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

　　  导读：阿英(1900-1977)。原名钱德富，安徽芜湖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阿英少年时在家乡读书。青年时参加过五四运动。1920年初，考入上海中华工业专门学校，开始在《解放画报》等刊物上发表诗文，并参与上海学生联合会工作。同年冬退学返芜，后在合肥、宣城等地任语文教师。1925年五卅惨案后，在芜湖编辑出版《苍茫》，与李克农、宫乔岩创办民生中学。1927年与蒋光慈、孟超等组织“太阳社”。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和领导工作，并任常委。7月，当选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常委。1931年5月，与夏衍、郑伯奇等组成电影小组。

　　《阿英传论》中曾对阿英有这样一段评述:阿英的经历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性，却未尝不集中体现了一代知识精英的共性:阿英代表了一类追随革命的文化人的精神风范；一类集战士、作家、学者于一身，具有革命理想与传统文人气节的品格典型。笔者在广泛收集资料中，也一直被阿英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所感动。为让读者了解他在革命文艺阵线上的战斗史，特择几个片段撰写成文。

　　参加“左联”的筹备工作1929年春，潘汉年对阿英说:“中央打算成立一个作家队伍的组织(即‘左联’)”。后因上海地下党组织了反帝集会、游行等革命活动，包括阿英在内的20余位文化界人士遭到英租界巡捕房逮捕。这样，成立“左联”的筹备工作延缓了下来。这年秋，潘汉年担任了刚成立的中央宣传部文化委员会书记，他对出狱不久的阿英说:“‘左联’的筹备工作要抓紧进行。”潘汉年同时传达了中央关于成立“左联”必须要争取鲁迅支持的意见。同时潘汉年还要阿英去做田汉和洪深的工作，阿英随即约了蒋光慈一同去找了田汉。后来，田汉和洪深都参加了“左联”，田汉还入了党，在戏剧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阿英和鲁迅、夏衍、冯雪峰、阳翰笙、潘汉年、蒋光慈等商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界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1930年的3月2日下午2时，在中华艺术大学二楼的一间教室里正式成立，到会者有50余人。阿英和鲁迅、夏衍3人为主席团成员。鲁迅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为了开好这次会议，阿英不仅参加文件的起草工作，而且还和鲁迅、夏衍、冯雪峰、阳翰笙、蒋光慈、潘汉年等在公菲咖啡馆就会议的议程、报告决议、人选等文件，逐一进行了商量和研究。这次会议选出了阿英和夏衍、冯乃超、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等7人为常委。就在“左联”成立7个月后，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又成立了一个革命文化团体的联合组织——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参加这个总同盟的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音乐工作者联盟、中国美术工作者联盟、世界语联盟等8个单位。阿英被选为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常务委员。

　　1927年1月31日在上海出版的我国最早的第一本电影年鉴《中华影业年鉴》中记载:在上海有个六合影片营业公司，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是周剑云，钱杏邨(即阿英)则是六个合作者之一。周剑云还是当时号称三大公司之一的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头之一。从“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陷入了危急之中。周剑云有感于当时充塞于影坛的武侠片、滑稽片、爱情片、伦理片等，已为观众所厌恶。所以他通过同乡和合作者的老关系求助阿英，要求他联络左翼作家，创作一些进步电影剧本。当时中共中央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瞿秋白，在了解了这一情况后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要充分利用。”他要阿英和夏衍、郑伯奇进入明星电影公司，帮助编剧本、看剧本、改剧本。1933年3月，经上级党组织的同意，阿英和夏衍、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等，又正式建立了共产党的电影小组。不久就组成了一支包括主要的电影编剧、导演、演员、美术家、音乐家、影评家在内的电影界的进步力量，在电影阵地上鲜明地树立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旗帜。

　　也就从这时开始，阿英在发表作品时使用了“阿英”的笔名。

　　在党的电影小组成立后的两年时间里，阿英先是与郑伯奇改编了电影《盐潮》，接着与夏衍、郑伯奇联合编写了《时代的女儿》，同李萍倩改编了《三姐妹》，和夏衍、洪深、郑正秋、沈西芩编写了《女儿经》。阿英还单独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丰年》(又名《黄金谷》)，这是当年明星电影公司拍摄的较有影响的一部电影。地下党的电影小组还开展了电影的评论工作。1933年6月8日，阿英和洪深、郑伯奇等15位左翼影评工作者在《晨报》的《每日电影》上，联名发表了《我们的陈诉:今后的批判是“建设的”》的声明，提出了开展电影批评的方针和任务。接着，阿英在《明星月报》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了《论中国电影文化运动》的评论。这篇评论阐明了中国电影文化的反帝反封建的方针和任务。1933年7月，阿英又在《明星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了《电影批评上的二元论倾向问题》。国民党当局在察觉了中共利用电影所进行的一系列革命宣传活动后，他们先是在1934年1月21日的《晨报》上刊出《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宣言》。两天后又在《晨报》上发表《青年铲共大同盟呈请取缔普罗影片》的文章。他们将阿英、田汉、茅盾等视为潜伏在电影界的赤色分子，声称“已呈报中央常务委员会暨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要求当局下令通缉、法办。对此，阿英与夏衍等经组织同意，暂时离开了明星电影公司。

　　1936年12月，重回明星电影公司的阿英，专门向新华影业公司的老板郑重建议，去绥远前线拍摄傅作义将军指挥的“百灵庙”战役的新闻片。“百灵庙”战役发生在1936年11月，指挥者是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他面对日军和日本扶植下的伪军疯狂地向绥远东部的进攻，出敌不意地发动了百灵庙战役，收复了失地，全歼日伪军并捣毁了敌人的巢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爱国热情。公司老板采纳了阿英的建议，派出了由摄影师薛伯青为首的3人摄影队，前往绥远拍摄。就在薛伯青出发前，阿英专门到了薛伯青家，鼓励他一定要拍好这部新闻片，让国人看了能够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果真，薛伯青拍摄的《绥远前线新闻片》(即《百灵庙大捷》)。这部片子，在上海各电影院连续放映了近一个月，轰动了全上海。对于阿英在党的电影领域的地位，于伶曾说过:“从我们所见到的最早期的电影史料中知道，阿英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中第一个搞电影的同志了。”1937年第二次淞沪战争爆发后，阿英在租界内采用隐晦、曲折的方法，借用历史剧的形式宣传抗日。从1936年至1941年，他奇迹般地创作了《春风秋雨》、《群鹰乱飞》、《不夜城》、《五姊妹》、《桃花源》、《牛郎织女传》、《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洪宣娇》等10部话剧。其中以南明史为题材的《碧血花》、《海国英雄》和《洪宣娇》等3部大型古装话剧，采用了曲笔，生动地再现了当年南京波澜壮阔的风云变幻和历史风貌，歌颂了中华儿女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碧血花》在浦东大厦的璇宫剧院每天日夜两场，两次延长演出期，连演了1个多月。著名作家、翻译家周瘦鹃在《明末遗恨(碧血花)》一文中写道:“阿英(钱杏邨)同志，以魏如晦的笔名，编了一出话剧《碧血花》，演出于璇宫剧院。它轰动一时，连演了一个多月，天天满座。凡是感到亡国之痛，而苦闷得无从发泄的人，都去看一、二遍，兴奋得不可名状。”1941年创作《洪宣娇》时，正值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之时，在戏中隐晦地揭露了蒋介石制造分裂，发动内战，破坏抗日的无耻行径。接着又完成了《杨娥传》，这同样是一部痛骂汉奸、宣传爱国主义的戏剧。钱璎回忆当年父亲艰辛创作的情景时说:“有时我们早晨起来，看到父亲还坐在灯下聚精会神地写作，烟缸里积满了烟蒂和烟灰。他的剧本写得很快，有的剧本本来要写一个月，可他10天就完成了。由于有时剧团急着要排练，所以，剧本脱稿马上就交给剧团排练，边排边改。”夏衍曾经这样说过:“在抗日战争时期，剧本写得最多的一是郭沫若，二是阿英。”

　　带领全家赴苏北参加新四军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被称为“孤岛”的上海，一夜之间被日军所占领。此时地下党派人找到阿英，传达了要其迅速撤离上海的指示。去向有二:一是去大后方，一是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阿英经过考虑决定去苏北。他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前几年新四军在皖南时，他就曾有过去新四军根据地的打算。

　　当他将这个决定告诉孩子时，家里从18岁的女儿钱璎到12岁的钱厚祥，都表示要跟父亲到苏北去参加新四军。

　　临近1941年的岁末，他们一家5口人分成两批，从上海十六铺码头上船，经过了一昼夜的行驶，到达张黄港上岸，在夜里又经一番奔波，终于到达了苏中三分区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的驻地。一师副师长兼一旅旅长叶飞见到阿英很高兴，他恳切希望阿英能留在一旅，帮助和指导旅服务团开展文艺工作。阿英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把在上海演过话剧的钱璎、钱毅分配在服务团的戏剧组，两个还未成年的小惠、厚祥，则分到了服务团的少先队。从这时开始，阿英和四个儿女都成了新四军的战士。钱璎在忆及这段经历时，她激动地说:“我们全家高兴地穿上了新四军军装，皮鞋换成了布鞋，还学会了打绑腿。父亲还发到了一支小手枪。一切都改变了，就连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我们已无条件经常洗澡、洗头，睡的又是稻草铺，有些人身上、头上都长了虱子，甚至个别同志的耳朵里爬进了虱子，有些同志的身上还生了疥疮，大家就笑称这是‘革命虫’和‘革命疮’。”

　　1942年夏初，陈毅得悉阿英到了苏北的消息，他就委托叶飞转达他的口信，请阿英到新四军军部工作。当阿英和4个孩子经一个半月的奔波到达了新四军军部，当他们被请到一所新盖的茅草作顶的土屋里时，受到了陈毅和夫人张茜的热情接待。陈毅特别交代把阿英安排到了临近他家的地方居住。自此，每逢夜晚的闲暇时间，陈毅常常会独自来到阿英的住处。两人从国内到国外，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艺术，常常要谈到夜深人静才终结。也就从这时开始，陈毅将他写的许多诗，不时送到阿英处，请他指正，帮他定稿。阿英读了陈毅大量诗作，常常爱不释手。于是，他开始注意搜集陈毅的诗文，不到一年时间，他将20余首诗用毛笔工整地抄录在毛边纸上，装订成册，在扉页上题了“阿英手录”，并盖上了印章，赠送给陈毅留念。就是这个《陈毅诗集》的手抄本，陈毅一直随身携带，至今还珍藏在陈毅的子女那里。

　　1942年12月初，敌人发动大扫荡在即，新四军军部转移到了淮南，非战斗人员实行紧急疏散。三师师长黄克诚考虑到局势险恶，建议阿英带着儿女暂时回上海隐蔽一个时期。阿英明确地说:“宁可在根据地牺牲，决不去上海沦陷区。”鉴于阿英的坚定态度，组织上就安排他和钱璎、钱毅到地处黄海之滨的由民族资本家创办的华成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打埋伏”。1943年在局势渐趋稳定时，阿英即与王阑西、车载、孙克定、沈柔坚等商定，将半年前曾商议过的《大众知识》，作为一本大型的综合杂志《新知识》出版，阿英担任主编。在近两年时间里，阿英看稿、改稿、发稿，写发刊词、编后，设计编排、划版样，几乎全是他一人承担。就连每次几十封的约稿信，也都是他亲自动手。钱璎回忆那段时间父亲的工作时说:“父亲几乎每天都要伏案写作，三九寒天，手指僵了也不肯停下来。有时笔砚冻结了就用铅笔。实在无法写了，就拿书出来看。”陈毅、黄克诚等首长对出版《新知识》非常支持。陈毅于7月5日特从皖东北发来了电文:“《大众知识》复刊，甚好。创刊号，我来不及投稿，以后可以写几篇小文章，以答雅意。我建议，《新知识》应以顾及中上层社会为度，且应成为活泼生动的综合杂志。”

　　1944年抗战进入反攻阶段。郭沫若于当年3月，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把它作为干部整风学习的参考文件。这年冬天，在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兼八旅旅长张爱萍的建议下，阿英凭着自己熟悉历史人物的优势，仅用了一个半月时间，就完成了《李闯王》五幕大型历史剧，并帮助八旅文工队排练了这个剧目。果然，《李闯王》的公演，受到了广大干部、战士、群众的欢迎和盛赞。三师师长黄克诚在《李闯王》正式公演的第二天，就写信给阿英说:“这个戏演给干部看，是会有很好影响的。”之后，《李闯王》在驻盐埠地区以及苏中的东台等地的一师部队，巡回演出了30多场。1946年新四军三师进军东北，成立了西满军区。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调集了西满军区、嫩江省、五师、铁路局等四个单位的文工团，联合演出了《李闯王》60多场。1955年，东北军区又将剧本《李闯王》翻印了40万册。1949年，《李闯王》作为“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收集的剧本，发给了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每一位代表。

　　1946年12月24日，阿英离开了战斗生活了5年的苏北老根据地后，随军行动于威海、大连、沈阳等地。1949年的8月，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到阿英说，中央决定安排他到天津工作。天津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安排他担任了文艺处长。军管会撤销后，改为天津市文化局长。期间他还兼任天津中苏友协常务理事、天津市文联主席兼剧协主席等职务。1951年阿英奉调华北局，担任新成立的华北文联主席。1954年调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1977年6月17日，历经磨难的阿英先生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