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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朴学大师戴震

时间:2017-05-17 10:04:00

  戴震是清代中叶最具个性的儒学大师,他在学术上、思想上的卓越建树,对他生活的时代以及后世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梁启超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胡适也认为,“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戴震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主张治学须“志存闻道”、“求之《六经》”,回归儒学原旨,重建儒家“人学”,在中国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屯溪市)人。生于清雍正元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休宁这个地方向来人文荟萃,商贾云集。戴震的祖上没有什么显赫的人物,父亲是一个商人,走南闯北,很见过一些世面。

  文献记载戴震大器晚成,10岁时才开始说话。为他作《年谱》的戴门弟子段玉裁解释说“盖聪明蕴蓄者深矣。”就在这一年,他去拜师读书,无非是《四书》、《五经》之类。他的记忆力非常出众,能达到“过目成诵”的境界,每天能记诵数千言甚至更多些。这表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戴震自幼养成了独立思考、盘根问底的学习方法。当时学子都要读《四书》、《五经》。《大学》是《四书》之一,宋代理学家极力表彰,朱熹并作《大学章句》,将《大学》一篇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移易旧文。从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朱注云:“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对于朱烹区分经传,虽然有人提出过怀疑,但五百多年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人们也就相信了朱熹的说法。可是戴震是不相信的。有一天塾师讲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戴震问:“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塾师回答说:“此朱文公所说。”又问:“朱文公何时人?”回答说:“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时人?”“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几二千年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塾师无法解答,只得夸戴震说“此非常儿也。”

  的确,戴震小小年纪就敢于怀疑,不盲从,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这对他后来倡导朴学、批判权威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戴震读书,有一种“每一字必求其义”的习惯。塾师授课,讲以下引文凡见于《年谱》者不再注出处,凡见《戴震集》者仅注篇名。解前人的传注训诂,戴震往往不明其义。他不喜欢人云亦云,何况前人传注中往往谬误百出。因此,他要探本溯源,花了三年功夫穷究近代字书及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把握了其中的精髓。在此基础上,他“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传、注、笺之存于今者参伍考究,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由是尽通。”这样,为以后学术、思想更上一层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通训诂”成为戴震及其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治学方法。

  《十三经注疏》卷帙浩繁,达数百万言。可17岁的戴震已能“全举其辞”。他后来对段玉裁说:“余于疏不能尽记,经注则无不能倍(背)诵也。”又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他曾在给段玉裁的一封信中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揖,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在他看来,宋儒重义理而轻文字、音韵、训诂,专尚空虚无用之学,是没有在基本功上用力。他对为学先后的看法、对宋儒的批评虽然定型于晚年,但在17岁左右的读书实践中就已经萌芽了。

  这以后,戴震随父亲在江西、福建、南京等地经商,广泛接触到社会生活。同时,他的经学也日有进步。20岁那年,回到故乡,此时他已经是一位饱读诗书的青年学者了。戴家小少爷的名字慢慢地被当地的一些名流所知。同邑的程询很喜欢这位还有些稚气的年青人。他说:“载道器也。吾见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硕辅,诚不足言。”他看出这位博学的后生有着过人的才华,擢高第、取显宦,如探囊中之物。但戴震的前程果真能够顺利吗?

  离休宁不远的婺源县有一位老先生姓江名永字慎修,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治经数十年,精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步算、钟律、声韵、地名沿革,“博综淹贯,岿然大师”,戴震久闻其大名,就拜在他的门下,“取平时所学就正焉”。当时歙县大商人汪梧凤建不速园,广置图书,招揽学者,戴震与同县人郑牧、歙县人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等人与江永皆“诵读讲贯其中”

  在这以后,戴震学术大进,尤其是在筹算、名物、训诂等方面的研究上,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22岁时,写成《筹算》(后更名为《策算》)一卷;23岁撰成《六书论》三卷;24岁撰成《考工记图注》;25岁时写成《转语》20章;到27岁左右,撰成《尔雅文字考》十卷。作为一位青年学者,已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学日进而遇日益穷”,戴震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29岁时、他被补为休宁县学生。

  乾隆十七年(1752年),戴震30岁,进入而立之年。这一年,休宁发生大旱,“斗米千钱”,戴震家中乏食,于是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飨餐,闭户成《屈原赋注》”。当时戴震在学术界虽小有名气,但毕竟还算年轻。因此他又作《屈武音义》,假名汪梧凤。另有《勾股割圜记》”一书,利用西洋算法进行注解,假名吴思孝。这两个人都有一定的影响。

  一场家族财产纠纷迫使戴震入京避祸。乾隆二十年,戴震状告一个家族中强横子弟侵占祖坟,不料这个强横子弟倚仗财势打通关节,反诬戴震不法,县令准备抓他治罪。戴震闻讯,“乃脱身挟策人都”,只带了一些书籍和本人的著述,其他行李、衣服都没有。他寄旅于歙县会馆,“是时纪太史陶、王太史鸣盛、钱太史大听、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进士,以学问名一时,耳先生名,往访之。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京师之行,是戴震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大事。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秦蕙田、姚鼐、王安国、卢文(弓召)等一大批学术名流都与戴震相识。这些人对戴震的学识都很推赏,为他广为延誉。戴震与这些堪称海内硕儒的人交往,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学术上也更为成熟。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姚鼐是安徽桐城派古文巨子,这时为孝廉。他倾心于戴震之学,写信给戴,欲奉其为师。但戴震虽然学高天下,却不好为人师。他回信给姚鼐予以拒绝说:

  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古之所谓友,因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

  作师不如作友,这是戴震的看法。后来姚鼐不满戴震之学,转而大肆批评。此次戴震拒绝为师,使姚鼐免却背师之讥,这是后话。在这封给姚鼐的信中,戴震还谈到了治学方法:

  凡仆所以寻求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坟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闻见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寻,循根可以达抄,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

  在这里,他提出了治学须有“十分之见”,“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不留余义,这样所得的结论才有坚实的基础。

  在京师期间,戴震出入名儒硕彦之门,朝夕讲论。他写了《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二篇,又有《周髀北极(王玄)玑四游解》二篇,这些都是他的重要著作。他还写了不少书信,在这些书信中,他反复阐述了自己的学术主张。此外,他应王安国之邀,到其家塾课其子念孙。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后来蔚为一代考据大师,与戴震的影响分不开。

  戴震在京师滞留了两年,声誉鹊起,名扬海内。乾隆二十二年(1757),南还,在扬州结识了惠栋。惠栋是清代汉学吴派的开创者,而戴震则是皖派宗师,二人在学术见解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戴震说:“惠君与余相善,盖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当然皖派与吴派在治学方法上有一定的分歧,但这只是清代汉学内部的分歧。章太炎、梁启超都曾对戴、惠之间的差别有所论述。章太炎说:“惠氏温故,故其徒敦守旧贯,多不仕进;戴氏知新,而隐有所痛于时政,则《孟子字义疏证》所为作也。”梁启超以“译言”为喻,说明皖、吴二派之差别:“惠派之治经也,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机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泽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焉,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惠派所得,则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章、梁二人的论述非常确切。

  扬州的学术空气非常浓厚,是当时的一个学术中心。戴震结识惠栋以后,钱穆认为他的论学宗旨发生一大变化,“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说,谓于义理制数互有得失者;今则并归一途,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典制,不啻日即故训即典制而义理矣。”戴震在扬州客居达4年之久。

  戴震虽然博学多闻,名满海内,但科举之途对他来说却比登天还难了直到40岁时,才考中举人。以后六次入京参加会试,但每次都名落孙山。毕竟科举考试所需要的是能够作八股文的“人才”,戴震重经学、讲训诂,作出来的八股文未免多了一些学究气,因而不被考官青眯。

  从31岁到41岁,戴震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著作,比较重要的有《原善》上中下三篇,《尚书今文古文考》一篇,《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据段玉裁记载,戴震曾说过:“作《原善》首篇成,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又说:“作《改元即位考》三篇,倘能如此文字做得数十篇,《春秋》全经之大义举矣。”又说:“《尚书今文古文考》,此篇极认真。”可见戴震对自己这些作品的重视。

  戴震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孟子字义疏证》。此书撰成于乾隆三十一年,戴震44岁之时。关于他的写作动机,段玉裁是这样说的:

  盖先生《原善》三篇、《论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经》、孔、孟之言,而以异学之言揉之。故就《孟子》字义开示,使人知“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之语病。所谓理者,必求诸人情之无憾,而后即安,不得谓性为理。

  可知戴震此作,是要从根本上抽去宋德性理之学的哲学基础。如果说戴震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一方面是为了打倒理学权威而作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为了建构新的哲学体系而进行的必要准备,那么《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就标志着戴震哲学体系的形成。

  戴震精通舆地之学。在京师期间,他应直隶总督方观承的聘请,纂修《直隶河渠书》111卷。此书尚未修成,方观承就去世了,接任者对戴震不能礼敬,他于是辞去此事。后来又游山西,修成《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及《汾阳县志》,“其书之详核,自古地志所未有”。

  由于屡试不第,戴震只好南下,主讲浙江金华书院,这一年他已50岁了。他从37岁参加乡试,40岁时才考中举人。以后十年之间,他汲汲科举,希望能在科场上获得成功。但每次都失望而归。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的命运才稍稍有些转机。

  早在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弘历(乾隆帝)打着“稽古右文”的旗号,命各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第二年,又命儒臣从《永乐大典》等书中钩辑佚书,并开四库馆,准务修纂《四库全书》。四库馆网罗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戴震当时已名重海内,连乾隆帝也风闻过他的大名。这时,纪购、裘修等人在乾隆面前力荐,于是特召戴震入京,充四库馆纂修官。

  戴震进入四库馆后,参加了校订群书的工作。当时由于大量书籍已经散佚,而明代所修《永乐大典》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文献,由此《四库全书》中很大一部分书籍都需从《永乐大典》中辑佚。”戴震于乾隆三十九年中成《水经注》的校勘工作。他分别经、注,并归纳出三种原则,订正经、注之互伪。《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较胜各本,又有部道元《自序》,他用以校勘通行本,凡补其缺漏者2128个字,删其妄增者1448个字,正其进改得3715个字。此校本颇获乾隆帝的嘉赏,当戴震把它进献给他后,他龙颜大悦,这位爱附庸风雅的皇帝亲撰御诗褒扬说:

  悉心编纂诚堪奖,触目研摩亦可亲。

  设以春秋素臣例,足称中尉继功人。

  戴震除校勘《水经注》外,还校勘了《九章算术》等古代数学著作。他在四库馆中所校之书还很多。据段玉裁《年谱》,从乾隆三十八年戴震入四库馆,到乾隆四十二年戴震去世,这5年时间里,他还校勘了《海岛算经》、《仪礼识误》、《周辟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仪礼释宫》、《五曹算经》、《仪礼集释》、《项氏家说》、《蒙需中庸讲义》、《大戴礼》、《方言》等官书,并撰写《提要》。戴展所校官书大体上都是天文、算法、地理、水经、小学、方言、礼制诸书。他的校勘态度非常认真,悉心考订,正伪、补脱、删衍,力求其实,堪称乾嘉学风的榜样。

  即使进入了四库馆,戴震仍然没有放弃作为一个读书人的理想目的——考取进士。乾隆四十年,他已经53岁了,这年秋闭,他去会试,但命运仿佛偏要捉弄这位名重一时的著名学者,他又一次落第。这一回,乾隆皇帝格外开恩,准许他与本年贡士一起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两年以后,戴震在北京去世,一终年55岁。

  戴震一生著作繁富,涉及学科非常广泛,包括数学(《策算》)、古文字学(《六书论》、《尔雅文字考》)、古语音学(《转请》)、语言学(《声的考入《声类表孔《方言疏证时、考证(《考工记图人《屈原赋注入《诗补传》)、天算(《勾股割囗记》)、天文学(《原象》、《迎日推策记》、《续天文略》)、地理学(《校正水经注》、《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汾阳县志》)、经学(《经考》、《尚书义考》)及哲学(《法象论》、《原善》、《绪言》、《孟子私淑录》、《孟子字义疏证》)。从他治学的深度和广度来说,不愧为乾、嘉学者之第一人。

来源:凤凰网  作者:杨世文            编辑:钱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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