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段祺瑞传》《冯国璋传》和《共和,1911》以后,季宇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问世了。作品对晚清末世的社会现实与历史走势,特别对淮军派系的兴衰成败的文学表达,既不戏说,也不演义,而是以历史为经,文学为纬,从容实现了对“淮军”这一历史题材文学叙事的当代性观照,并为同类题材的创作提供了应有的认知视角与独特的审美经验。在对淮军历史以及李鸿章个人命运的理性审视中,作品仍不抹杀特定历史阶段求变图强的时代精神与抗拒外侮的爱国主义情愫。
《淮军四十年》给读者提供的“历史场景”是19世纪下半叶——大清王朝风雨飘摇、行将土崩瓦解的年代。淮军——这支为了镇压太平军起义而建立起的军事力量,其将近40年的命运挣扎,正是一个时代和一种制度走向毁灭的折射。在作品中,作家并没有按照某种既定的历史观念去图解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与人物命运,而是凭着对那些鲜活的历史场面的艺术感知,来创造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富有文学穿透力的叙事形式,以期还原淮军这一深刻影响晚清历史进程的政治集团、军事集团的本来面目,并进而让李鸿章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的真实背影逐渐清晰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作品在晚清历史的大变动中来展现淮军的兴衰历程。李鸿章临危受命组建淮军,为大清王朝的命运作殊死拼搏。内忧外患,官场腐败,一支地方武装或一能臣干将能够挽救其必然颓势吗?历史当然已经作出了答案。而作品却由此作为叙事的起点与文学拓展的张力。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淮军的真正崛起是“上海保卫战”,这支初建时只有十三营六千五百人的队伍自此迅速崛起,这支军队的出现改变了上海的命运,而上海也成就了这支军队。这支在上海十六铺码头登岸的土得掉渣的“叫花子兵”,正是在残酷的战争中由弱变强,并初步实现了由冷兵器向热兵器时代的重要过渡。李鸿章“师夷之长技,求利益于我”的治军强国理念在淮军建设中得以充分体现,最终使淮军成为一支从江淮走向全国,从内陆走向海洋的重要的国防力量。
当然,淮军的洋枪洋炮很多时候是对付中国自己同胞的。追剿捻军、围杀太平军,特别是“苏州杀降”事件令人发指。作品中是这样描述的:“外边的伏兵一拥而入,八降将未及反应便纷纷成了刀下之鬼。随后,按照既定的部署,早已枕戈待旦的淮军各部立即展开了行动,在城内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数十万太平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到驱散和血洗,仅双塔寺庭院一处,就有三万多名太平军倒在血泊中。”这种践踏人性与道义的残暴行为,使淮军的历史蒙上了罪恶的阴影。季宇是安徽作家,他对淮军与李鸿章的评判,基本上保持着理性而冷静的态度,可当他亲笔描述“苏州杀降”惨烈一幕时,仍情不自禁让悲愤力透纸背!
尽管历史告诉我们,1884年的中法战争以清政府苟且偷安而告终;1894年的甲午战争葬送了北洋舰队,淮系的军队几乎消耗殆尽。但是在这两次抵抗外侵的战争中,众多淮军将士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与忠勇无畏。作家对淮军著名将领刘铭传的民族气概与英勇善战,有着真实而生动的描述:诱敌深入撤基隆,一战功成收沪尾,面对强大的法军,淮军以己之长击彼之短。抗法保台八个月,法国舰队无敌天下的神话终遭破灭。在甲午海战中,乘坐运输船“高升”号的淮军在海面上遭遇日本军舰的围追堵截,在基本不具备任何还击能力的情况下,淮军将士宁死不屈,“我们宁死不当俘虏,有敢降日本者,当污我刀。”结果“高升”号被日舰炮火击沉,八百七十一名淮军官兵壮烈殉国。淮军最后一支血脉的断绝,出现在1900年庚子事变中的天津八里台,淮军将领聂士成率部抵抗残暴的八国联军,壮怀激烈,血染沙场。写到这里作家季宇也不禁感叹:“八里台,这是聂将军最后的绝唱,这也是淮军纵横近四十年来的谢幕演出。”
淮军的时代结束了,李鸿章的时代也就结束了。作为对传记文学历史真实性原则的尊重,作为对传记文学文体叙事特征的自觉认知,《淮军四十年》始终把淮军与李鸿章的命运绑定在一起,前期亲自统帅,后期幕后操纵,一个政治家在乱世之中长达数十年控制一支强大的军队,足见李鸿章的追求、谋略和能力在当时有过人之处。中国近代社会复杂多变,是亘古未有的社会转型时期,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是这个时代的推动者,还是这个时代的绊脚石?抑或都是。但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淮军四十年》少有宏言大论,而是立足于个人的情感波动与内心矛盾,着力于人物生活经历、人与人之间微妙关系、政治与军事斗争中诡异、残酷的较量等具体描述,达到文学细节与场景表现的真实。从而见微知著,使世界近代史发展、晚清社会走向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这些与淮军与李鸿章命运息息相关的社会基因,在完整的故事设计与情节推进中逐渐清晰与明朗起来。在这部作品中,作为文学形象的李鸿章,其个性特征是鲜明的,他的性格的多面性以及在人生浮沉中多少带有悲剧性色彩,无可置疑刻有时代与历史的烙印。“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这是李鸿章最后留下的诗句,是腐败昏庸的大清王朝走向灭亡的缩影。弱国多被欺,居安常思危。这正是《淮军四十年》留给读者的最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