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彦周是位多产作家，而且品种齐全，从文学到影视剧，堪称“多面手”。在奉献八卷本的《鲁彦周选集》之后，不顾年老多病，多次深入巢湖、大别山、淮河等地采风，补充生活，抱病奋笔，完成了力作两卷本的《梨花似雪》，终因心力交瘁而病逝。这位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很值得研究。因为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有很多“亮点”是带有规律性的，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我认为其中有两部作品，涉及到鲁彦周在文艺界的“定位”，很有必要再回顾、再研究。一是独幕话剧《归来》，二是中篇小说和电影《天云山传奇》。这两部作品有许多“共性”，特别是它们的面世经历更是雷同之极。这些历史现象包涵着值得再探讨的元素。

　　先谈《归来》

　　1955年，中央文化部下达通知，将在1956年春季举行全国话剧会演，要求各地和相关院团做好准备参加会演。省委文教部会同省文化局、省文联反复研究，最后确定两个方案：先搞一台小戏准备着，同时，组织一台大戏。三个小戏的剧本很快就确定下来了：一是省文联曹玉模的《生产队长》；二是省文化局刁均宁的《下桃园》；三是省文联鲁彦周的《归来》。省话组织力量，很快把这三个小戏搬上了舞台，反映都不错。相比之下，《归来》最好，有戏、有人、有情，主题鲜明，思想深刻。

　　这时，由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戴岳亲自操刀的中型戏《搏斗》也脱稿了，反映治淮斗争，属重大题材，又有安徽特色。有些领导决定以这个戏为重点，再搭配一个《归来》，凑成一台晚会。方针已定，省话立即全力以赴。虽然紧张，因为要到北京参加会演，士气高昂，加班加点，乐此不疲，直到上火车，经蚌埠，直奔北京。

　　到了北京，安徽演出团住在北纬路旅馆，演出场地在天桥剧场。每个演出团演三个晚场一个日场，以便大家轮流观摩交流学习。安徽演出团每场先演《归来》，休息之后再演《搏斗》。总的反映都不错，说《搏斗》题材好，场面大，气氛热烈。说《归来》戏剧冲突强烈，抓住了当时社会矛盾的一个热点。解放初期，一批干部由农村进入城市，经不起花花世界的诱惑，思想感情起了变化。农村糟糠之妻纷纷盼望出征的丈夫归来团聚，怎么也没想到丈夫归来却提出离婚。这个在生活中反复出现的现象，一旦出现在舞台上，立即引起强烈的共鸣，好评如潮，反映出乎预料。那时评奖，就戏论戏，只看现场发挥，不论任何其他。结果《归来》得了剧本一等奖，演出一等奖，演员、导演等也分别得了二等奖三等奖。《搏斗》也得了一些奖项，相比之下，稍逊一筹。紧接着《归来》剧本发表了，评论也出来了，说它轰动京师剧坛毫不为过。由绿叶变成了红花——一朵带刺的玫瑰，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结果。

　　再谈《天云山传奇》

　　“文革”十年，天翻地覆。鲁彦周深受其害，机关被砸，放眼全国生产停滞，生活匮乏，心痛无奈，决心封笔明志。四凶覆灭，大地回春，鲁彦周重新拿起笔来，在和陈登科、肖马、江琛合作完成了歌颂农村新时期新政策的电影文学剧本《柳暗花明》之后，深入大别山区，开始动笔撰写酝酿已久的小说，但内容是什么？外人不得而知。

　　当时，省文联正在筹办大型文学刊物《清明》，主编为陈登科。他想在创刊号上推出一篇“开山之宝”，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的作品。思来想去，最后决定用刚刚复出的丁玲的《在严寒的日子里》作为头条，含意不言自明，以期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也为新刊物的品格定下一个鲜明的基调。也就在这时，鲁彦周的新作也脱稿了，他作为刊物的副主编理所当然要支持即将诞生的新刊物，也就把定名为《天云山传奇》的新作交给编辑部发在创刊号的后半部。1979年，“清明”创刊号一面世，立即在全国文艺界引起震动，有人戏称文坛皖军又打出了一个“加强师”。丁玲长篇众目所瞩，毕竟是一位著名的老作家，大家都给予深深的敬意，倒是刊在后半部的中篇《天云山传奇》引起轰动。因为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右派”平反问题虽有呼声，但尚未提到日程上来，鲁彦周又一次敏察到这个社会议论焦点的重要性，再一次敢为人先地正面涉及到这个敏感问题，而且义正辞严，为“右派”大声疾呼。各地的“右派”和右派亲属拿着刊物奔走相告，反映之强烈又一次出乎人们的预料。很快，上影厂把它搬上银幕在全国放映；不久，中央有关部门下发了为绝大多数“右派”平反昭雪的通知。小说、电影双双得奖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了。

　　当然，有些卫道士也站出来了，他们视《天云山传奇》为洪水猛兽，为大逆不道。有的说是“攻击反右斗争”(此言不差)，有的说是“为右派份子鸣冤叫屈”(此话也对)，还有的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这就大谬不然了)，等等。路不平有人铲。文艺界有识之士奋起反击，广大读者(观众)也侧目以待，嗤之以鼻。谁也没有想到，这场争论惊动了著名的老经济学家孙冶方，他认为《天云山传奇》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看到那些奇谈怪论，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奋笔疾书，刊发《人民日报》，为《天云山传奇》打了一个漂亮的抱不平。这样，《天云山传奇》又从一株绿叶变成了一朵红花——一朵带刺的开着鲜艳花朵的仙人掌！如果说《归来》奠定了鲁彦周在解放初期文艺界青年作家的地位，那么《天云山传奇》则奠定了鲁彦周在新时期文艺界新锐作家的地位。

　　这两部不同时期的作品确有许多“共性”。一，“写什么，怎么写，由作家自己决定”。这是邓小平的话。这两部作品正是实践了这个创作真谛，充分调动了作家创作的主动性。二，“写自己最熟悉的，感受最深的”。这是鲁迅的话。这是创作必须遵循的原则，鲁彦周正是体现了这个规律而大获成功。三，“为人民写作”。这是毛泽东的话。这两部作品都反映了社会议论的热点，都是为人民所关心的，虽然带刺，有一点风险，但事关人民疾苦，岂能袖手旁观，表现了鲁彦周的智慧和胆识。四，“酒香不怕巷子深”。这是一句古话。不张扬，不炒作，甘当绿叶，这是鲁彦周的一贯作风，一切由作品讲话，一切由人民评说。五，“相信作家，相信群众”。这是胡耀邦的话。鲁彦周的实践说明绝大多数作家是有良知的，富有责任心和使命感，而群众的鉴赏力是区别作品好与不好的最高权威，有些人总喜欢凌驾于群众之上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五条，我以为是研究和评论鲁彦周创作的钥匙，也是研究和评价当代文艺作品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