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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化地理:徽州的居所

时间:2017-06-21 10:01:00

  随着西晋“永嘉之乱”、盛唐“安史之乱”和北宋“靖康之乱”,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徽州这片峰峦叠嶂、川流密布的地方,便成了中原士族避乱归隐之地,从而形成与藏文化、敦煌文化并称为“中国三大地域文化”的徽州文化。徽州“一州六县”至今仍有四千多个保存完好的徽派村落,成为华夏大地上独具光华的人文地理奇观,那些遍布村落的徽派建筑,既是一代又一代创造者家园梦想的直接表达,也是徽州文化母体的一种外在依托与智慧表征。

  一千三百多年前,徽州的诞生是南方中国一个必然的变数。

  徽州形成“一州辖六县”的建制是在唐大历四年(769),由歙县、黟县、祁门、休宁、婺源、绩溪组成。

  处在黄山与天目山脉之间的徽州,东临“吴越故都”杭州,与浙西的“金、衢、严”三州毗连,是中国儒文化传承的典型地域和中国文化史无法绕过的地方。“山限壤隔,民尚朴实”。这片峰峦叠嶂、河流密布的地方,处处是“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的秀美山水,成为吸引北方士族迁徙至此的重要原因。

  在这里,中原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交相融合,不仅形成了与藏文化、敦煌文化并称为“中国三大地域文化”的徽州文化,而且有四千多个保存完好的徽州村落,成为华夏大地上独一无二的人文、自然奇观。

  而这方安居的寓所,以及境域的繁盛,徽商无疑是最大的创造者。如果没有徽商在明清时期的大兴土木,就不可能有今天如此存量的徽州建筑;如果没有徽商文化的内外融合、交流、碰撞,就不可能有徽州文化的如此丰富与多彩。

  那遍布村落的徽派建筑,既是无数创造者非凡智慧和家园梦想的直接表达,亦是徽文化母体背景的一种依托与标志。在徽州人魂牵梦绕的乡村居所里,处处能够感受到徽州文化的一脉相承与生生不息。

  一

  走进徽州,认识徽州,最好的路径莫过于去寻访徽州历史上的名人与故居。然而,徽州历史人物灿若星辰,可谓列全国各州府之首,翻开《辞海》单列条目就有五十一位。譬如:孔孟之道的传人朱熹,明朝开国功臣朱升,明万历内阁重臣许国,清嘉庆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天文、算学、地理、哲学和文字学家戴震,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等等。

  “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很明显,是朱子理学与“贾而好儒”的徽商,促进了徽州教育的兴盛。在徽州教育名人录中,我走近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适先生,试图从胡氏家族的迁徙去打开徽州的窗口。

  循着胡氏一脉的延续,我从婺源的考水,过休宁,走歙县、黟县,到了胡适先生的老家绩溪上庄。无论绩溪,还是上庄,我都是第一次踏访,却又有重逢的感觉,因为,我在《胡适口述自传》中曾经相遇。胡适先生说:“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府’,治下一共有六个‘县’。我家世居的绩溪县,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向西便是黟县和祁门县;祁门之南便是婺源县。婺源是朱子的家乡,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却是他的祖籍。”

  无论是追祖敬宗,还是思古怀远,胡适先生与婺源的考水都有割舍不了的渊源,他的祖上藏着一个传奇而凄惨的身世:天复四年(904年),朱温叛变谋反,逼迫唐昭宗李晔迁都洛阳。在御驾东迁时,唐昭宗与何皇后秘密将幼子托付给了宫廷近侍郎胡三。胡三是婺源人,他不顾安危,历经磨难,把小皇子抱回婺源考水,并抚养成人,保住了皇家的一条血脉。胡三无儿无女,“遂养皇子为嗣,君随臣姓,将皇子易李为胡,取名昌翼”。胡昌翼一心寒窗苦读,以《易经》中后唐明经科第二名进士。当胡三说出实情,胡昌翼选择了终身不仕。他先后开设明经书院,创立明经理学。

  于是,胡昌翼的名字便与明经胡氏连在一起,成了明经胡氏的始祖。考水胡氏一脉,也就有了“李改胡”或者“明经胡”的说法,他们的血脉里流淌着皇室贵胄的基因。

  “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一)在遥远的年代,徽州的先人建村选址讲究风水理念,首选的地方必然依山傍水,或者是面水临山,有了山有了水,村庄就有了来龙与去脉。风水的核心思想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徽州人从选址到建村都把风水贯穿于活动的各个过程,因而趋吉避凶也就成了人们“卜居”的终极目标。

  选址建村,主要就是选山择水。风水学中“山厚人肥,山瘦人饥;山清人秀,山浊人迷;山驻人宁,山走人离;山长人勇,山缩人痴;山顺人孝,山逆人亏”等对山形吉凶的评判,就成了理想村落的选址标准。而对水的选择,除了有财富的象征意义之外,则多出于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譬如:歙县金山洪氏始迁祖洪显恩,定村时看中金山“山磅礴而深秀,水澄澈而潆洄”;绩溪盘川王氏始迁祖之所以选择盘川建村,是因为盘川“狮山拱峙,澄水潆洄,古木参天,良田盈野”;婺源星堂村“观其山,云峰峙其南,星峰峙其北;观其水,自北而南过围墙由东而出,可谓山环水复”。

  “前有朝山(向山),后倚祖山(来龙山),左右有所谓形为狮、象或龟、蛇的两山把守水口,溪流似玉带环绕。”这是风水观念对于村落总体环境的要求。徽州的村落水口,古时候都被人们看成关系到村庄人丁财富兴衰、聚散的场地,讲究“天门地户”,村门“天门”(来水方向)要打得开,村口“地户”(去水方向)要闭得紧。

  考水村的初名是考川,又称槃水,村名取义于《诗经·卫风》中“考槃在川,硕人之宽”的诗句。考水村水口有“龟蛇把谷口”的说法,村庄有龟山蛇山对峙,自然而然地成为村落的咽喉。考水村为了扼住关口,增加锁钥的气势,除了在左右对峙的龟山蛇山种植树木,在溪流上还要建桥造阁,使水口关锁严密,藏风聚气……“乡落皆聚族而居,族必有谱,世系数十代”。(光绪《婺源乡土志·婺源风俗》)考水的兴盛,在谱牒中找到了答案,现代著名学者胡适、近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墨业名家胡开文等等,他们的祖上都是从考水村走出去的……可惜的是,胡昌翼在考水村隐居与行吟的院落,还有讲学的“明经书院”,经不住岁风月雨的侵蚀,已是一片废墟。

  

  “明经胡”与绩溪结缘,是从胡昌翼的长子胡延进在绩溪任县令开始。而胡门一族从婺源考水迁往绩溪上庄(原名上川),是胡昌翼的第八世孙胡七二。胡氏四十一代裔孙胡祥蛟(铁花)、也就是胡适的父亲说:“吾家旧谱所记,始祖本是唐昭宗太子,避朱温乱改从胡姓……”胡适虽然生于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浦东新区),却在绩溪上庄接受了长达九年的私塾教育。后来,胡适先生在村里倡导开办了“毓英小学”,还兼任过校长,而他留在上庄更多的痕迹还是故居。

  旧时,从婺源去徽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走驿道,要么走水路。那个年月,徽州的盐商、茶商、木商都是这样走的,耗在路上的时间可想而知。如今交通便捷多了,都有高速公路。上庄离绩溪县城只有三十八公里左右,从215省道转到217省道,再走乡镇公路就能直接到达“枕山襟水”的上庄村了。“竹峰丛其北,清流绕其南,西峙金山,东环狮石,宅上庄者,造物若辟斯土以有待焉。”在乾隆丁丑(1757)年编修的《胡氏宗谱·宅图小引》上,对上庄风水格局留下了这样的记述。上庄与考水的村庄环境格局类似,“负阴抱阳,背山面水”,“其山清以旷,其水环以幽”,水口的狮山、象山形成天然屏障。而周围宛如众星捧月的竦脚岭、西慕坦、呈华塘、张家山等村庄,给上庄增添了几分古朴与灵秀。

  徽州的村庄,在每一个开基始祖或迁祖开始,就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同族聚居,繁衍生息,形成了世代相沿的习俗。“李唐望族居住地,明经名门耕读村。”刻在上庄巨石上的文字,烙着村庄“崇宗睦族”、“耕读传家”的印记。关于徽州宗族的特点,清初学者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表述:“新安(徽州古名)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在胡适先生的记忆里,上庄“与华南其他地区的村落一样,是习于聚族而居的。洪杨起事之前,我们聚居的胡氏一族总人口在六千上下——当然也包括散居各地经商的族人在内——大半务农为生。但是大多数家庭也都有父兄子弟在外埠经商的——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一带……”。事实上,胡适先生的家世亦是如此,他家“世代乡居……历代都是靠小本经营为生”。

  我沿着村巷七转八拐,才找到位于“适之路”28号的胡适故居。胡适先生字“适之”,一条通往他家的小巷以“适之路”命名,足以说明上庄的后人对胡适先生的尊崇。即便是胡适先生这样的名人故居,也免不了旅游业的开发。靠近故居门口,有一间售票房。临近中午,没有游客,售票员与讲解员也闲得无事。我向她们说明是从婺源专程过来采访的,并掏出中国作协的会员证作身份证明。没想到,讲解员胡美珍是胡适先生族侄胡健平的老婆,一句“老家人”,让我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胡适故居是一幢典型的徽派民居,坐北朝南,小青瓦,马头墙。院子呈长方形,立着胡适先生的塑像。论相貌气质,胡适先生周正儒雅,骨子里有书生意气。“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有无,室之用也。”老子从“有”和“无”的相互关系,认识到了建筑空间的本质。而徽州民居对建筑空间的应用可谓极致,从进村入巷,到院子,再到屋内,都是一种空间体验的过程。胡适故居主屋为三开间,两层楼,前堂有天井,两旁有厢房,楼上为“通转楼”,楼下是堂屋。后进为内堂,栏板隔扇,精雕细刻,梁托上一对荷花仙子栩栩如生,门窗上饰以兰花的雕板。前后堂的桌、凳、椅,泛着暗亚的木质光泽。房间的采光不是很好,与简单的家具相比,一张上了漆的满顶床特别显眼。这,既是胡适先生与江冬秀当年结婚的婚房,也是由他母亲做主包办婚姻的见证。胡适先生完婚已是二十七岁,按上庄“十三爹十四娘,三十晚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的俗话,他算得上是个标准的“老新郎”了,想必个中应藏着太多的无奈。胡适先生的书房更加简洁,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陈设的也只有砚台、毛笔、笔筒、美孚灯等。胡适故居门楼的水磨砖雕,檐墙上的山水花鸟,房梁上的雕饰,以及门窗上兰花的雕板,无不透出主人雅致脱俗的审美情趣。

  像胡适故居的雕饰,在徽州其他民居中也同样可见。明代崇尚简约朴拙,清代流行繁复精美,其中以砖、木雕尤为突出。民间的雕饰主要是吉祥、劝学、祈愿家庭和谐、子孙幸福的内容,如朝凤、蝠云、莲荷、榴实,以及渔樵耕读、五子登科等。鲤鱼跳龙门(即鱼龙变化)这一题材用得尤为普遍,反映出人们对改变命运的憧憬和追求。由于徽州崇文之风盛行,因此,琴棋书画、梅兰竹菊及文房四宝、博古珍玩等图案也不乏见。还有的,将人们生产生活如耕耘、水运、品茶、对弈等场景也雕刻在窗子护镜、隔扇腰板上,充满着生活气息,令人备感亲切。当然,也不排除当年徽州那些富商巨贾互相攀比,不仅访遍徽州当地的高手,而且不惜重金聘请东阳、宁绍等地名师巨匠参与到豪宅的营造中。大户人家的花厅客馆,更是雕刻满堂,富丽堂皇。

  倘若追溯与回望,不难发现徽州民居,乃至徽州建筑都是与徽商的兴衰连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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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洪忠佩            编辑:钱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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