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杰
苏东坡于宋元祐六年（1091）八月以龙图阁大学士的身份转任颍州知府，元佑七年(1092年) 一月朝令下，二月又转知扬州，总计在颍州任期不到半年时间，虽然知颍时间不长，但留下了许多著名的书法作品，成为苏东坡艺术创作的重要时期。在颍州，仅就书法，苏东坡就留有《颍州祷雨帖》、《菊说帖》、《醉公亭记》、《中吕满庭芳》、《颍州西湖听琴观月诗帖》、《丰乐亭记》《跋勾信道郎中集朝贤书夹颂金刚经》等帖碑拓本七部。除《颍州祷雨帖》等为墨迹本，其余均是以碑刻存世的。在苏东坡现存世的碑帖六十余卷中，颍州书法大概能占苏东坡存世书法的十分之一以上，在这么短的时期，创作这么多书法珍品并保留下来，不能不说是书法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颍州（今阜阳）在中国书法史上的辉煌之事。
在苏东坡所书的颍州帖碑中，有两部行书帖：《颍州祷雨帖》（又称颍州祷雨记事）和《菊说帖》。此两帖均是记载苏东坡在颍州从事的政务活动。其中《菊说帖》由于没有写明是在颍州政务活动中所书，研究苏东坡在颍州政务活动的专家对此还没有引起重视并深入研究，所以人们对其帖的写作及其社会背景及反映的苏轼知颍时的内心世界所知不多。
《菊说帖》是苏东坡书写于元佑六年（1091）九月，亦早于《颍州祷雨帖》数月。全帖为行书，凡七行，六十七字，现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此帖文字见《苏轼文集》，题目为《菊说》。该帖虽然写的是菊花，但却与苏东坡在颍州从事的另一件大的政务：拒开八丈沟，重疏颍西湖，造福颍州百姓的水利事业有关。传递出苏东坡知颍期间的心境和情感变化，并在这个变化中看出苏东坡真实的精神世界和人格力量。
据《颍州府志》记载：苏东坡甫到颍州任职，就接到朝令要求颍州府动员十八万民工，于当年冬季开挖颍南八丈沟。为协调八丈沟的开挖，并通知陈州知府李承之、府界提刑官罗适、都水监所差官及本路提刑、转运司赶至颍州召开关于开挖八丈沟的高层会议。由于苏东坡初到颍州，政务情况不熟悉。苏东坡就向朝廷建议，延迟召开会议。其后，他立即组织人员亲自带队进行了实地勘察，走访民众，请教水利人士。经过调查研究苏轼感到开挖八丈沟是一项劳民伤财的工程。于是，苏东坡遂于九月向朝廷上报了《申省论八丈沟利害状》；十月，又向朝廷提交了《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的报告。陈述了开挖八丈沟的利弊，说明由于颍州地势、水势和淮河的泄水能力，在淮河涨水时，即使开挖再多的沟渠，也不可能把水排泄到淮河里
去，淮河不涨水，挖不挖八丈沟都不影响颍水下排，开挖八丈沟是一项有害无益的无效工程。苏东坡不愧是宋朝的治水专家，他经过实事求是的勘察和有理有利的分析，得到了朝廷的首肯，免除了颍州大灾之年动员十多万百姓的无效劳役，使大灾之年的颍州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此时京西北路转运判官朱逊之作为朝廷特使，就开挖八丈沟的事专程来到颍州与苏东坡会议，经过会议他完全同意苏轼经过实地调查得来的科学结论，也向朝廷申报了八丈沟不宜开挖的《申省状》。在会议结束休息时，两好友一同观赏
了官邸花园中的菊花，看到满园盛开，清香弥漫的灿灿金菊时，二人便顺理成章地由眼前的菊花说到记载菊花的远古文献《夏小正》，由菊花的品类说到及朝中的诸时事，老友之间不免引发了诸多的感慨。
老友相会，把酒言欢，苏东坡当然要有诗相赠。为了说明此次的原因，苏轼在其诗前加了引言，云：“元祐六年九月，与朱逊之会议于颍州，或言洛人善接花，岁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逊之曰，‘菊当以黄为正，余可鄙也’”。诗曰：“黄花候秋节，远自《夏小正》。坤裳有正色，菊衣亦令名。一从人伪胜，遂与天力争。易姓寓非族，改颜随所令。新奇既易售，粹驳宜相倾。疾恶逢伯厚，识真似渊明。君言我所印，世论谁敢评。愿君为霜风，一扫紫与赪。”
诗犹未尽，苏东坡遂又挥笔书写了《菊说》一帖，文曰：“《夏小正》以物为节，如黄瓜、苦菜之类，验之略不差。而菊有黄花，尤不失毫厘。近时与都下菊品至多，皆智者以他草接成，不复与时节相应。始八月，尽十月，菊不绝于市，亦可怪也”。
《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收选了此帖。诗书双璧，当为不朽。从诗书文字来品赏，此时的苏东坡心情是很不错的，出京以来的郁闷得到了一定的宽解。应该说苏东坡由京赴颍州上任心情其实是苦闷和凄凉的，他三月被召，五月进京，即受政敌围攻，不得已以避亲为由（时其弟苏辙在朝为尚书右丞），请求外放。知颍后，如愿地在颍州干了几件惠民之事，尤其是这次老友来会，全力支持自己的主张，怎能不心情大好呢？二人共同赏菊抒情，追慕先贤，感叹现“都下菊品至多，皆智者以他草接成”时事，不由不感叹颍州这“黄灿灿的菊花，当为正品”。
老友之间的心是相通的，老友盛赞凌寒傲霜的菊花，给了苏东坡长期压抑的苦闷心境带来了温暖的抚慰。于是，在赠诗之余，苏东坡又写下了《菊说》这一名帖。
知颍时的苏东坡已经54岁，正是他书法炉火纯青、风格凸显之年。加之心情愉悦，自然笔下有神，全帖一气呵成，笔墨生发，炯炯有神，真实地映现出那时苏东坡的欢快爽愉的心境。纵观中国书法的构成基本上有两大范畴，即形质与精神。苏东坡的书法创作主要是重“意”，是重神而轻形的。内容决定形式，且大于形式，苏轼不是为书法而书法的，是提倡“我手写我意”的“尚意”书法的领军人物。从《菊说帖》创作的环境和艺术成就来看，该帖应该是神重于形的，或者可以
说是形神兼有的佳作。
《菊说帖》是苏东坡当年知颍的重要的翰墨之作，也是当年的颍州知府苏东坡留给颍州（今阜阳）的珍贵的文化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