他和李经世同科进士,可能得李介绍;其二,李瀚章是曾国藩的学生,为曾的军需供应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汪宗沂也多年在曾的幕下从事文案,甚得器重,故李汪二人并不陌生;三,从价值取向看,汪氏既已辞官不做,好学术,湖北修志,这正投合他的心怀;四,汪氏在曾幕,从事着忠义局的编务,但主要还是拜师求教,故薪金不高。而湖北任上,所给薪金月达六十两白银,这在当时已是相当优厚的了,此时汪氏家口渐多,不能不作经济考虑。当然,以上种种,也只是笔者的妄测。

  在湖北的日子里,可见汪宗沂与李经畬的闲雅与友好,汪有诗《赠李新吾驾部经畬》:日下声华接,相期客武昌。所储多宝宋,得句必宗唐。顾我思投劾,因之出处商。好山看不厌,去去向庐阳。诗写了他们的惬意,那时他们的藏书多是宋刻名版,诗文以唐人为境界。然而春去秋来,他们将又有别的去处。汪氏受了李家所托,将有合肥之行。

  受李府之托主修《庐州府志》

  这次汪宗沂的“去去向庐阳”,则是帮助合肥完成了久修未了的《庐州府志》。

  太平天国结束后,出任庐州太守的黄云(字冰臣)想在百废待兴中做几件有意义的好事,其中就有编纂《庐州府志》,因老志修于嘉庆年间,至此已有八十多年。然而在黄云的八年任上,诸如修城墙、疏河道、重建包公祠等皆已完工,而编纂《庐州府志》是他开始最早却结束最难,虽然收集了许多资料,但就是因缺少能够统稿的人选,致使大功未成,于是汪宗沂成了他们的合适人选。当然,在汪完成了百卷书稿后,他们也还就后到的资料作了补充,最后由李经世审读并刻版印行,这就是后来面世的光绪版《续修庐州府志》。

  李家兄弟对这部志书,可谓个个重视。李鹤章去世后,由其弟李蕴章接任,当然更多的事务由李蕴章之子李经世负责,李经世在序言中写道,府志的初稿最初由太守交给“汪仲伊大令所编辑……乙酉孟夏汪君携全稿至皖付家大人,将授手民(按:“手民”即雕刻工匠),家大人命经世兄弟复加审订,因受而毕读焉,见其征引宏富,义例谨严,心窃善之。”只是因为原内容截止于光绪八年,而至光绪十一年的三年中,又有许多忠义节孝人物需要补充,为此李经世又请了胡绶卿帮忙。故这一志书的完成,除了黄太守的资料收集外,“又赖汪君编辑于前,胡君订补于后,经世等谬参末议”,总之经众人的努力,光绪《续修庐州府志》终得完成。

  在志书的“职名”中,有一位“总校汪复本”的,他是汪宗沂的长子,当时正是二十开外的青年,是父亲很好的助手,尤其是汪宗沂到了天津后,在志书的校对和刻版中所遇到的问题,常是由他与汪宗沂通信解决的,比如志书要刊用康熙版的古庐州图,即是在汪宗沂指导下由汪复本完成的,儿有信父亲:“康熙志内之图已托人绘就补好,计洋二元”等。

  当然,对于《续修庐州府志》这样一件地方大事,李府提供了足够的经费,对汪氏的劳绩也有优渥报答。汪氏除在湖北志局仍领着每月的薪水,志书所给的报酬达“三千金”,这见之于他的家信。按当时的流通货币,此处指的三千两纹银。这是一笔很高的酬金,因他湖北志局每月六十两的薪金就已很高,一年也才七百多两;后来他到芜湖中江书院出任山长,当时的道台袁昶同样开出了很高的年薪也才四百八十两。汪氏家的不疏园为太平军所烧毁,于是他用这笔钱在废墟边上盖了韬庐,一位徽州朴学传人的藏书园落。

  北上直隶辅佐李鸿章

  汪宗沂在完成了《续修庐州府志》统稿后,受李鸿章所聘,于1884年底或1885年初,去了天津直隶总督府,担任幕僚。这对于无意于官场、视公文案牍为苦差的汪氏来说,很不适合,也与他原本的北行期许有着很大的落差。

  然而国家之衰敝不堪,李鸿章尚且只能当个“裱糊匠”,汪氏又何能作为?一度时间,他从民生实业考虑,想在北方推广栽桑养蚕,并也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不过,汪氏终“以所抱不尽展,居五年辞归”。他婉拒了李鸿章为他奏请外派,从此回到家乡,先在本郡之紫阳学院授课,之后还到了芜湖中江、安庆敬敷等书院出任山长或教职。因为教书、著书才是他的最好,也因为有了这一转身,他才有了以后的学术成就和“江南大儒”之享誉。大师黄宾虹、许承尧等均出其门下。

  汪宗沂对李鸿章的才干和识见一直敬仰有加。回乡后的汪宗沂一直关心着李府上下和淮军情形,对一些忠烈之士如聂士成等一再歌咏,而对一些误国败绩者则扼腕长叹。

  不尽缕述庐阳情

  在汪宗沂的旧纸中还有一页有关包公祠的对联和匾额的拟稿,当是包公祠修竣后代李鸿章兄弟所拟,未见拟者署名。拟稿送给汪宗沂斟酌。汪作少许改动,抄录退还,原稿留了下来。特别是在第二联中,汪宗沂将“千载墩”之“载”字改了“秋”字,成了“千秋墩……”,后见刻在包公祠的李鸿章联即作秋字。就这一拟稿汪之真正改动的应就是一个“秋”字,也可谓一字之师哉。

  在肥东县西的众兴集曾有处名胜“洄溪别墅”,四周环以两道溪水,成回字形,故得是名。溪内遍植荷花,沿溪广植花木,当地人以“花墩”称之,此为清代同治年间张文燕所建。张是李瀚章女婿,故园内多有李家人如李鸿章、瀚章、经畬等人的题书联匾,汪宗沂也有一诗《题合肥张氏洄溪别墅》,称赏了那里的芙蓉水面、竹树疏扶,并不由想到了自家的韬庐应像洄溪一样多些水面更好。然而风雨沧桑,今天无论洄溪别墅还是汪家韬庐皆已荡然无存,只留空名在人间。

  我省铁路始于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由李经方为总办,就安徽江南、江北及沪宁铁路的筹建事宜,包括招股、勘路、购地、兴工等,对此汪宗沂推荐了他的得意弟子黄宾虹参与,得到了李经方的允可。

  1906年春上,已是古稀之年的汪宗沂还因蒯光典所邀去南京,此时的老人仍想一番作为,以“天都老少年”自称,在去南京的船上还吟出“长风方际会……衰年志请缨”。蒯氏是李经方的内弟,李昭庆的女婿,主张经世致用,曾创办江宁高等学堂,又主淮扬道,很想得到汪氏的襄助。然而汪氏却在是年秋季突患痢疾不起,不免憾恨。

  因汪宗沂离世已一百多年,他与合肥的那些事因为文献资料的缺失而少为人知,才有了笔者的这番爬梳钩沉。

来源:合肥晚报  作者:鲍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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