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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12-10 14: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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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英(1902-1932)

  引子

  在《中华英烈大辞典》里,有这样一位鲜为人知的红军名将:他曾先后入苏联基辅红军军官学校、维斯特拉高级军官学校学习,归国后在中共中央从事保卫工作,期间奉周恩来之命,赴青岛铲除叛徒。后指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任红第11军第32师师长、红第1军第1师师长、红第25军第73师师长等职,在双桥镇战斗、豆腐店伏击战等战役中大放异彩。不幸的是,1932年11月,他在武汉遭反动派逮捕杀害,让人惋惜不已。这位红军师长就是刘英。

  博学多才 投笔从戎

  刘英,姓马,原名马宗显,曾用名马国宪、马焕章、马尔赛夫,化名张英。马宗显,1902年1月20日生于潍县双杨店镇(今潍坊市寒亭区)马家村的一个贫农家庭里,其父母靠常年租种地主的几亩薄田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日子过得相当艰辛。马父共育三子,宗显排行老二。在饥一顿饱一顿的艰苦生活中,宗显慢慢长大了。宗显8岁时,一生羡慕读书人的马父决定让聪颖的二儿子读点书、识点字,免得日后被人欺负,也让马家有个光宗耀祖的盼头,遂咬咬牙,四处借钱,把宗显送进了本村的私塾。懂事的宗显深知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因而格外用功,各门功课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很得老师赞许。

  宗显体格健壮,生性豪爽,闲暇时还喜欢向懂点武术的人讨教,练就了一身武功,学会了螳螂拳。稍后宗显入高里学堂学习,在努力钻研各项专业知识的同时,他还广泛阅读进步书籍,17岁毕业于高里学堂后,逐步确立了报国救民的伟大志向,最后做出了影响其一生的重要选择:军事救国。

  1922年,宗显怀着满腔报国豪情,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军队里,宗显很快以其聪明勇敢、麻利干练而被提升为中尉排长。1924年,为了改造西北军,提高战斗力,冯玉祥挑选了一些有前途的青年军官,分别送到日本和苏联留学,宗显亦在被选拔之列,与郝鹏举、胡运泰、李汇泉、李海、师哲等人一起,被送入苏联基辅红军军官学校学习。

  基辅红军军官学校共有学员2000余名,苏联本国学员占多数,中国学员除冯玉祥的国民一、二军派来的以外,还有黄埔军校等处来的,共五六十人编一个班。学校开设步、骑、炮、工兵等科。到校的中国学员经过几个月的集中学习后,根据每人志愿分到各科学习,宗显被分配到了骑兵班。

  在基辅红军军官学校,除了军事课和文化课以外,宗显还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时事政治等课程,后来又加上了《联共(布)党史》。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耳目一新。经过一年多的军校学习,宗显树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革命人生观,有了阶级觉悟,开始学会从阶级立场、阶级观点、阶级利益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1926年11月7日,表现优异的宗显被中国共产党旅苏支部吸纳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正式投身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中。

  1927年,宗显以优异成绩毕业,又转入斯维斯特高级军官学校深造。他既学得了丰富的军事知识,又练就了一身好骑术和一手好枪法,50米以内百发百中。由于宗显聪明勇敢,很快被提升为排长。

  1928年底,马宗显回国,在中共中央保卫部工作,改为化名张英,负责保卫周恩来同志的安全。这年,蒋介石在山东实行白色恐怖,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年冬,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的王复元(系1922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党员、“五大”代表)及其胞兄王用章(改名王天生、曾任省委交通员)叛变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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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王复元

  王复元后被委以国民党济南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干事、胶济铁路特别党部特派员等职,带领捕共队抓捕了山东省委秘书长何志深、省学联负责人朱霄、省委机关干部杨一辰及当时在济南开展活动的淄博地区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等17位同志,使得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及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保存和巩固山东党组织,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指令张英到山东协助锄奸。由于周恩来曾化名“伍豪”,因此本次山东制裁叛徒行动,也被称为“伍豪之剑”。

  曾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的王复元与其在省委担任内部交通的胞兄王用章(改名王天生)一同叛党投敌。这两个叛徒的出现,给整个山东党的组织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致使省委机关陷入瘫痪。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决定除掉叛徒,经过一番考虑,选中了张英。

  济南锄奸 越狱逃走

  张英接受任务后,于1929年3月,装扮成艺人,与助手王兆恭(潍县人,山东省委派至上海学习保卫工作的)来山东执行铲除叛徒王复元的任务。他俩先到达青岛,通过内线与青岛市委书记王景瑞取得联系,研究除叛工作,参加研究的还有青岛市委宣传部长徐子兴。4月,山东省委决定,必须迅速处死王复元。青岛市委根据省委指示,当即作了四项决议:一、决定在何处碰着,就在何处执行。二、为了顺利消灭叛徒,决定派人打入敌人内部,侦察敌人的活动情况。三、决定由省委交通王科仁同志扮做卖烟小贩,寻找叛徒踪迹。四、决定号召参与除叛的同志,为完成这项突击任务,从各方面多做些工作。同时决定,王兆恭先去潍县,约上既有丰富斗争经验又熟悉情况的王永庆同志去济南,做好除叛的掩护和准备工作后,张英再去济南。王兆恭到济南后不幸被捕,为掩护张英顺利完成任务,青岛党组织决定选派一名坚定而机警的女同志傅桂兰(省委工人运动部部长傅书堂的妹妹)假作张英的妻子,伴随前往。不料张英和傅桂兰刚到济南住进一大马路的“老悦来”客栈,即不幸被捕。

  敌人把张英押至三元宫警察局内,由国民党济南市党部负责人黄僖堂亲自审讯。敌人想从张英嘴里得到我党的机密,把张英打得几次昏死过去,仍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于是把张英押进了济南第一警察分局的看守所内。

  张英强忍伤痛,借口拉肚子去厕所,暗中察看环境,寻找逃走的机会。头两次,都是两个看守跟着,第三次去厕所,敌人麻痹了,只有一个看守跟着,在几次往返中,一个越狱计划已酝酿成熟。深夜,当张英第四次去厕所时,就连那个跟着的看守也不耐烦了,只远远地在厕所外守候着。张英见时机已到,不顾伤痛,靠惊人的毅力和平日练就的一身本领,带着手铐跃上丈余高的墙头,跳越到墙外。接连翻越过几道院墙,机智地钻进了路旁一个大院内厕所的脚踏板底下隐藏起来,隐蔽了一夜,躲过了追捕。天刚放亮时,直奔王永庆的住处,王永庆立即给张英砸开手铐,换上衣服,帮他离开济南。

  返回青岛 继续锄奸

  张英同志脱险后回到青岛,直接到了李村路德胜里王景瑞的家中。组织上把张英安置在共产党员王科仁的姐夫曲学尧的住处,也就是青岛石头楼门前邮政局局长、日本人金指谨一郎的别墅中。利用曲学尧在那里当厨师的特殊条件,让他在那里养伤。张英同志在曲学尧那里,一边养伤一边按省委指示对王科仁进行了严格的保卫工作训练。

  这时,青岛又出现了一个叛徒丁维尊,他是王复元的爪牙。徐子兴还向市委提供了丁维尊从动摇革命到叛变投敌的情报,丁维尊新婚的妻子傅玉真(共产党员)也向青岛市委检举了丁维尊叛变投敌、出卖同志的罪行。经青岛市委进一步核实,丁维尊确实出卖过同志,曾在大庙山(现贮水山)等地抓捕共产党员,还伙同王复元在胶县威逼共产党员自首。

  省、市委经过研究决定,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处决叛徒丁维尊,斩断王复元的爪牙,并把这一任务交给张英、傅玉真等同志执行。傅玉真决心大义灭亲,与张英共同研究制订了除奸计划,积极进行了准备。

  1929年8月10日晚,丁维尊已经睡下,张英来到汇兴西里二楼丁家,叩门而入,镇定地对丁维尊说中央来人了,要找他谈话,约他到海边栈桥去遛遛。丁维尊做贼心虚,不愿起床。傅玉真在一旁立即劝他去谈谈,别误了大事。丁维尊望了望他们,感到既然中央来人了,会有重要指示,可以搞到机密情报,向主子献功请赏。于是,他穿好衣服,跟着张英悄悄到了前海沿。丁维尊从张英的谈话中觉察到有异,感到不妙,扭头就向滋阳路口跑。就在这一瞬那间,张英从容不迫地掏出手枪,对准丁维尊“呯”!这个叛徒应声倒在血泊里。

  第二天,警察局赶往傅玉真家调查情况,傅玉真正大声痛哭。从人性的角度,傅玉真是真哭,毕竟夫妻一场。尽管大义灭亲非她所愿,但从大局出发又不得不为,她承受的痛苦非常人所能想象。所以,只有通过哭,才能宣泄内心的悲伤。或许,她哭的不是丈夫,而是她自己,苦命的自己。

  傅玉真边哭边一口咬定丈夫昨夜没回家。同一单元那家铁路工人也帮助掩护,警察这才相信。

  后来傅玉真回到高密,再后来与山东早期党员马馥塘结婚。1956年调至国家水电部工作。1996年10月去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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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中山路108号“新盛泰”皮鞋店 


  再返青岛 再续锄奸

  丁维尊被处决后,叛徒王复元吓破了胆,于1929年8月14日急惶惶窜回了济南。可王复元是个贪财如命的家伙,王复元在青岛定做的毛料西服和皮鞋尚未取走,故又于15日晚返回青岛。

  尽管王复元来去十分诡秘,但我党组织通过打入其内部的徐子兴,及时掌握了王复元的行踪。王复元窜回青岛后,市委当即派张英和王科仁同志跟踪追击。8月16日下午六点左右,叛徒王复元乘人力车去四方路“日需实业所”拿他定做的西服,接着又乘车到中山路108号“新盛泰”皮鞋店取皮鞋。跟随而来的张英和王科仁当即进行了分工:由张英在门外监视警岗,负责掩护;王科仁进店执行击毙任务。自从丁维尊被处决后,王复元像惊弓之鸟,下车四下观看后才鬼鬼祟祟走进鞋店,王复元看到已在店内的王科仁时立即警觉起来,王科仁假装买鞋,与老板侃价,王复元便拿鞋试穿,王科仁出其不意,向王复元胸部连发两枪,王复元应声倒地。王科仁恐其不死,又向其头部连发两弹,这个恶贯满盈的大叛徒命断“新盛泰”鞋店。枪声陡响,中山路上顿时骚乱起来,马路上的警岗叫嚷着向鞋店赶来,这时在门外担任掩护的张英,跨上自行车用手枪逼住敌人,喝道:“不许动,谁动打死谁。”警岗们还没反应过来,王科仁已跳上自行车,二人穿过闹市,趁乱撤离。

  张英处决叛徒王复元后,在曲学尧的住处藏了几天,又秘密回到家乡小住,而后回到上海。

  张英、王科仁在繁华闹市铲除大叛徒王复元,消除了其对党组织造成的严重威胁,使处于困难中的党组织获得了稳定和整顿机会,受到党中央的褒奖。

  王复元毙命后,张英又奔赴济南,寻找机会铲除叛徒王天生,终因王天生行踪诡秘,张英多次探寻均未果,遂回到中央军事部工作,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罪大恶极、四处逃匿的王天生在解放后最终被人民政府依法逮捕,死于济南监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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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红32师组织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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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商城县城门楼

  奉命到豫 首克商城

  早在,1929年5月党中央、中央军事部陆续收到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原名郭树勋)和鄂东北特委关于信阳中心县委个别领导人与商城县委强行解散商(城)罗(田)麻(城)特别区委,错误杀害由原鄂东特委派去的商南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特别区委书记徐子清和红11军第32师党代表徐其虚等有关情况的报告,信阳中心县委也于1929年7月18日向中央打报告,并附上此前中心县委《给商城县委的信》和《商城县委关于处理鄂豫皖特区问题给中央的报告》,就解散特别区委和处理“二徐”之事作了说明,请求中央指示。8月间,商城县委与由六安党组织派来学习而被任命为红32师党代表的戴亢若,在讨论红军行动路线和俘虏政策等问题时发生意见分歧。后来,在商城县委个别委员的煽动下,于9月间在光山境内将戴亢若杀害。中央鉴于豫东南地区商城县委问题严重,一方面采取组织措施,将鄂东北特委改组为鄂豫边特委,把豫东南地区的商城、光山、罗山划归鄂豫边特区;一方面派干部,加强对红32师的领导。

  1929年12月下旬,豫东南红第11军第32师从皖西返回商南(现今双河、桃岭、南溪、汤家汇、关庙、沙河、斑竹园、吴家店、果子园九个乡镇),在斑竹园休整。这时中共中央派遣张英和李荣桂来到商南。张英改名刘英。

  根据中央指示,刘英接任周维炯的红第11军第32师师长,同时派来的还有原奉派到国民党第33军从事兵运工作的李荣桂,中央指定李荣桂接任漆禹源的红第32师政治部主任,调周维炯去上海学习。商城县委和红32师党委认为工作需要,周维炯不能离开,后周维炯改任101团团长。

  当时,豫东南五县的民团为争夺地盘,正在联合进攻国民党军暂编第二旅李克邦部。国民党商城县长宋慎也率大部分民团,于12月17日前往潢川参加混战,城防交给城西红枪会头目花尚之负责,只有少数民团看守城门和县政府,城防比较空虚。刘英、李荣桂等接到情报后,当机立断,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乘虚袭取商城县城。12月24日夜,部队从商城东南30余里的余子店出发,先派突击队装扮成土豪富商和卖粮、卖柴草的农民,于25日晨接近城门,迅速消灭哨兵,占领城门,主力乘胜突入城内。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把敌人压缩到县政府内歼灭,共计歼敌300余人,缴枪400余支。古老的商城随之解放。红军砸开监狱,救出300多名被关押的革命群众。红32师一入城,就宣布红军宗旨,出了一则安民告示,其内容:“照得我军宗旨,实为解救贫民。军行所到之处,纪律各戒严明。勿信反动威吓,在外受冻受惊。顾匪逼起各学,尽皆解散为民。凡我工农学友,各自回里安身。一切枪支弹药,俱以缴送红军。如有瞒藏不报,视为反对革命。没收反动财产,一律分给贫民。此以明白布告,望请善自为遵。”接着商城群众燃放鞭炮,敲锣打鼓欢迎红军。群众作歌唱道:二十五清早,红军计划好,手提油条肩挑草,就把城破了。打开县牢门,救出我穷人,反动机关除干净,不留害人根。打土豪,杀劣绅,解放受苦人······

  新来乍到的刘英,在师部其他領导同志的积极协助下,指挥部队打下了商城,又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因而显得十分高兴。但接下来的一件事,使他脸上的笑容顿时烟消云散。

  1930年1月15日,红32师和商城县代表联席会议在商城县苏维埃政府驻地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40多人,主席团由师委书记郭天民、县委书记孔文彬(孔剑舞)、团县委书记刘和清(吕则孔)、兵士代表廖业棋和农民代表廖秉国等5人组成。刘英作为指定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在讨论中央巡视员郭述申所作的政治、党务报告时,郭天民提出,应以会议名义形成决议案,但为商城县委王泽渥、李梯云所否决。由此开始,会议的气氛显得有些紧张。第二天下午进行第三次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决议案。该决议由郭述申起草,其中第六项原文为:“32师在商城时,游击路线由师委与县委共同讨论决定之,倘32师游击路线已由特委(即中共鄂豫边特委——编者)决定,师委应依照特委的决定执行。”商城县委李梯云不赞成这样表述,要求修改为:游击路线由32师与县委共同讨论决定之,“倘32师游击路线已由特委决定,师委接到命令时,即召集师县联席会议讨论一切问题,并须得县委的完全同意。”周维炯认为,接到特委命令后,开师县联席会议是应当的,“县委可全体出席,表决权师县各一。”他不同意李梯云提出的“须得县委完全同意”一语,要求取消。而王泽渥、漆仲甫则坚决要求保留李梯云的修改意见。刘英和师党代表吴荆赤等同志坚持原则,坚定地表示,32师的游击路线,应依照特委的决定执行。他们说:“特委的命令——对于红军的游击的命令,是应当服从的,倘若要县委的完全同意,那么要特委做什么?所以主张改(取)消梯云的修改,维持原案。”郭述申也再次陈述维护决议案原案的理由,并对王泽渥、李梯云等进行严肃批评。他说:“师委与县委的关系同是互属于特委的,特委对32师的游击路线,当然依照商城及整个东南及其他区域的情形来决定的,红军本身不是一个地方的军队,他是经常要流动作战的。你们的意见是完全将32师视为商南赤色区域永久的保障者,这不(但)是错误的观念,而且是根本违反党的组织,我觉得32师接得特委的命令后,只能讨论执行的方法而不能讨论接受不接受的问题。”

  刘英对商城县委王泽渥等人违背党的原则,并煽动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对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和由中央及信阳中心具委派来的干部的不满甚至持抵触情绪的错误行为,感到气愤。在第四次会议开会之前,刘英和师政治部李荣桂、师党代表吴荆赤、师委书记郭天民、98团党代表王子良和商城县委书记孔文彬在郭天民住处,“谈第三次会中所表现的情形”,一致认为要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制止。他们说:“倘若对于这些分子,没有处分的办法,我们是没有方法继续工作下去的。”“商城的同志,一天一天的在我们与他们中建筑起隔膜来,工作不能作的……”正在议论时,土兵委员会常委项弼前来告知,王泽渥、李梯云等“已开会几次”,谈刘英等同志是“第三党”,信阳中心县委也是“第三党”,决定马上扣留这些同志,又说“提交大会解决”,事态严重到如此程度,刘英和郭述申等为安全起见,决定立即离开该地。开始,刘英提出到98团去找肖方,县委书记孔文彬认为98团不可靠,他们遂于16日晚出走潢川。后来,由于鄂豫边特委和信阳中心具委的批评教育,以及商城县委和红32师党内多数同志的觉悟,终于克服了这一错误。1月26日,商城县委派代表张德山、红32师派代表廖业麒到鄂豫边特委,表示接受特委的领导,请求指示工作。鄂豫边特委即派王平章去商城巡视,王平章去后,商城县委的同志承认错误,拥护与鄂东北合并,实行统一领导,将危害党的团结负有重要责任的王泽渥清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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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活捉敌师长岳维峻的宣传画

  赴鄂豫皖 屡建战功

  刘英离开商城后,鄂豫边特委安排他到红31师帮助工作。1930年4月红31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刘英任第1师师参谋长。6月至7月,红1师连续3次向京汉铁路南段出击。刘英协助副军长兼31师师长徐向前、党代表戴克敏(后为李荣桂)指挥作战。部队3战3捷3扩编:一战杨家寨车站,歼灭国民党军第20军两个连,缴枪120余支,红1师由5个大队扩编为3个支队和1个直属特务大队,每个支队辖4个大队,总人数由原来的800余人发展到1200余人;二战杨平口,歼灭国民党军第2混成旅第4团,毙伤俘敌千余人,并活捉团长,缴枪800余支,红1师进行第二次扩编,将3个支队编为第1、3团,每团两个营,每营3个连,部队发展到1500余人;三战孝感花园,歼灭国民党军钱大钧教导师第5团正副团长以下1400余人,缴重机枪8挺、迫击炮5门、长短枪800余支,战后,红1师进行第3次扩编,全师组成两个步兵团、1个机炮混成团,共约3000人。

  10月中旬,红1军在光山整编。为了打破一些部队中存在的本位主义和地方观方观念,加强统一指挥、统一组织和严格纪律,决定将第1师3个团合编为第1、3团;第2师(原红32师)、第3师(原红33师)合编为第2师,辖第四、六团。同时从第1、2师各抽5个连对调混编。各级干部也进行了调整。徐向前免兼第1师师长,刘英被任命为第1师师长,并当选为红1军前敌委员会委员。整编结東后,刘英与师政治委员李荣桂率部参加了攻打黄陂姚家集、黄安县城、

  谢店和奔袭新洲的战斗,给了正在组织“围剿”的敌人以迎头痛击,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为鄂豫皖根据地军民赢得了进行反“围剿”的准备时间。特别是新洲之战,所灭敌人2个团,缴获了大批枪械弹药和军需物资。部队的冬装即由此战所解决。

  这时,皖西和商南根据地大部被敌人侵占,处境艰难。刘英、李荣桂率第1师随军部挺进皖西,与第2师并肩作战,于12月14日攻克金家寨,全歼守敌第46师1个营和反动民团共千余人,缴获步枪千余支、短枪300余支和迫击炮2门。15日在鹅毛岭击溃守敌1个营,缴枪百余支。16日乘胜占领麻埠、独山、叶家集。18日在苏家埠、韩摆渡等地歼敌第46师2个营,随后东进包围六安县城。在攻城战斗中,刘英不幸负伤。在他疗伤期间,第1师师长一职由副军长徐向前代理。

  1931年1月,红1军与红15军在商南长竹园会合,随即开往麻城县福田河,遵照党中央指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红1军第1师与红15军第1团合编为第10师,下辖第28、29、30团,刘英改任副师长。师长、师政治委员分别由红15军军长蔡申熙、政治委员陈奇担任。

  刘英伤愈归队时,红4军正在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余笃三和参谋长徐向前的率领下,向京汉线出击,于3月8日突袭孝感双桥镇,围歼国民党军第34师。第红10师3个团受领的任务是:第30团与第11师第31团分两路实施正面突击;第29团向双桥镇西迂回,实施包围;第28团和第11师第33团为预备队。战斗中,刘英指挥第30团从双桥镇西北突破敌人外围阵地,歼敌1个连,并迅速占领高地。第31团也于同一时间由双桥镇东北突入,歼敌1个连,控制了部分高地。敌师长岳维峻见外围阵地丢失,便亲自指挥部队,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拼命反扑,阵地几度失手,战斗极为激烈。9日上午10时许,第29团迂回成功。军部即令担任预备队的第28团和33团出动,一举突进双桥镇,插入敌人指挥中心,并将敌分割成数块。经前后7个小时的战斗,将敌第34师全部歼灭,俘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第10师在这次战斗中表现突出,部队勇猛顽强,干部带头冲锋、肉搏,伤亡再大也无人打退堂鼓,受到军部的表扬。师长蔡申熙在战斗中负重伤,后调任彭杨军政干部学校任校长,刘英接任第10师师长。

  双桥镇大捷后,刘英率第10师东进皖西,与第11师协同作战,于4月25日全歼独山守敌1个多团,毙伤俘敌2000余人,缴枪1200余支。5月上旬,部队西返,在光山新集以北的浒湾一带,又毙伤俘敌近千人。接着,部队南下围攻敌桃花据点,歼敌近1个团。8月初,红四军主力在军长徐向前、政治委员曾中生的率领下南下作战。刘英因伤口复发留在根据地,未跟随部队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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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平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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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叶集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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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豆腐店战场旧址

  两大战役 商潢献身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在取得第一、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在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领导下,抓紧时机,深入进行政治动员,整顿和扩编部队。1931年10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在皖西六安麻埠(金寨)正式成立。当时只组建了军部和第73师,第74师、75师正在筹建中。军委决定刘英调离红4军第10师,出任红25军第73师师长。73师下辖3个团,即第217、218、219团。13天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县七里坪宣告成立,红25军和红4军编入方面军序列。

  红25军组建后,刘英和军长旷继勋、军政治委员王平章、师政治委员吴焕先,率领第73师由麻埠移驻霍邱叶集,整训部队,补充新兵,为迎接新的战斗作准备。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进行黄安战役期间,第73师在皖西北不断袭扰、打击敌人,箝制皖西之敌,配合红四方面军主力作战,巩固扩大了皖西根据地。

  1932年1月初,第73师奉命攻打苏家埠。刘英和吴焕先率第217、218团从叶集出发,经白塔畈、独山到两河口。部队冒着严寒涉过淠河,在接近老虎头时遇敌陈调元部1个营阻击。经红军攻击后,该敌溃逃。刘英指挥部队追至八里滩,将守敌1个团包围,经一昼夜激战,歼其一部。余敌逃往苏家埠。红军乘胜追到苏家埠,又与敌激战一夜,敌弃城向六安溃逃。此战,共歼敌约2个营。这是红军第一次攻占苏家埠。第73师在镇内休整了3天,开展群众工作,旋即返回叶集待命。

  这时,红四方面军主力由红安(黄安战役胜利后,黄安改名为红安)地区向北开进,发起商(城)潢(川)战役。第73师奉命参加此役。刘英、吴焕先率领部队由叶集西进,于1月23日进至上石桥。敌第2师因北侧遭红军猛攻,已与敌第12师断绝联系,遂沿商潢公路向南收缩于杜甫店、江家集一线,企图与商城地区敌军58师靠拢。由于第73师和第12师部队从东西两面向敌第2师逼近,并取包围态势,敌见势不妙,仓皇逃回潢川。26日,河风桥之敌在第73师进迫下,亦逃入商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见商潢公路区间段已由红军控制,而商城与固始间的联系也被红军切断,敌第58师在商城陷于孤立,遂决定采取围城打援战术,令第73师围困商城,大造强攻声势,诱潢川之敌出援,以便加以歼灭。2月7日,敌援兵19个团分路赴援商城。刘英、吴焕先根据方面军总部部署,率第73师冒雪由东面向右路之敌猛烈攻击,歼敌1个团。继遭敌拼命阻击,形成对峙。激战至下午,红4军部队左翼迂回成功,包围了敌指挥部,并切断了右路敌军的后路。敌军心动摇,一片混乱,纷纷向北溃逃,红军乘胜追击,直逼潢川近郊。商城守敌亦弃城逃往麻城。红军不战而克商城。刘英在率部追击逃敌时,头部被流弹击中,伤及语言神经,不能说话。部队把他送到驻于红安县紫云区箭厂河(现属河南新县)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住院治疗。

  1932年8月13日,红安县城失陷。9月9日,光山新集也被敌人占领。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撤离原地,随中央分局和军委会行动。根据总医院的建议,中央分局决定将刘英送往上海治疗。刘英于10月间到达武汉,不料被红军原释放的国民党军的一个俘虏认出。这个俘虏恩将仇报,马上密告国民党军警,将其杀害于武昌城下。刘英牺牲时,年仅30岁。

  1987年6月,徐向前元帅为刘英烈土题写碑文:赤胆忠心,刘英烈士千古!


来源:中共六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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