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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当时行知号知行一

时间:2017-09-13 09:56:00

  生平:(1891—1946)本名陶文濬,因欣赏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改名为知行。1934年,因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为行知。陶为徽州歙县人,幼时进入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师承传教士唐进贤。后经唐介绍,入读金陵大学。1917年,陶行知留美,先后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后,陶行知结合中国国情,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相信,教育改造是中国社会改造最为有效之道。1927年至1930年,陶行知在南京郊外的晓庄师范践行这一理论,取得极大成功。

  师承:唐进贤(崇一学堂)、包文(金陵大学)、杜威和孟禄(哥伦比亚大学)。

  高徒:胡慕罗……

  核心理念: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教育实绩:创办晓庄师范、育才学校等一系列实验学校,被誉为“乡村教育的圣人”。

  23岁的陶行知在毕业典礼上宣读论文《共和精义》,黄炎培在台下观礼。32年之后陶行知去世,黄炎培题写挽诗,依旧说的是当年的场景:“秀绝金陵第一声,当时行知号知行。”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1914年,23岁的陶行知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并在毕业典礼上宣读论文《共和精义》。

  虽以政治为题,但《共和精义》处处指向教育。时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正于台下观礼,对陶的论文印象十分深刻,以至32年之后陶去世,他题写挽诗,想起的仍是那次见面的场景,“秀绝金陵第一声,当时行知号知行”。

  入读金陵大学,是陶行知人生重要的转折点。此前,他是徽州歙县的一个穷小子,在旧式学堂接受启蒙,在教会学校崇一学堂接受初等教育,人生轨迹近乎寻常。直到1909年进入汇文书院后(金陵大学前身)才得以改变——在金陵大学的5年时间,陶行知“如鱼得水,甚为欢洽”,崭露头角。金大也让他身上的基督教气息渐浓——金大为教会高校,陶行知浸染其中,逐渐被基督教精神影响。日后,司徒雷登说:“(陶行知)一生从事教育,坚信博爱,后主张小先生制,均为基督教精神之最大发挥”,蒋梦麟则称他在推广平民教育时“很有传教的精神”。

  可以说,如果没有金大就学的机会,陶行知对“知行合一”的思考不可能如此深入,对民主共和也难以有如此认识——陶行知日后思考教育与国民改造的关系,思想根源皆起于此。

  陶行知认为中国学术缺乏一种科学的方法,必须通过“实验”才能达到真正的“致知”。

  在赴美留学之前,对陶行知思想影响最大的人物无疑是王阳明。当时思想学术界极为推崇“王学”,以其“知行合一”的思想改造中国人,原名陶文濬的陶行知亦被这一浪潮影响,1911年,改名为“知行”,寄托自己积极入世、改造社会的想法。

  1914年9月,和汪纯宜结婚不久的陶行知,即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留学。他一方面定向研习市政学,一方面也修习教育课程,包括“教育行政学”、“教育研究法”、“教育心理学讨论”以及“中学课程”等。对于陶行知的课程选择,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余子侠分析:“在夏季加习的几门学位外的课程表明,他已决意转攻教育学,争取更高一级的学位。”

  过了不到一年时间,1915年9月,陶行知就转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就读。虽然伊利诺伊大学只是陶行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跳板,但这里的学习给他奠定了“相当坚实的知识理论基础”——他在伊利诺伊大学师从杜威学派人物罗托斯·迪尔塔·考夫曼教授,获取了“教育哲学方面最基础的知识”。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全世界研究教育的最高学府。在这里的两年时间,陶行知师从孟禄、杜威等名教授,构建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从“美国公共教育管理”、“学校与社会”、“教育史”、“教育哲学”到“进步社会的教育”,陶行知一一研习,形成了他所谓的“以教育行政”为终身职业的基础。

  这些观念对陶行知影响极大,余子侠教授说:“所谓‘知行合一’的行,并不涉及对客观世界的具体实践,仅仅是内心修养功夫的一种行为意念或意志方向,丝毫无意助益社会环境的改造和客观世界的变更。”而西方教育理论则表现为“一种外向扩展进取的意志的培养和锻炼”,“有了这种理论武装,陶行知早年积蓄的‘内圣’功夫,开始转化成真正实现‘外王’之道的内在动力。这种‘外王’之道之根本目的,即在于成为改进社会改造环境的真主宰。”

  从实践的角度看,对陶行知影响更大的,无疑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他认为中国学术缺乏一种科学的方法,必须通过“实验”才能达到真正的“致知”。

  在美三年,陶行知对“知行合一”、“实验主义”乃至自由主义都有了新的理解。在日后的实践中,这些观念被陶行知以本土化的方式一一展现出来。

  1917年,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开展得轰轰烈烈,“新教育”也被提上日程。这一年,陶行知应郭秉文的邀请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育学专任教员兼教务助理。那些在美国习得的知识开始有了用武之地。

  一开始,他在南京高师实行教育改革是技术层面上的。比如,把“教授制”改成“教学制”,因为他认为“人师之责,不在教学生,而在教学生学”;他又将原来的固定科目改为“选科制”,因为他觉得学生“不可偏于一面”。待到成为教务主任后,陶行知的动作更大了,他开始实行“男女同校”的策略——陶行知觉得这是实现“教育民主”的重要一步。陶行知的种种举措,使得南京高师成为一时教育改革典范,和北京大学的改革遥相呼应。

  校园之外,陶行知把精力投入在“办理教育之人”的培训事业中。在他看来,中国实在缺乏教育方面的人才,“中国不想推行义务教育则已,若想推行教育,必从培养改良地方办学人员入手”。1920年暑假,他在南京高师首创暑假学校,录用全国各地教育行政人员及中小学教师进行培训。数期之后,学员数量已达800多,遍及18个省。在后人看来,陶行知所开创“暑期培训”从形式上看,已有后来“平民教育运动”的色彩。

  其时,五四运动席卷中国,陶行知的行动和思想为其赢得了不小的声名。1921年,蒋梦麟等人倡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陶行知被聘为主任干事——中华教育改进社为当时最负盛名的教育改革团体,黄炎培、蔡元培、张伯苓、胡适等人均和该团体有紧密联系。陶行知到位后,大力推动科学教育普及、助力学制改革——这些他过去无法以个人之力完成的事情,现在改进社的帮助下都能从容践行。

  也是从中华教育改进社开始,陶行知才介入到“平民教育事业”中去。1922年,陶行知在上海见到前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因后者立志“普及教育”,便将晏阳初在长沙试验平民教育的方法和成果一一告知,朱其慧极感兴趣。1923年春末,晏阳初在嘉兴进行试验,陶、朱一行人便赶往参观,当晚大风雨,不料晏阳初的子弟,包括“木匠、商店徒弟”一一前来,陶行知深受感动。他当即邀请晏阳初前往上海与胡适等人讨论,成立全国性平民教育总机关。

  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陶行知开始大力推广——从他写给妹妹陶文渼的信里就可见一斑,“我过几天还要到军队里,工厂里,清节堂里,监狱里,济良所里去推广平民教育”。由于陶行知等人的工作,南京一地就出现了126所平民学校,学生近5000人。日后,陶行知还组织编写《平民千字课》、编辑出版《平民丛书》、《平民周刊》等。此时的陶行知,通过平民教育运动,似乎已经看到当初“以教育促共和”的理想正慢慢实现。他说:“我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我深信平民教育一来,这个四通八达的社会就要来临了。”

  为了更好地推进平民教育,陶行知决心从城市走向农村。

  他舍弃了所谓的“义务教育”和“普及教育”,直接喊出“大众教育”的口号。

  费正清日后评价:“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

  陶行知看到的中国现实是:“中国以农立国,一百个人当中有八十五个住在乡村里。”这样的状况让他下定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个个乡村都得着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

  晓庄师范正是这场试验的开始。

  1927年3月15日,晓庄师范正式开学,陶行知称之为“生活教育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一天”。一开始,晓庄师范就和其他的学校不一样。章开沅教授总结晓庄有四个“奇异”:校舍奇异,开办之初没有校舍,所有的宿舍、厨房、厕所,均由学生自己建设;教员奇异,晓庄没有老师之称,只有指导员之称,陶行知称,“农夫、村妇、樵夫都可做本校的指导员”;学生奇异,晓庄的学生数量不多,却质量奇高;经费奇异,几乎全由陶行知私人筹集。

  在教学理念上,晓庄也独树一帜——“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些后人熟知的口号,陶行知在晓庄师范践行最多,他的目标是让学生拥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和社会改造的精神。所以,学生在这里拥有以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干农活、看戏剧、学烧饭……

  学生成为农民,自然放下身段,和周边的乡村连成一体,下意识地参与乡村建设。晓庄师范开办后不久,就在周围开办了平民学校、乡村医院——“改造社会”的口号,此时已经完全落实到行动中来。

  1928年8月,晓庄师范改名为晓庄学校,此时的它已有8所中心小学、6所中心幼稚园、3所民众学校、2所民间医院、1所木匠店等。随着晓庄气象日新,周边的乡村都以它为榜样,不断有其他村子里的人过来学习。1930年,江苏省民政厅还将江宁县北固乡“完全划作实验区,归该校指导进行”,以实现“民有、民治、民享之乡村”。

  陶行知此时已经认定教育改造是乡村改造的重要手段,他说:“我们要以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社会的中心,我们要与农人、小朋友做同志,要这样才可以发生很大很大的力量。”

  不过,这个被陶行知寄予极高希望的实验,不到3年时间,就被政府查封,宣告终结。

  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杜赞齐曾说,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人都有可能成为甘地式的人物,但他们最终都没能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政治和权力的产生使得他们必须首先获得权力才能实现理想”。

  陶行知是很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不倾向于任何党派,勿论权力,这使得他的教育试验屡屡遭遇挫折。

  费正清说:“陶行知与政治当局的关系是矛盾的,他的乡村实验终于不能获得任何当权者的有效保护。陶行知和冯玉祥之间有一种隐秘的关系,这位‘基督教将军’是蒋介石的对手,钦佩并可能帮助晓庄学校的事业。蒋介石本人曾短暂地对晓庄学校的进展感兴趣,但在1930年下令关闭该校,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该校有社会方面激进的可能性。”

  晓庄查封之后,陶行知被通缉,流亡日本一年后,才得以回国,隐藏在史量才的《申报》里度日。1932年,随着时局的变化,针对陶行知的通缉令被取消,他才敢浮出水面。

  其时,日本已经入侵中国,教育的主题已经不仅仅是“改造”,还包括“救亡”。

  这时期,他舍弃了所谓的“义务教育”和“普及教育”,直接喊出“大众教育”的口号,“大众教育是要教大众以生活为课程,以非常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生活,做他们的非常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课程。这非常生活,便是当前的民族解放、大众解放的生活战斗”。

  1932年9月,陶行知在上海设立“山海工学团”——取名“山海”,是“因山海关已成为国防第一线以示不忘国耻”;“团”,则是针对“中国社会之一盘散沙的大病”。工学团是一个极为朴素的组织,“将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以强调“在劳力上劳心”和“手脑相长”。陶行知说:“四万万人若都能用脑来指挥手,手来变化脑,那么组织起来必能产生惊人的力量了。那时应付日本,一定不难。”为了应付工学团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陶行知又推出了“小先生制”——让十多岁的小孩,担当起先生的责任,从而“小孩教小孩”。“小先生制”首批培养出来的200多名小孩,都能“教哥哥姐姐、教放牛娃、教砍柴伢,为普及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

  陶行知:当时行知号知行一

  越加艰难的时局,使得陶行知不可能再有条件创办晓庄师范那样的基地,他唯有通过这些朴素而实用的制度,才能维系自己的教育理念——即便到了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他依旧没有忘记“教育救国”——他创办的育才学校即是明证。

  和抗战最艰难时期提倡“救亡教育”相似,抗日即将胜利之时,陶行知开始提倡“民主教育”。

  1944年6月,民主运动开展之际,他向育才师生和育才之友宣告:“学习民主,帮助创造民主的新中国。民主的洪流、浪头已经到来,没有力量可以抵抗它。”抗战一结束,陶行知更是欢呼不已,他高喊“大家都来上民主第一课”。

  陶行知是以身作则的。1944年10月13日,陶行知致信校务会议说:校务会议是民主教育之组织,希望列席者不是为会议而会议,而是为民主的学习而会议。

  在这之后,“民主”就变成了一种实践。他加入民盟、参加“上海人民呼吁和平入京请愿代表团”,都是为了表达“我们不要假装的民主”。直至生命的最后关头——他曾经预料李闻惨案之后的“第三颗子弹”会打在自己的身上,不料,却因脑溢血突发而逝世。

  可能陶行知自己都没想到,终身立志教育的他,在人生最后一百天会如此强烈地介入政治,给后世留下“民主之魂”的称号。

  但对后人而言,他最后的实践正是一种民主教育。

  1914年,23岁的陶行知在金陵大学的讲台上大声宣讲:“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

  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段人生的开始。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            编辑:钱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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