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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著名剧作家、诗人贾梦雷

时间:2018-02-24 09:42:00

  2012年元月十八日下午,冒着小雨,我按照事先的约定,来到安徽省立医院综合楼12层,按响了门铃,贾梦雷先生满面笑容迎了出来。恰逢龙年新年即将来临之际。十天前,他八十初度,马上又临春节,是个喜庆的日子。见到他,仍旧那么精神,直率,让人感到一种豪爽之气。他是安徽文艺界的老领导,我们都习惯地称他老贾,足见他的平易近人,与群众之间的密切关系。

  这是一座三十二层的大楼,下面几层门诊,上面的楼层住家。这幢楼,在四牌楼一带,也数得上是高层建筑了。

  他家布置得洁净、典雅,进门后,他领我到他的书房坐下,便无拘无束谈了起来。

  这是一间不算大的别致的工作、写作之所。书桌正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国画《铁骨生春》,遒劲的枝干上,怒放着欲燃的红梅,煞是精神,更为室内平添了生机。我问这是谁画的?他说是他一位最要好的同学马华所作;画的左右两边墙壁上,还分别挂着几帧照片,皆是他与家人的合影。

  他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北京中国茶叶总公司工作,女儿在深圳工作。现在,他有时也去儿女处住上一段时间,或者与家人一同出游。墙上的几帧照片就是出游时所拍。其中一张是他和孙女儿在云南的合影,祖孙俩笑得十分灿烂。

  这间书房所散发出的,是阵阵的温馨、祥和的气息,和这新春来临的气氛如此一致。

  我和贾梦雷相识已经三十多年了,他是省文联里我所敬重的一位领导和文艺家。记得第一次见面,还是1981年第一届淮河笔会的筹备会议上。当时我在蚌埠市文联工作,会议就在蚌埠市文联的办公室里开。他和陈登科一道来的,同来的还有省作协的工作人员。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望着眼前这位已满头银发的老领导,往昔的许多记忆都一一浮现在眼前。

  动荡的青少年时代

  贾梦雷,山东单县人,1933年1月8日生在单县城里。他的祖父贾鸿宾,是清光绪十八年(1888年)戊子科的举人,他是乃祖父最小的第八个孙子。他们家庭在当地算得上是个有声望、殷实、富裕的家庭;三、四岁的时候,他的祖父就去世了。

  1938年,日本鬼子侵占了单县,他的两个哥哥参加了八路军,哥哥投身革命,从此改变了他们一家和他一生的命运。

  由于汉奸告发,他的父亲被鬼子抓了起来,结果卖光了家中的田产,才算赎出父亲的一条性命,从此家庭破产。不敢再在单县居住,便四处逃难,到济宁、曹县等地,寄居在亲戚家里。他的童年、少年时光,都是在动荡不安之中度过的。

  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叫贾遵兆,后来,他给自己重起了个名字:贾梦雷。他说:“我的意思就是做梦都在打雷,打翻那个旧世界,让我的两个哥哥凯旋而归,再不受人欺负!”

  1946年,杨勇率领的第七纵队解放了济宁,其时,他的参加八路军的三哥贾萍在七纵的政治部工作,他在解放区的济宁中学读过半年书。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单县这个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的县份,成为拉锯战的地方。在家乡呆不下去了,他就跟随二哥来到了河南省商丘,住在亲戚家中,后来又考入自忠中学。这是一所为纪念爱国将领张自忠而成立的第三十三集团军的子弟学校,后台是中共特别党员张克侠,他1929年入党,周恩来直接联系的地下党员,当时担任国民党第三靖绥区副司令。这个学校的校长、教务主任,以及一些教员,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或者爱国进步人士。

  1948年下学期,学校奉命南迁,来到南京镇江之间一个小站——桥头镇南边几公里外驻下。淮海战役打响后,张克侠、何基沣二将军率三个半军起义,为淮海决战的胜利,拉开了序幕。自忠中学大部分学生一下子都成了起义军的子弟,怎么办?学校的负责人就宣布学校解散,各奔前程。南京地下党决定,将该校的部分师生转移到江北解放区去。

  在此重要关头,一个影响他命运的人出现在他的面前,就是自忠中学的教务主任、中共地下党在自忠中学的负责人赵庆辉。原来,赵主任早就对贾梦雷进行了观察,有所了解,决定第一批送他进江北解放区。

  进入解放区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江淮一专署民政处当办事员,接待从前方下来的荣军,特等、一等残废军人。他们都是战场上丢了一条腿一只胳膊的,脾气很大,弄不好就拍桌子骂人,他就请来科长,一位老红军,右手只剩下两个指头。他向荣军同志介绍说:“这是我们科长,他这只手,丢在长征路上了……”科长说:“对哦,像你这条腿一样,不是狗咬的。”于是荣军同志立刻肃然起敬,拿起介绍信,向科长敬个礼,拄着拐杖去了。

  他对文艺很喜爱,第一次发表作品,是淮海战役正打得惊天动地的时候,地方上主要任务是支援前线,他把看到的、想到的,写了首歌词——《支前小唱》,由懂得音乐的文印股长吴吉如谱了曲,发表在地委的报纸《江淮通讯》上,从此,他便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1949年三、四月间,他随专署进入了滁县。不久,他又被派入淮南公学,学习革命理论。学习了三个多月。那时,淮南公学开大会,队与队之间要拉歌,他是个文艺活跃分子,当一个队唱歌的指挥,他还为队里自编自演小话剧,这些才艺给教导员留下了印象。

  1949年6月9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刚成立,他就宣誓入了团。

  从淮南公学毕业后,他被编入地委工作队,到定远县反匪反霸。12月,他接到调令,因为能编写,又会指挥,就调他进了尚在筹建中的滁县地委文工团。

  1950年4月11日,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其时,他的实足年龄才17周岁零三个月。

  1951年,他写了第一个剧本《宝生回家》,被搬上了舞台;他的第一批诗歌作品,也相继在地委办的《滁县通讯》上发表出来。

  1953年4月,他接到省里的调令,被调到安徽省文联。

  省文联风雨的见证人

  他到省文联,才二十周岁,是先到省文联来的原滁县地委文工团老团长王东柏同志向文联筹委会主任戴岳推荐的。

  戴岳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筹委会主任;陈登科任副主任,陈当时在治淮工地带职深入生活,机关的人不大看得见他。

  戴岳是个爱才之人,贾梦雷到省文联不久,就担任文联的党组秘书、文联秘书,从那时起,就开始做安徽文艺界的组织、联络工作。当时的文联会员系个人会员,哪个会员发表了作品,出了成果,他都要进行调查,根据这些信息,当时文联调进了不少在文艺创作上崭露头角的人才。

  陈登科这位农民和战士出身的作家,长期深入生活,创作出许多有影响的作品;为人豪爽豁达,光明磊落,也十分爱才,贾梦雷生性豪放、性格爽朗,两人性格相投,十分谈得来;以后的长期相处中,他们结下了很深的革命友谊。

  陈登科1956年就成为党的八大代表,进入怀仁堂,和党的领袖们一起举手,通过党的纲领、党的章程。

  可是,一段平稳的日子没过多久,1957年的反右斗争就开始了,安徽省文联一下子就打成了14个右派分子,其中时任省委宣传部文教副部长、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的戴岳,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这次,贾梦雷因在《江淮文学》上发《一串辣椒》和《两只辣椒》的讽刺诗,而遭到了批判,受到了留党察看两年的严厉处分。

  这次运动以后,又经历了大跃进、大炼钢铁等各项运动。

  平时,他们还经常配合党的中心任务,深入到各地基层,去参加各项工作,同时也为创作积累生活素材。

  1963年,陈登科《风雷》出版,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时陈登科正率领省文联创作人员在和县香泉公社搞工作队,住在一间4、5平方的小房子里,进去三、四个人就挤不下了。贾住在一户贫农家里。他说:“这家用土坯给我搭了个铺,他家养了一口猪,没有圈,每晚就睡在我的铺下面,凌晨4点左右,猪起来吃食,呼哧呼哧把我搞醒了,然后它又熟睡,我却睡不着了。”一天,他们去公社开会,晚上大家围桌而坐,说是联欢,其实也没啥节目,县里的一位部长和他们一起搞工作队,是个爱热闹的人,这晚喝多了,一开始便宣布:“老陈的小说出版了,拿了稿费,今晚,他得请客。”于是陈登科马上掏出20元,叫人去买了瓜子、花生、糖果之类。还没吃完,部长又说:“老陈再掏,不够吃。”如此一连掏了五、六次,才算罢休。

  随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省文联的作家、艺术家们受到了更大的磨难。

  1968年,他和省文联一批被打倒、靠了边的文艺家,被安排到毛主席视察过的舒城县舒茶公社,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继续进行斗批改。

  当时陈登科、那沙已被抓进看守所的牢房里。

  来到舒茶公社后,鲁彦周、肖马、贾梦雷、乔浮沉等“黑班底”的人,都挤在一个稻草铺上,算一下,平均一人只有一尺二寸的地方。晚上睡下来,那可热闹,有的打呼,有的磨牙,有的骂娘,有的窃笑,睡梦中常常透不过气来,他戏称这是“牛棚小夜曲”。

  1973年的一天,陈登科家里人悄悄带话给贾梦雷,说陈登科从牢里放出来了,想跟他见一面。他就跑到公安学校陈登科外甥女的家中,一眼看到了陈登科。这时陈登科头发已变得灰白,满嘴牙全掉了。两人抱在一起,十几分钟讲不出一句话,任凭泪水交流。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省文联迎来一个蓬蓬勃勃发展的阶段。

  这些风风雨雨,都已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而贾梦雷就是省文联半个多世纪来风风雨雨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流金岁月

  1978年,万里同志来安徽主持省委工作,省委正式作出决定,为安徽省文联平反。

  陈登科平反之后,成为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进入主席团。当时,文学界登上全国人大主席台的,只有两位:一位是巴金,再一位就是陈登科。

  1981年,贾梦雷开始担任省作协副秘书长,后来又担任秘书长、副主席,这段时期,不仅是他尽心尽职做好作协工作,开展各种文学活动的黄金时期,也是他自己进行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三中全会以后,安徽作家群十分活跃,被国内文学界称为皖军,陈登科是公认的皖军首领。

  当时,省文联不仅恢复起了《安徽文学》,还创办了《清明》。

  1980年,陈登科发起并主持了黄山笔会,邀请几十位在国内有广泛影响的作家,欢聚黄山,声讨极左路线,商讨新时期的文学任务。

  另一件影响很大的活动,是举办了淮河笔会,省作协和沿淮7个地市合办,主办地市出些钱,其他地市也出些,省作协出一部分,沿淮地市一届一届地办;陈登科任笔会会长,

  1982年到1985年,连续召开了四届淮河笔会,先后有三百多位省内外作家,走完了淮河全程,作家们一路看,一路谈,一路写。在陈登科的家乡苏北,在淮河之源的河南省桐柏山,大家具体看到了这位淮河的儿子、历经磨难而不屈的作家对人民的深情和人民对他的厚爱。

  每一次笔会召开,都要进行周密的安排,会议的内容、行程、参加人员、宣传、组织、善后事宜,等等,是十分繁琐的。四次笔会能够顺利地召开,倾注了贾梦雷多少的心血!

  随着经济建设步伐加快,八十年代后五年,省作协又走向工矿企业,成立安徽省作家企业家联谊会,吸引、组织了空前多的作家,到工厂企业深入生活,采访交流,写出十部报告文学集,陈登科担任联谊会会长,一些具体的工作,也都是由贾梦雷来操持的。

  安徽省文联一时聚集起不少性格豪爽的作家、艺术家,陈登科、肖马、贾梦雷、曹玉模等等。1980年黄山笔会时,外地来的一些文艺家,面对安徽作家,不无感慨地说:“他们带有传奇色彩,,有一股豪爽之气!”

  贾梦雷在《陈登科形象》一文中这样写道:“陈登科对自己文学工作和社会活动,从不炫耀,经常向人炫耀的是他的酒量,某一次在京西宾馆和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友会面,一人抱一瓶茅台,喝干为止,几个人都没有喝过他,他喝酒和做人,都有一股豪侠之气!”

  贾梦雷为这段流金岁月付出许多心血、劳苦,为安徽文学艺术的史册添上了光彩的一笔。

  创作成果

  贾梦雷作为省作协的领导、省作协许多实际工作的操持人,繁忙工作之余,文学创作从未停止过。

  第一届淮河笔会后,《淮河》文艺双月刊要出一期笔会特刊。

  我向他约稿子,他马上就爽快地答应了,等到交稿子的日期,我向他要稿,他干脆拿了一叠稿子说:“我把会上写的全给你吧!”这就是《淮河思绪》文稿。那一期的《淮河》笔会特刊,编排得十分厚重、精彩。我记得,参加笔会的陈登科、江晓天、杨杰、张锲、孟伟哉、阎纲、贾梦雷、戴厚英等人的作品全上了,有的选的是大会上的讲话,而贾梦雷则是亲笔写的一组散文诗。

  贾梦雷长期在基层深入生活,进行文学创作,对于文学创作、对于社会生活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有着科学的理解,对那些不符合艺术规律的东西,有自己的看法,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一位诗人,有段时间他对诗歌表现出强烈的关注,记得他对一些读不懂的诗很反感,他对诗歌的真知灼见,发人深省。

  我主持《诗歌报》工作时,就编发过他的一篇《关于诗的对话》。这篇文章坦诚、直率,写得尖锐、真切、厚重。

  他自己创作的诗歌,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有着强烈感染力的。

  《贾梦雷诗文集》中,就收录了不少耐读的厚重的篇章。其中《世态素描》、《小楼春秋》、《淮河思绪》等,都是精品力作,今天读起来,仍然强烈地震感着我们。

  他的创作起于诗歌,取得出色成绩的,还有电影剧本、电视剧本、戏剧剧本的创作。

  他的电影文学剧本《情漫黄山》,多幕话剧《同岁人》,电视剧本《狐女婴宁》、《狐侠红玉》,都被搬上了银幕、荧屏,深受观众的喜爱。

  他先后出版了诗集《美的奏鸣曲》、散文报告文学集《笑的权利》和《贾梦雷诗文集》。

  龙年喜逢他的八十寿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我和他两个多小时的会心交谈中,我了解到,2012年他还有自己新的创作计划。

  我期待着他的新著问世,期待着他的创作带给我们的文坛更多的喜悦!

来源:安徽省文联  作者:乔延凤            编辑:钱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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