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三者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得到很大发展，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发展到10个，拥有人口5000万以上，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武装力量成为抗击日军的中流砥柱。日本侵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被打破，对国民党采取诱降政策，企图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政府也将重点由抗日逐步转变到反共，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在战局转变的紧急关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把反对妥协投降作为首要任务，批判了党内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制定了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人民参加抗日武装、广泛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的正确路线。鉴于华中地处战略要地，全会确立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为了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商定新四军发展方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受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

　　1939年2月16日，周恩来偕同先前到达重庆的叶挺飞往桂林，经长沙、上饶，然后由赣东北前往皖南，于23日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泾县云岭罗里村。周恩来受到新四军领导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邓子恢等人，以及东南局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到云岭后，首先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听取新四军领导人的工作汇报，召开座谈会听取军部各部门、各支队负责人的意见，并到军部附近的机关、医院、抗大分校等地视察。通过实地考察和调查，周恩来对新四军的现状有了清楚的了解。

　　周恩来此行的首要任务是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帮助解决新四军发展方向问题。在军党委会和排以上干部大会上，周恩来分析了武汉失守后形势的变化，明确指出：“今天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在敌人占领区，在中国的东部，在黄河以南、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东部被敌人占领了，而且更主要的是，这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最高的财富地区”，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他认为，在这个有着举足轻重意义的地区迅速开创抗战的新局面，创建大江南北的根据地，是新四军的重大责任。

　　周恩来指出，新四军的主要作战方针仍然是游击战，但它既不应类似于目前的华北，也不能只运用过去几年游击战的经验，而“应该更加灵活，更加机动，更加出没无常，更加变化无穷”。因此，他提出在敌后确定发展方向的三条原则：（1）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方向发展。（2）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他肯定地说：“根据过去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我们认为，现在在跟民族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大江南北游击根据地的创造是完全可能的。”

　　对于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周恩来明确概括成“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向北发展”，指的是多抽部队过江，加强江北领导，把江北建设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向东作战”，指的是出击沪宁地区，使江浙沿海敌人不得安宁，造成巨大的国际国内影响；“巩固现在阵地”，指的是巩固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区和苏南茅山根据地，提高警惕，防止意外事件。1940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中，正式提出新四军的活动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这个方针符合新四军的实际情况，得到新四军领导人和广大干部的赞同和拥护。

　　周恩来在皖南期间，还为改善新四军主要领导人的关系，促进新四军主要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3月14日，周恩来离开新四军军部前往浙江。

　　周恩来皖南之行，把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特别是发展华中的正确主张和中央的方针传达给广大指战员，对后来新四军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继续东进北上，打开华中抗战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视察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