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2月，王稼祥来到芜湖，就读于圣雅各中学高中部。同年底，他在学校组织学生“罢考”；次年5月底，王稼祥因组织领导芜湖“夺取教育权，反奴化教育”斗争被校方开除学籍，不久返乡。同年8月前往上海大学附中学习，逐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王稼祥的革命生涯正是从芜湖迈出了极其重要的第一步。当时，王稼祥身为富家子弟，就读的是一所管理十分严格，个人前程有保障的著名的教会学校。王稼祥作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何种原因促使他在这一时期思想发生巨大的转变，让他放弃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和个人的大好前程，投身于跌宕起伏的革命运动，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本文就这一问题试作初步的探析。　　

　　首先，我们对王稼祥早年在家乡时的情况作一个基本分析，就可以更加清晰了解他后来的变化。王稼祥自幼即受到良好严格的家教，从7岁起入学，到1924年2月进入芜湖圣雅各中学前，确实是一位品行端正、成绩优异，深受家长和老师喜爱的好学生。这与他的生活环境与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王稼祥的出生地安徽省泾县西乡厚岸村，位于泾（县）太（平）青（阳）三县交界处，是一个只有千余人口的山村小集镇，山水环绕，环境优美。但是，此地距泾县县城有90余华里，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因此，生活在这里的人环境相对封闭，对外界的感知相对较浅。王稼祥的父亲为小地主兼商人，以经商为主业，积累了一定的财产，在当地可以称作富裕之家。王稼祥本人为独子，自小深受父母宠爱。他本人天资聪慧，敏而好学。其父对他的管教非常严格，对他人生发展的前程也有较多的考虑和规划。1922年秋，16岁的王稼祥第一次离开家乡外出求学时，其父专门为他选择了南陵县乐育学校。和安庆、芜湖等许多学校相比，南陵县乐育学校肯定不是一种最理想的选择。王稼祥的父亲选择该校的原因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安庆、芜湖等一些当时安徽重要城市，新思潮流行，学生运动不断。因此他专门为王稼祥选择了一所环境相对平静，又是教会严格管理的学校。再加上他本人在南陵弋江镇经商，对王稼祥可以就近管教。实际上就是使王稼祥避免受到激进思想的影响，参加学潮,从此改变了他为王稼祥设定的人生方向。王稼祥本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我父亲对我的升学问题，认为当时许多学校都常常闹风潮，而只有教会学校管得严，不闹风潮，所以把我带到他经商的青弋江附近的南陵县圣公会教会学校高一（小）再读一年。”【1】所以，当王稼祥进入南陵乐育学校，对学校的一些校规虽然不能忍受，对学校的某些做法也颇为不满。但是他当时的解决办法，就是发愤地读书、读书、再读书。在他入学的第二年，乐育学校也发生了学潮，校舍被学生放火烧毁，不能复课。当时，王稼祥不仅没有参与学潮，他还以学习成绩优异，被学校推荐，不经考试直接升入芜湖圣雅各高中读书。由此可见，他少年时的生活环境和严格的家庭教育对他影响之大。　　

　　王稼祥的父亲这时为什么又放心让他去革命运动时有发生的芜湖读书呢？这与王稼祥就读的圣雅各中学及芜湖当时政治环境的重大变化有很大关系。芜湖圣雅各中学是由中华圣公会创办的、芜湖最早的教会学校。1899年初创时名为广益中学，1903年更名为圣雅各中学，校址在芜湖市石桥港。1923年在狮子山增设高中部。其规模、条件在当时的芜湖教会学校中是首屈一指的，学费很贵，在该校读书的大多为富家子弟。穷苦子弟也可入校并申请学费减免，还供给膳食，但条件是信教。这所学校以严格管理著称，严禁学生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严禁学生发表爱国言论；学生不论信教与否，每天早晚、饭前必须做祈祷，星期日上午必须到教堂做礼拜；除寒暑假外，平时学生一律不准外出；男女学生不准在一起交谈等等。这所学校用一整套严厉的校规，牢牢控制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以达到“加强基督教育，促进教会与学校的密切联系，并注重宗教活动，服务教会”的教育目标。学校在严格管理的同时，还有“软”的一手，就是让学习优秀的学生毕业后不经考试，直接保送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前程是一片“光明”。在这所学校读书的学生，既被学校严格控制，又有可期的美好前程，怎么能够逃脱“羔羊“的命运呢？这应该是王稼祥的父亲放心让他来芜读书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当时芜湖政治环境的重大变化。造成这个变化的原因是，1923年10月，芜湖师生开展的反曹锟贿选斗争。曹锟在北京选贿总统的消息传到芜湖后，芜湖各校师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他们不仅查抄了在芜“猪仔议员”的住宅，还派出以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为主的学生前往当时安徽省会安庆，协助安庆学生查抄了当地的受贿议员。曹锟获悉后，大为恼火，下令省长吕调元缉拿芜湖、安庆两地参与反贿选斗争的学生骨干和进步教师。芜湖大批进步师生被迫逃离芜湖，由社会主义青年团掌握的芜湖学生联合会被解散。同年底，芜湖学生的思想导师、省立五中校长刘希平、二农校长卢仲农被撤职。在军阀政府的强力打压下，芜湖自五四运动以来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一时陷入低潮，表现出一种所谓的“平静”。王稼祥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芜湖读书的。　　

　　王稼祥在芜湖圣雅各中学学习仍然非常勤奋，各门功课优秀，不仅英语突出，中国语文也学得非常认真，俨然是老师和同学们心目中的一位好学生。但是，就在1924年底，王稼祥却在学校组织发动了“罢考”风潮；次年5月，他又成为芜湖反奴化教育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人，表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和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2】使他从一个勤奋的“读书郎”嬗变为“离经叛道”的革命青年，芜湖也成为他迈进革命生涯的第一步。这个看似突然的变化其实并不突然，就目前掌握的有关历史资料分析，作者认为有4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原因之一是生活、学习环境的巨大变化。前文所述，王稼祥16岁前完全生活在家乡一个较为封闭的山村小镇，他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苦读，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的学生。他到南陵乐育学校读书后，亲眼所见学校同学为反对奴化教育，放火焚烧校舍。他虽未参与其事，但是，这一事件对一颗年轻单纯的心灵产生的震撼与冲击，是可想而知的。　　

　　他到芜湖以后，外界环境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芜湖作为皖江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也是皖省东南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1876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成为安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次年，芜湖正式设立海关，并开辟租界地。随后，英、美、德、日等国商人在芜开办洋行数十家，同时建厂开矿。此后，以鸦片为主的各种洋货纷纷涌入，芜湖地方传统工业遭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在文化教育方面，自十九世纪末叶，基督教“差会”传教士来芜传教，在芜湖建立了中华圣公会、卫理会、内地会、来复会等10多个基督教组织，传教人数为全省第一。1895年，天主教也在芜湖成立了总铎区，辖太平府、和州、庐州府、滁州等地。到二十世纪20年代初，各教会组织在芜开办中小学10余所，其中以圣雅各中学和萃文中学的规模、影响为大。这些学校在教会的严格掌控之下，校长全部由外国人担任，不向中国教育机构注册，自行设置课程，以《圣经》为主要教学内容，实施奴化教育。对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王稼祥此时有了具体的、切身的，同样也是多层面的感受。王稼祥在他的回忆中曾经提到：“帝国主义势力入侵芜湖后，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日愈扩展它的势力范围，而且在文化教育上也是如此。他们在芜湖设教堂、办学校，美其名曰‘传教’、‘兴学’、‘办慈善事业’，实际上是大量传播奴化思想，麻醉芜湖人民。圣雅各中学就是帝国主义进行奴化教育的基地之一。”【3】一个有知识、有理想的年轻人一旦置身于这种生活、学习环境，就必然产生震动和思考，这些回忆就是王稼祥当时感受与思考的记录。　　

　　由于帝国主义在芜湖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强大势力，中国地方政府的权力就自然被削弱。因此，从清朝末期到北洋军阀政府掌权期间，芜湖地方政府对人民的控制能力，和当时省会所在地安庆、督军府所在地蚌埠等安徽重要的城市相比，相对较弱。再加上芜湖当时是一座繁盛的商业城市，所以政治环境也相对比较宽松。在辛亥革命前夕，陈独秀等一大批革命党人就在芜湖兴学办报，组织革命团体，以芜湖为基地组织发动苏皖两省有志革命的青年开展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五四运动以后，芜湖又成为安徽历次革命运动的重要发生地之一，新思想、新文化广为传播，革旧鼎新深入民心。中共早期党员高语罕、沈泽民等人这一时期都在芜任教，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青年的思想导师恽代英也数次来到芜湖，举办公开演讲，向广大青年学生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王稼祥来到芜湖时，芜湖的革命力量虽然刚刚遭受重大挫折，但是，芜湖革命运动的基础并没有遭到根本性的破坏，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仍秘密地存在并在一些学校开展活动。到1924年下半年，由于曹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倒台，原来依附于他的安徽军阀也失去了靠山，芜湖政治环境随之好转，革命力量得以重新恢复和发展。就在这一年的年底，芜湖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萃文中学组织发动了“罢考”学潮。随后，王稼祥在学校也组织了同样的行动。虽然没有材料证明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但是，外部环境对王稼祥的影响和启发都是显而易见的。　　

　　原因之二是“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和推动。非基督运动是1922年初，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和发动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后，非基督教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非基督教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争取和团结广大的教会学校学生，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战线。在1922年3月开始的全国第一次反对基督教运动的高潮中，芜湖省立五中等校学生纷纷成立非基督教学生组织，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活动。1924年8月，以上海为中心，全国发生了第二次非基督教运动的高潮，重新组建了“非基督教大同盟”，并组成了总理“同盟”一切事务的5人委员会，其中张秋人、唐公宪、李春蕃为中共党员。1923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芜湖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成为这一时期芜湖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组织开展芜湖的非基督教运动是他们的一个工作重点。在芜湖革命力量暂处在较为困难局面时,1924年秋，非基督大同盟委员、社会主义青年团江浙皖区兼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秘书（即书记）张秋人亲临芜湖，指导芜湖团的工作，具体指示芜湖团组织如何在教会学校的学生中开展非基督教活动,打破困难的局面。因此，才有芜湖团组织在同年底，组织发动萃文中学学生举行“罢考”的事件。【4】1925年4、5月间，芜湖 “反对奴化教育，夺回教育权”的学潮发生前夕，芜湖地方团组织专门针对教会学校的学生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对奴化教育的宣传攻势。学潮发生后，上海非基督教同盟代表张桐、安徽省非基督教大同盟代表薛卓汉及团中央派来的陶淮等人专程来到芜湖，对这场斗争作具体的指导和推动。【5】非基督教运动显然对教会学校学生王稼祥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他进入圣雅各中学不久，就参加了由该校高二学生秘密组织的进步社团“协社”。这个团体主要从事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宣传，实际上成为领导该校学生活动的核心。“协社”还经常组织中英文演讲会、辩论会，办了《狮声》杂志。【6】王稼祥积极参与其事，对奴化教育的本质逐步有了深刻的认识。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他终于成为芜湖反奴化教育斗争的重要组织、领导者之一，从教会学校的优秀学生，转变为革命战线上的一名战士。　　

　　促使王稼祥转变的第三个原因，是他本人具有勤于思考，善于总结，敢于突破，勇于坚持真理的基本素质。这个鲜明的特点充分反映在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后，他为党的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无不与其具备这个重要的基本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能够将理论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经过深刻系统地思考，在思想理论上产生一次次重大飞跃和突破。其实，在他早年人生道路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刻，他的这种基本素质就作为关键性的“内因”，起到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引起王稼祥思考的，一是前面所说的，芜湖当时的外部环境影响。更重要的是他在芜湖开始接触到大量的社会科学书籍、进步书刊与革命书籍。据王稼祥本人回忆：1924年他到芜湖圣雅各读书时，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到了第二年，他阅读了大量的社会科学的书籍，以及《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和书籍。社会科学书籍基本来自学校的图书馆，而其他进步书刊、书籍都是他在外面书店购买的。【7】这一点和他当时所处的芜湖地方环境又有很大关系。芜湖昔日长街中段，有一家“芜湖科学图书社”，它是由后来上海亚东图书馆的创始人汪孟邹1903年在芜湖开办的。1904年，陈独秀曾寄居书社小楼上创办《安徽俗话报》，科学图书社同时为该报的“总发卖所”。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科学图书社又是这份杂志“代派处”及全国最早的发行地之一。五四运动发生后，该书社更是集中力量经销新书、新杂志。除继续发行《新青年》，还经销《中国青年》、《语丝》、《每周评论》、《新生活》、《建设与改造》、《响导》、《创造周刊》、《新潮》、《拓荒者》、《北斗》、《生活周刊》等，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所有的进步刊物。同时，科学图书社还发行了大量的新书。在这里不仅可以买到鲁迅、蒋光慈、郭沫若、茅盾等进步作家的书籍，《共产主义ABC》、《辩证唯物论》也是书社畅销的书籍。书社里总是挤满了年轻的学生，王稼祥在芜湖期间，就是这里的常客。以致当时流传着一首名谚：“要买新书，请到芜湖；要买新杂志，请到长街去。”　　

　　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接触到如此大量的进步书刊、书籍，对于好学善思的王稼祥来说，必然引起他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更深刻、更全面的思考，他开始透过社会的表象，探讨社会腐败落后的原因。这一点充分反映在他当时写给自己的堂弟、少年学友王柳华的信中。他在信中写道：“你看社会阶级多么悬殊，经济制度多么恶劣，他们毕竟把全人类的自由幸福剥夺了。富者骄侈，贫者凄楚，你若没有势力和金钱，你站在社会里，是危险极了。你我都是平民，又是中产阶级分子，将来的生计，真是茫茫无路，毫无把握啊！”【8】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稼祥思考问题的角度、方法和深度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也见不到他以前拼命读书，求得个人前程那种想法的丝毫痕迹了。这一点在他给王柳华的另一封信中表述更为浅显明白。他说：“我想我到学校来，也无非想得到点知识，求点真理，若说为了饭碗，而离开这亲爱的故乡，那恐怕不值得吧！”【9】王稼祥这时已经开始把自己个人的命运和制度、阶级，甚至全人类的幸福联系在一起了，他读书的目的也开始明确为求知识，求真理。对于家庭富裕，个人前程无忧的青年学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产生这种觉悟的。这与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冲破传统的樊篱的基本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导致他思想认识上的深刻变化，是促进他在芜湖迈出了革命生涯的第一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遭遇感情婚姻的重大挫折，是促使他转变的第四个主要原因。王稼祥在南陵乐育学校读书期间，他的父母为他在家乡订了一门亲事。女方为王稼祥读小学时的英文教师的女儿，不仅年龄大他2岁，而且缺少文化。1924年1月学校放寒假，王稼祥回到家中得知此事，坚决不同意，并同父母产生很大争执。在父亲的强压和母亲的劝慰下，王稼祥被迫同意这门亲事。　　

　　同年2月，王稼祥来芜湖读书后，多次写信回家，要求请家教帮助女方学习文化知识，使将来双方有共同生活的基础。但是，王稼祥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答复，使他一直非常苦闷。【10】1924年末，王稼祥在圣雅各中学组织罢考的事情传到他父亲的耳中。他父亲震惊之余，决定立即给王稼祥完婚，用小家庭来束缚住他的思想和行动。1925年1月寒假期间，王稼祥回到家乡，被迫成婚，王稼祥痛苦万分。这次婚姻在他心中留下了很深的伤痕，以至十几年后王稼祥提起这桩婚姻时，仍然很沉痛地说：“那时候，我真是毫无办法，别无出路呀！”他的这种悲苦心情，当时在他给王柳华的几封信件中一再反复地陈述。他不仅为自己的命运痛苦，同时也为女方伤心。他婚后不久即提出了离婚，却又担心女方今后的生活。他在　1925年4月9日　写给王柳华的信中说：“在今日的社会，妇女被离弃了以后，是极痛苦的。嫁人吧，没人要；自主吧，没得能力。我为的过不惯这卖淫似的性生活，所以要离婚。不过离婚后，她的生活，我仍然是要代为维持的。在名义上，她还是个未被离弃的女子，可以不致招旧社会的苛责。”但是，王稼祥离婚的要求不被理解，遭到父母和亲朋的一致反对和遣责，使他陷入更大的痛苦之中，以致产生独身的要求。他当时认为，在私有资本的社会里，真正的恋爱是不会实现的，恋爱的真与美已被金钱玷污，由恋爱而结婚更是非常之难，这时倒不如抱独身主义。【11】被迫结婚，又离婚不成，饱受感情婚姻折磨的王稼祥终于发生这样的呼声：“算了吧！不想恋爱的幸福，不去组织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终身的寄托了。”【12】由此可见，王稼祥当时正处在青春年华，对感情婚姻充满美好的期望，却又得不到感情婚姻的真正归宿，遭受了巨大的创伤。感情婚姻的重大挫折，同样也是促使他投身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促使王稼祥在芜湖读书期间，从一个“读书郎”转变为一个革命青年的主要原因，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有其个人的因素的推动。是内因和外因、主观和客观的结合，导致王稼祥的一生在1924年至1925年间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嬗变，从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注释：　　

　　【1】【3】【7】【8】【9】《王稼祥传》P11、P14、P16。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2】【6】【10】【11】【12】《王稼祥年谱》P7、P9、P11、P12、P1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　　

　　【4】《廖麟回忆》，资料现存芜湖市委党史研究室。　　

　　【5】芜湖《工商日报》　1925年5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