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学智，1913年2月2日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参加商南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69年6月，我们浙江余姚、慈溪两地的知青登上了北去的专列，千里迢迢来到了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插场落户。
1970年9月，时年57岁的共和国上将洪学智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也被下放到边疆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从此，将军和一群江南知青风雪边疆、患难与共，谱写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970年9月，正是北方秋收之时。一天，洪学智将军在几名警卫的“护送”下来到了农场。金宝屯胜利农场地处“防修”、“反修”前哨，已经全面实行军事管制，复退军人、知青、贫下中农分别按班、排、连、营编制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初到农场，因为上面有指示，将军和我同住一间土瓦房，同睡一铺土炕，平时在集体食堂就餐，同在场干部职工同等待遇。开始，并未分配将军干什么活计。可是，出身贫苦、有着辉煌战斗经历的将军，依然保持着当年老红军的作风，自觉地担负起清扫军管会大院的任务。每天，将军“闻鸡起舞”，在锻炼一阵之后，挥起扫帚开始清扫大院里的垃圾，有时还用手捡起地上的树枝、纸张。他常常一边打扫，一边自言自语：“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弄得军管会的头头们尴尬不已。后来，军管会正式给将军分配了工作任务：养猪，去当个“将军猪倌”。
我当时是农场的文艺宣传骨干。军管会认为我既有才艺，又比较可靠，就让我和将军在粮库旁边养了50头猪。将军很乐意地接受了这项任务。我分析，这大概与他在军队里长期分管后勤保障工作有关。将军曾对我说，自古至今的军事史说明，后勤保障十分重要，“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就是这个道理。在战争年代，让战士用热水泡上一次脚，吃上一碗猪肉饭，就能够极大地鼓舞战士的士气，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因为饲料供应有限，50头猪常常吃不饱。饥饿的时候，它们很不安分，能把粗木围成的猪圈拱倒，然后一哄而散，糟蹋庄稼。我和将军来回赶撵，十分辛苦。每当这个时候，将军就会幽默地对我说：“这群‘猪八戒’真是难管，连本将军也不放在眼里，看来非请孙悟空不可了。小孙你也姓孙，快向你的本家师傅求救吧。”
没过几天，他想出了个主意：让我每天去酒厂挑三桶酒糟，掺合在猪食里喂猪。因为酒糟内仍含有一定的乙醇成分，猪吃了就睡，醒了再吃，不但不再拱猪圈，还长得特别肥壮。
将军和我养的猪，令军管会的头头们刮目相看。我在感到格外自豪的同时也认识到：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学问。
“我不信合情合理搞不过无情无理！”
在与将军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俩跨越了两代人的鸿沟，成了忘年交。在我的心目中，他不仅仅是一名咤叱风云的将军，而且还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
一次晚饭后，我俩散步到菜园旁边一块刚收获过的玉米地，忽然看到农场护青人员正在追赶一群捡拾玉米的老乡。将军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农场专门组织了护青人员，不让附近的老乡去捡拾丢弃在地里的玉米。将军沉思了一会儿，断然说：“这个规定不行，我得找军管会说说去。”我说：“你别多管这种事，太平点算了。”他说：“那不行。我不信合情合理搞不过无情无理！”在回来的路上，碰巧看到军管会张主任也出来散步。将军让我去请张主任过来，然后一脸严肃地对张说：“这块地已秋收完了，过几天就要秋翻，不去拾它不是白白浪费了吗？为什么老乡们拾点落下的玉米就要赶他们？要知道，这里的老乡连粗粮都吃不饱，你们不能这样做。你是个军人，你别忘了军人的生命线是保护人民，为人民服务，永远别忘了人民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很快，农场为附近挨饿的老百姓放宽了拾捡玉米的政策。消息一传开，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由衷地说，洪将军是个好人啊，敢为咱们农民鼓与呼。
1971年春，我突然遭到莫须有的批判。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劳作一天之后，空闲下来无所事事，我们几个知青玩起了用扑克“算命”的游戏，没想到有人将此事捅给了军管会。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非常时期，我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典型而遭到大会小会的批判。当然，我也觉察到事情的本身并非那么简单。因为军管会开始安排我与将军同住一间房，同睡一铺炕，他们的意思就是让我掌握将军的动态，将他的言行及时报告给军管会，以便他们及时向上面反映。没想到，我却切切实实地被将军的凛然正气所感动，哪里还会去打什么小报告！
一次挨批判回来，将军十分愤怒地说：“小孙，他们是对着我来的，不怕的。兵来将挡嘛，我找他们去。”
第二天，将军果真找到了负责批判我的那个指导员，对他说：“孙炎锋才二十来岁，二十来岁的小知青也变成了阶级敌人？军管会信，我不信！他有缺点大家帮助一下，让他提高认识不就行了嘛！为什么要大会小会地组织批判他？他何罪之有？人家千里迢迢从南方来到北方，从鱼米之乡来到茫茫草原，离开家庭父母，与工农兵相结合，接受再教育，是响应主席号召而来的，行动是革命的。不仅小孙是好知青，绝大多数知青都是好知青。”说完以后，将军补充道：“如果你还有正直之心，请你这位指导员把我的话原原本本汇报给军管会。”
在将军的帮助下，后来军管会不仅不再难为我一个人，同时也解脱了一批与我有相同境遇的知青。将军的这一举动，无不让知青们拍手称快。
“我不是三反分子，我是三忠于分子！”
在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肆意践踏民意的日子里，将军的内心十分痛苦。
一天晚饭后，我和将军正在下棋时，负责审查将军的专案组组长带着4名警卫员来到我们的住处。将军让我为他们倒了几杯白开水，并请那位专案组长坐下。我认为“来者不善”，像有什么重要谈话，便说了一句：“首长，你们慢慢聊吧。”然后，拔腿要走，但被将军喝住：“小孙，别走，你还要添壶续水。”将军说这句时仍然端坐在下棋的位置上，纹丝不动，坚如磐石。他抬头问那位专案组长：“有什么事吗？”专案组长连一句客套话都没有，一脸板正地说：“你的思想汇报写了没有？”将军平静地道：“没什么好写的。你们说我是三反分子，我到底反了些什么？我一不反对毛主席，二不反对毛泽东思想，三不反对党，要我写什么思想汇报？现在不写，以后也不写！你们看着办！”然后，他接着说：“我不是三反分子，我是三忠于分子！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的。历史会证明的。”在沉默几分钟以后，专案组长又问：“你这段时间的劳动态度怎么样？”这下将军发火了，一拍桌子说：“你别问我！我在这里怎么样你去问军管会，你去问这里的群众，以后再不要来问我！”
慑于将军的一身正气，专案组长只好带着4名警卫员怏怏而去。
将军对那些靠造反起家的人敢怒敢言，凛然不可侵犯，而对那些贫者弱者，将军则是另一副心肠。
1970年冬天的一天，将军的夫人张文来农场看望他。傍晚时分，有个贫下中农带着14岁的女儿急匆匆地顶风冒雪从我们的住房门口经过，恰巧被将军看见。这个小女孩背着书包，穿着非常单薄的外套。看到这一情景，将军急忙喊住这对父女，又朝他的老伴喊道：“张文，快把你的短呢子大衣拿来。”他亲手给女孩子穿上了大衣，并说：“你每天上学来回好几里地，这件衣服就给你挡挡风吧。你要好好学习，做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虽然这只是一件半新半旧的呢子短大衣，但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文革”期间，它也算得上是一件珍品了。
“主席还没有忘记我洪学智呢！”
1971年11月，邓小平在得知林彪自我爆炸后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这是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识，也是将军的企盼。
将军在1971年10月前后这段时间里，每天催我早点到场部传达室去拿报纸和信件，而且每天密切注意和按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在那些日子里，除了完成劳动任务外，他也破例取消了早、晚的散步，也不和我下棋、开玩笑了。这使我感到有些奇怪，被他的异常举止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天晚上，在收听完晚间新闻后，将军突然问我：“这段日子，‘永远健康’的那个人的名字怎么听不到了？”问完以后，他又陷入深深的沉思中，一言不发。而以我当时的年龄和政治阅历，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出分析判断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将军的“奇怪”神情似乎消失殆尽，朗朗的笑声多了起来，又恢复了早上和傍晚的散步习惯。后来我才知道，是将军对最近一段日子新闻、报纸的分析，从中隐约感觉到林彪可能“出事了”。果然，没过多久，林彪叛国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九一三”事件后，根据中央的意见，调整了对将军的监管，吉林省委把他接到了长春。然而，“四人帮”在吉林的代理人仍然不给他自由，继续对他进行审查、监管。离开农场几个月后，我去长春探望他，发现他还没有完全“解放”。但因为林彪集团的覆灭，将军的处境毕竟好多了。那天在吃饭时，将军很高兴地对我说：“小孙啊，主席还没有忘记我洪学智呢！”他还向我介绍了有关情况。原来，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曾向周恩来和韩先楚上将打听过将军的情况，并问：“洪学智在什么地方？”
听完将军的话，我感到很高兴。我觉得将军的完全“解放”，为期已经不会太远了。
1976年10月，在党和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将军从吉林省调回北京，担任国家国防工办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