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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学智,1913年2月2日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参加商南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69年6月,我们浙江余姚、慈溪两地的知青登上了北去的专列,千里迢迢来到了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插场落户。

  1970年9月,时年57岁的共和国上将洪学智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也被下放到边疆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从此,将军和一群江南知青风雪边疆、患难与共,谱写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970年9月,正是北方秋收之时。一天,洪学智将军在几名警卫的“护送”下来到了农场。金宝屯胜利农场地处“防修”、“反修”前哨,已经全面实行军事管制,复退军人、知青、贫下中农分别按班、排、连、营编制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初到农场,因为上面有指示,将军和我同住一间土瓦房,同睡一铺土炕,平时在集体食堂就餐,同在场干部职工同等待遇。开始,并未分配将军干什么活计。可是,出身贫苦、有着辉煌战斗经历的将军,依然保持着当年老红军的作风,自觉地担负起清扫军管会大院的任务。每天,将军“闻鸡起舞”,在锻炼一阵之后,挥起扫帚开始清扫大院里的垃圾,有时还用手捡起地上的树枝、纸张。他常常一边打扫,一边自言自语:“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弄得军管会的头头们尴尬不已。后来,军管会正式给将军分配了工作任务:养猪,去当个“将军猪倌”。

  我当时是农场的文艺宣传骨干。军管会认为我既有才艺,又比较可靠,就让我和将军在粮库旁边养了50头猪。将军很乐意地接受了这项任务。我分析,这大概与他在军队里长期分管后勤保障工作有关。将军曾对我说,自古至今的军事史说明,后勤保障十分重要,“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就是这个道理。在战争年代,让战士用热水泡上一次脚,吃上一碗猪肉饭,就能够极大地鼓舞战士的士气,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因为饲料供应有限,50头猪常常吃不饱。饥饿的时候,它们很不安分,能把粗木围成的猪圈拱倒,然后一哄而散,糟蹋庄稼。我和将军来回赶撵,十分辛苦。每当这个时候,将军就会幽默地对我说:“这群‘猪八戒’真是难管,连本将军也不放在眼里,看来非请孙悟空不可了。小孙你也姓孙,快向你的本家师傅求救吧。”

  没过几天,他想出了个主意:让我每天去酒厂挑三桶酒糟,掺合在猪食里喂猪。因为酒糟内仍含有一定的乙醇成分,猪吃了就睡,醒了再吃,不但不再拱猪圈,还长得特别肥壮。

  将军和我养的猪,令军管会的头头们刮目相看。我在感到格外自豪的同时也认识到: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学问。

  “我不信合情合理搞不过无情无理!”

  在与将军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俩跨越了两代人的鸿沟,成了忘年交。在我的心目中,他不仅仅是一名咤叱风云的将军,而且还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

  一次晚饭后,我俩散步到菜园旁边一块刚收获过的玉米地,忽然看到农场护青人员正在追赶一群捡拾玉米的老乡。将军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农场专门组织了护青人员,不让附近的老乡去捡拾丢弃在地里的玉米。将军沉思了一会儿,断然说:“这个规定不行,我得找军管会说说去。”我说:“你别多管这种事,太平点算了。”他说:“那不行。我不信合情合理搞不过无情无理!”在回来的路上,碰巧看到军管会张主任也出来散步。将军让我去请张主任过来,然后一脸严肃地对张说:“这块地已秋收完了,过几天就要秋翻,不去拾它不是白白浪费了吗?为什么老乡们拾点落下的玉米就要赶他们?要知道,这里的老乡连粗粮都吃不饱,你们不能这样做。你是个军人,你别忘了军人的生命线是保护人民,为人民服务,永远别忘了人民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很快,农场为附近挨饿的老百姓放宽了拾捡玉米的政策。消息一传开,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由衷地说,洪将军是个好人啊,敢为咱们农民鼓与呼。

  1971年春,我突然遭到莫须有的批判。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劳作一天之后,空闲下来无所事事,我们几个知青玩起了用扑克“算命”的游戏,没想到有人将此事捅给了军管会。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非常时期,我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典型而遭到大会小会的批判。当然,我也觉察到事情的本身并非那么简单。因为军管会开始安排我与将军同住一间房,同睡一铺炕,他们的意思就是让我掌握将军的动态,将他的言行及时报告给军管会,以便他们及时向上面反映。没想到,我却切切实实地被将军的凛然正气所感动,哪里还会去打什么小报告!

  一次挨批判回来,将军十分愤怒地说:“小孙,他们是对着我来的,不怕的。兵来将挡嘛,我找他们去。”

  第二天,将军果真找到了负责批判我的那个指导员,对他说:“孙炎锋才二十来岁,二十来岁的小知青也变成了阶级敌人?军管会信,我不信!他有缺点大家帮助一下,让他提高认识不就行了嘛!为什么要大会小会地组织批判他?他何罪之有?人家千里迢迢从南方来到北方,从鱼米之乡来到茫茫草原,离开家庭父母,与工农兵相结合,接受再教育,是响应主席号召而来的,行动是革命的。不仅小孙是好知青,绝大多数知青都是好知青。”说完以后,将军补充道:“如果你还有正直之心,请你这位指导员把我的话原原本本汇报给军管会。”

  在将军的帮助下,后来军管会不仅不再难为我一个人,同时也解脱了一批与我有相同境遇的知青。将军的这一举动,无不让知青们拍手称快。

  “我不是三反分子,我是三忠于分子!”

  在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肆意践踏民意的日子里,将军的内心十分痛苦。

  一天晚饭后,我和将军正在下棋时,负责审查将军的专案组组长带着4名警卫员来到我们的住处。将军让我为他们倒了几杯白开水,并请那位专案组长坐下。我认为“来者不善”,像有什么重要谈话,便说了一句:“首长,你们慢慢聊吧。”然后,拔腿要走,但被将军喝住:“小孙,别走,你还要添壶续水。”将军说这句时仍然端坐在下棋的位置上,纹丝不动,坚如磐石。他抬头问那位专案组长:“有什么事吗?”专案组长连一句客套话都没有,一脸板正地说:“你的思想汇报写了没有?”将军平静地道:“没什么好写的。你们说我是三反分子,我到底反了些什么?我一不反对毛主席,二不反对毛泽东思想,三不反对党,要我写什么思想汇报?现在不写,以后也不写!你们看着办!”然后,他接着说:“我不是三反分子,我是三忠于分子!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的。历史会证明的。”在沉默几分钟以后,专案组长又问:“你这段时间的劳动态度怎么样?”这下将军发火了,一拍桌子说:“你别问我!我在这里怎么样你去问军管会,你去问这里的群众,以后再不要来问我!”

  慑于将军的一身正气,专案组长只好带着4名警卫员怏怏而去。

  将军对那些靠造反起家的人敢怒敢言,凛然不可侵犯,而对那些贫者弱者,将军则是另一副心肠。

  1970年冬天的一天,将军的夫人张文来农场看望他。傍晚时分,有个贫下中农带着14岁的女儿急匆匆地顶风冒雪从我们的住房门口经过,恰巧被将军看见。这个小女孩背着书包,穿着非常单薄的外套。看到这一情景,将军急忙喊住这对父女,又朝他的老伴喊道:“张文,快把你的短呢子大衣拿来。”他亲手给女孩子穿上了大衣,并说:“你每天上学来回好几里地,这件衣服就给你挡挡风吧。你要好好学习,做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虽然这只是一件半新半旧的呢子短大衣,但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文革”期间,它也算得上是一件珍品了。

  “主席还没有忘记我洪学智呢!”

  1971年11月,邓小平在得知林彪自我爆炸后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这是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识,也是将军的企盼。

  将军在1971年10月前后这段时间里,每天催我早点到场部传达室去拿报纸和信件,而且每天密切注意和按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在那些日子里,除了完成劳动任务外,他也破例取消了早、晚的散步,也不和我下棋、开玩笑了。这使我感到有些奇怪,被他的异常举止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天晚上,在收听完晚间新闻后,将军突然问我:“这段日子,‘永远健康’的那个人的名字怎么听不到了?”问完以后,他又陷入深深的沉思中,一言不发。而以我当时的年龄和政治阅历,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出分析判断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将军的“奇怪”神情似乎消失殆尽,朗朗的笑声多了起来,又恢复了早上和傍晚的散步习惯。后来我才知道,是将军对最近一段日子新闻、报纸的分析,从中隐约感觉到林彪可能“出事了”。果然,没过多久,林彪叛国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九一三”事件后,根据中央的意见,调整了对将军的监管,吉林省委把他接到了长春。然而,“四人帮”在吉林的代理人仍然不给他自由,继续对他进行审查、监管。离开农场几个月后,我去长春探望他,发现他还没有完全“解放”。但因为林彪集团的覆灭,将军的处境毕竟好多了。那天在吃饭时,将军很高兴地对我说:“小孙啊,主席还没有忘记我洪学智呢!”他还向我介绍了有关情况。原来,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曾向周恩来和韩先楚上将打听过将军的情况,并问:“洪学智在什么地方?”

  听完将军的话,我感到很高兴。我觉得将军的完全“解放”,为期已经不会太远了。

  1976年10月,在党和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将军从吉林省调回北京,担任国家国防工办主任。

来源:温州党建  作者:孙炎锋 胡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