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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刻书中心的形成

时间:2016-05-26 10:42:48

  徽州刻书始于中唐。宋代,黟县汪纲为全国七大私人刻书家之一,刻有《越绝书》、《吴越春秋》、《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等。绍兴末,洪皓《松漠纪闻》在歙县开雕。咸淳四年(1268),绩溪汪梦斗刻其父汪啤所辑《子曾子子思子全书》,黄绫装褙,黄罗夹复,进献尚书省。咸淳六年(1270),郡斋刊刻罗愿《尔雅翼》。宋末婺源人鲍宜翁,更是广刻图书,“凡先民之言可为世劝者,则刻之以授四方之来者。朱熹的著作亦屡次在徽州刊刻,他在给婺源汪会之的信中提到:“所寄《大学》,愧烦刊刻,跋语尤见留意,干圣相传,门户路径不过如此。《黄山图经》宋时曾四刻。徽刻图书流传至今的宋本有吕谦《皇朝文鉴》、《朱熹诗集传》、王他《朱子语录》、魏了翁《九经古义》等。

  元代,徽州刻书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方回虚谷书院、郑玉师山书院、汪仲鲁商山书塾、郑氏丛桂堂以及屏山书院、紫阳书院均以刻书著称于当时。官刻图书则有《历代蒙求》1卷。家刻本有马肃《竹庄吟稿》,程若庸《增广字训》,朱升《五经四书旁注》、《地理五行书》、仙、四书》、《墨庄率意录》等。

  明代徽州刻书盛极一时,万历年间达到鼎盛。明初,汪文汇手校其祖父汪克宽《经义补逸》9卷,并摹克宽之像于篇首。成化年间,程敏政撰《程氏贻范集》30卷,由婺源汪道全、休宁汪克正缮写,歙县仇村黄仇两姓刻工刊刻。天顺四年(1460),休宁苏大刊其姑丈金德所集《新安文粹》15卷。嘉靖年间,陈嘉谟撰《奉草蒙荃》12卷,并自刻刊印。官刻本较为著名的有明正统二年(1507)休宁知县张九逵主持刊刻的《篁墩程先生文集》93卷,以及弘治十五年(1502)《徽州府志》。据周宏祖《古今书刊》载,明万历以前,徽州刻本有31种,占安徽刻书的1/3强。明正统至万历年间,歙县仇村黄氏一族刻本就有六十余种。

  明万历至崇祯年间,徽州刻书业突飞猛进,跃居全国之首,私家坊刻众若繁星,刻铺比比皆是。如果说在中国刻书史上曾有过杭刻时代、苏刻时代的话,则明末是徽刻的时代。徽州刻书成为当时全国最具影响的一大派别,世称“徽版”。徽版图书以坊刻最为有名,以校勘精湛,刊刻精良著称,以插图业为特征。

  明万历至崇祯年间,徽州坊刻耀目,相形之下,书院刻、官刻、家刻本黯然失色,几乎无人提起。其实彼时徽州书院、官刻图书还是很多的,如《新刻翰林评选注释程策会要》就是新安柳塘书院在万历末年所刻,万历《齐云山志》为休宁儒学所刻,天启《歙志》为歙县儒学所刻等。至于家刻本更是不可胜数,著名数学家程大位所著《直指算法统宗》17卷,于万历二十年(1592)在屯溪寓所宾渠旅舍自刻;朱升《朱枫林集卷由其裔孙朱时新、朱时茂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付梓;休宁程冲斗撰《耕余剩技》4种,万历四十二年(1614)由其叔、弟、侄、甥孙等共同阅梓。此等例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中著录甚多。

  明代后期徽州已经形成宗族社会,各氏族为了纪世系,叙昭穆,辨亲疏,明确后裔辈分及其尊卑嫡庶等级,还普遍撰修氏族家谱,如万历《溪南江氏族谱》、天启《休宁名族志》、隆庆《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等。赵万里先生指出:“传世明本谱牒,大都是徽州一带大族居多,徽州以外绝少。”这些谱牒的刻印,是明代徽州刻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初大兴文字狱,私人刻书有禁,坊刻骤降。康熙时期书禁稍缓,但徽州坊刻再也没有恢复到明万历崇祯时期的繁荣。可是从有清一代整个刻书业的状况来看,徽州刻书仍是积极而活跃的,依然是全国刻书中心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书院刻书的发展,家刻的兴旺,志书宗谱编纂刻印的发达。

  书院刻书以歙县紫阳书院为代表。康熙初年刻有《施润章诗集》,雍正时刻有《程朱阙里志》,乾隆时刻有《御选唐宋诗醇》,光绪时刻有唐宋八大家精选读本、《书经诠义》、《诗经诠义》、《乐经律晶通解》、《乐府外集琴谱》等。

  家刻是清代徽州最为兴旺的一种刻书形式,如被郑振铎称为“可遇不可求”的程瑶田《通艺录》,就是程本人于嘉庆八年(1803)自订家刻的。歙县西溪汪梧凤、汪灼父子,世代书香,中举后不应科考,惟好读书。家有不疏园,藏书极富。家刻有《诗学女为》26卷、《松溪文集》(汪梧风著)、《毛诗周韵诵法》10卷、《渔村诗集》23卷、《诗经言志》26卷(以上汪灼著)等。其他家刻本,《贩书偶记》、《皖人书录》收录甚多,不一举例。

  清代是徽州地区编纂志书和宗谱最发达的时期。从府志、县志、乡镇志到山水志、书院志,种类齐全。仅府志,有清一代就修、补、正、续了7次,有7种不同的刻本。每个县的县志一般都修了4次至5次,有4种至5种刻本。至于家谱、族谱更是多得无法统计,一般族中修谱,10年或20年一次。一些大族所修之谱,不仅刻印精工,且卷帙浩大。如乾隆十八年(1753)刊印的《休宁古林黄氏重修族谱》8卷,每卷长51厘米,宽31.5厘米,共重约15千克。上海图书馆藏家谱一万两干多部,九万余册,以浙江、安徽最多,其中安徽的家谱又以徽州地区最为集中。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机器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传统刻书业急剧衰落,南京、苏州、杭州、广州等刻书中心的雕版刻印业相继遭淘汰。但徽州地僻山区,新的印刷技术一时难以传入,雕版刻书仍然盛行。尤其是同治年间以后,徽州的一些商人、学者,纷纷呼吁搜集、刻印因太平天国战乱而散佚的先贤著述。于是光绪时期徽州刻书又出现了一个小高潮,涌现出绩溪世泽楼、抱吟馆,黟县宝文堂、藜照堂,休宁新安味经山房,屯溪茹古堂、蓝田项氏等刻坊。绩溪王子乾抱吟馆为了向近代小学堂提供新学教材,先后编辑刻印了《地学》、《矿学》、《力学》、《数学》、《珠算速成课本》等新式教材。直到近代,徽州仍不断出现雕版书籍。如祁门宗教团体明珠乩坛、明善乩坛编辑的《明珠辑要》、《明善宝训》,又如1923年编纂的《黟县四志》,1928年休宁程锡颖撰著的《金正希年谱》等,均为木刻本。

来源: 皖江文史   作者:             编辑: 钱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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