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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都矿冶三千年

时间:2016-04-06 17:14:17

  龙柄盉(铜陵市博物馆藏)

 

  江河行地,自有源流可察;日月经天,也有轨迹可循。铜陵地区的矿冶历史,源远流长,光彩夺目。

  铜陵地区矿冶历史悠久。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记载:扬州“厥贡惟金三品”。明嘉靖《铜陵县志》记载:“铜地盖古扬(州)之东境也”;商“汤制仍禹”;周“东南曰扬州,历春秋铜地属吴,战国铜地属楚”。周初“蔡侯鼎”铭曰:“蔡侯获巢,俘厥金”;“仲偁父鼎”铭曰:“仲偁父伐南淮夷,孚金”;“师寰簋”铭曰:“征淮夷……俘吉金。”古人称铜为金,俘金系指掠夺铜料。淮夷居住在淮河下游地区,与江南地区隔江相望,周王朝屡屡用兵淮夷,其目的就在于征服淮夷,为掠取江南铜料打通“金道”。这些宝贵的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说明在先秦时期古扬州一直是我国重要的铜产地;铜陵就是古扬州的“铜地”。据《汉书·地理志》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改故鄣郡为丹阳郡,并在今铜陵铜官山设置铜官,主管丹阳郡的铜矿采冶事宜。是故,汉代青铜镜常有铭文“汉有嘉铜出丹阳”。由此可见,铜陵古代采矿冶铜到西汉中期,已设有铜官,且在全国所占地位相当重要,其采冶规模和技术水平也必定具有领先地位,因此,铜陵矿冶发展史的发端年代理应前推。

  新中国成立后,铜陵地区的文物收集和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考古发掘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为铜陵地区乃至我国古代采矿冶铜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实物资料。70年代,在铜陵木鱼山冶铜遗址发现20多块棱形呈铁锈色的铜锭,与春秋时期的铜鼎和陶器共存。1983年,铜陵县西湖乡出土青铜爵和青铜各1件,经专家鉴定,属商代早中期的国家一级珍贵文物。1984年,铜陵凤凰山古矿区发现春秋铜器窖藏一处,内又有棱形呈铁锈色的铜锭1块,经专家检测,属铜铁合金即冰铜,是使用硫化铜矿炼铜的重要标志。1986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皖南古铜矿考古课题组”,对铜陵地区的古铜矿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和调查研究,发现其矿冶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迄今已达3000多年。

  铜陵地区古代矿冶规模宏大。通过考古发掘,初步掌握了其矿冶遗址的分布规律:采矿遗址附近往往有冶铜遗址,而冶炼遗址附近也有可能找到采矿遗址。目前已发现矿冶遗址近百处,其分布范围几乎遍及铜陵全境,达600多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铜官山、凤凰山、狮子山、金山和铜山等矿区,各自形成当时的矿冶中心。其时间跨度上至商周,下至唐宋,采矿、炼铜、铸器延续达2000年之久。根据各个遗址采集的标本分析,狮子山古矿区木鱼山遗址出土的陶钵、陶尊和石镞,具有商周时期的器形特征;凤凰山古矿区万迎山遗址出土的陶碗、陶片,具有西周之际的器饰特征;铜官山古矿区地表的建筑遗物板瓦、筒瓦和生活器皿残片,系汉代遗存;焦冲遗址出土的陶钵,胡村遗址出土的白瓷碗,具有宋代造型特点。根据考古调查发现,铜陵地区自先秦至唐宋历代遗留在地表的铜炼渣,初步估计有1000万吨左右,若按1∶15的铜和渣比例计算,大约有60万吨铜的产量。清乾隆《铜陵县志》记载:“铜精山在县东二十里,齐梁时置冶炼铜于此,遗坑尚存”。铜精山即今铜井山采矿遗址,有分布较为密集的立井数十口,遗址东北200米处有5座南朝时期的冶炼遗址,炼渣堆积高度约有10米。金山古矿区地表遗存的罗家村大炼渣,经C14测定,系西周早期铜炼渣,被誉为“中国之最”。汉代,吴王濞在皖南地区招致天下亡命者,“即山铸钱,国用富饶。”即山,又名籍山,也就是现今的铜官山,可见当时以铜陵为基地的采矿、炼铜、铸钱活动的规模之大。正因如此,历代朝廷对铜陵古代矿冶事业给予高度重视,西汉设铜官;东汉设置铜官镇;齐梁置梅根冶;唐设义安县,并派驻梅根提督太监;南唐册封铜官山为利国山;北宋,置永丰监;南宋,此地大规模采冶铸钱活动基本停止;但元、明两代仍设有梅根监,清代设有铜官监。我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华觉明教授在实地考察并亲自参加考古发掘后论断:取得的成果是突破性的,不仅发现了一大批矿冶遗址,而且从西周至唐宋,铜陵地区一直是采铜炼铜中心,无论在先秦时期,还是以后的朝代,它在全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铜陵,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古铜都”

来源: 安徽文化网   作者:             编辑: 钱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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