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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芜湖八十九年前那场大水

时间:2020-07-28 09:51:53

  一

  芜湖地处江南,域内湖泊河流众多,再加上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每年汛期常有暴雨,域内青弋江、水阳江、裕溪河均在芜湖汇入长江。每年汛期,沿江支流常常倒灌上溯,对域内圩堤造成严重威胁,特别是当皖南山区暴雨形成的洪水流入芜湖之时,也是长江芜湖段高水位之际,从而形成让人闻之色变的“龙虎斗”。

  89年前的民国20年(1931),我市遭遇了一场大水灾。这场洪水也是一次全流域性质的大洪水。当时芜湖城区受灾情况非常严重。据《芜湖气候》记载:“辛未洪水,为四十年间最大的洪水。直至九、十月之交,始行水落。”《安徽水利志·水文志》记载:“7月至9月,江淮流域发生大洪水。长江最高水位安庆17.07米(9月2日),芜湖11.87米(9月18日)。”

  当年,沿江地区大到暴雨,从6月开始,连续下到9月中旬,皖南山区山洪倾泻而下,长江洪峰顶托倒灌,内河水位暴涨,芜湖最高水位达到11.87米,圩口全部溃决。面对重大灾难,国民政府救助无力,灾民饥饿疾病交加,挣扎在死亡线上,酿成了人间大惨剧。

  由于长期战乱,当政者根本无暇顾及水利兴修,一些历年修筑的堤埂低矮单薄,多年失修,无法阻遏滚滚洪流。7月24日,凤林、麻浦两圩最先破溃,接着境内28个主要圩口先后溃决,万春、竹春各乡被洪水冲平,全县淹没田地计49.87万亩。在洪水冲击中,房屋犹如儿童积木玩具纷纷倒塌。据当年8月中、下旬《大公报》多次报道的数字统计,倒塌房屋49.3万多间,同时,损失粮食267万多石,耕牛8000多头,各种农具数十万件。洪灾造成39.9万人受灾,其中死亡9500多人。由于平地普遍水深达2-3米,死尸无法安葬,又怕被水冲走,只得将许多死尸拴在树上,西梁山一处就有600多具尸体堆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有记者报道说:“西河镇大雨三昼夜,全部陆沉,饥民尸骸到处漂流,惨不忍睹”。

  二

  市区的灾情也同样严重,房屋街道全部泡在水里。当时的《皖江日报》称:“圩堤尽没,城水数尺”。《国图画报》称,芜湖大马路(今为中山路)被淹后商店停业,街道上摆渡行船。石桥港一带水深过膝。《民国日报》当年8月18日报道:“大河之水,直向街市浸灌不休,长街陡门巷口,水流至为湍急”。繁华的十里长街,从江口至西门,水深近1米,路面被冲毁,石板松动,无法推、拉、扛、抬货物,行人也难走动。芜湖长街商店货号,大多实力雄厚,诚如民国八年(1919)《芜湖县志》所载:“十里长街,阛阓之盛,甲于江左。”“百货咸集,殷实商铺,亦萃于此”。洪灾之中,商家遭受巨大损失。如张恒春药店,当年春季从上海购进一批高档药材,价值纹银42万两(折合银元53.7万元),从沿河堆到库房,连行人走路都感到不便。大水一来,市面萧条,药材又被洪水浸渍变质无法销售,亏损21.3万元。经此一灾,百年老店张恒春元气大伤,开始走向衰落。城区其他地方的厂商也遭受灾难重创。如芜湖裕中纱厂,厂房、机器、原料都被泡在水中,水退之后,也无法复工复产,厂主日夜焦虑不堪,工人急需养家糊口,在股东要求下,只得将工厂租给上海安泰铁工厂,连厂名也改成了“芜湖裕中盈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勉强开工之后,仅仅半年时间还是破产了。再如明远发电公司,当时专供城区用电,线路都是木杆架设的,设备简陋,街道狭窄,电线和电话线交错敷设,市民又缺乏安全用电知识,因此常常发生触电死人事故。民国20年(1931)情况更为严重,达数十次之多,因而使明远公司经济上造成了很大损失,而且受到社会舆论强烈指责。

  自古有灾必有荒。圩堤溃毁之后,民众无衣无食无房,濒临绝境。刚开始,一些饥民如万春圩等地农民还可以剪割刚刚抽穗但未成熟的稻头充饥,但很快就全被水淹掉了。乡间及邻县灾民纷纷涌向城区,多半丛居于八角亭、黄泥厂、铁路埂、汽车站一带,每天坐候散赈者施给口粮。城乡灾民总计达35万人之多,嗷嗷待哺。不少灾民将婴儿送到育婴堂,但那里收留不下,不得已在大街上叫卖:小孩卖了,谁要小孩了!小孩卖了!在私下里还有卖妇女的,夫妇离散,惨绝人寰。

  自古有灾必有疫。时值盛夏,四处漂流秽物,灾民日晒水蒸,如置锅炉之上,疫病开始流行。很少的几家医院和医生家的门槛都被上门求医的人踏破了,不少儿童患了热病,每天都有十多名夭折。

  面对这场重大灾难,当政的国民政府和安徽省政府救灾无力。当灾民涌向城区的时候,芜湖成立了几个义赈团体,个别团体开展了救助,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有的未发放救灾物资,有的建立之后仅仅几天就解散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10个急赈区,芜湖区为其中之一,并在芜湖设立了工程局,实行以工代赈,修复水毁圩堤,开展救灾渡荒;安徽省政府将全省受灾的48个县按灾情分为五等,芜湖为一等灾。据《民国日报》记者8月19日报道,“目前待赈应需衣食住三项计之,至少非30万元不足济事。若图彻底救济,则非60万元不办”。但国民政府下拨给安徽全省的救济款总共才30万元。而且迟迟到9月份才下达,直至11月还未下发到各县。究其原因,是当政的省政府主席陈调元一开始就决定由自己支配该款,不分拨下去,后来又提出办粥厂,遭到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反对后,陈又假借工赈为名扣留不发,引起公愤,上告不断。急事缓办,一拖再拖,期间不少灾民空待赈济不得而死。当时,国民政府打算向美国购买所谓“美麦”45万吨,用以赈灾,也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未兑现,空待“美麦”,不少灾民也变成了饿殍。在地方上,却有官商勾结而发国难财的。当时,因为圩田颗粒无收,米价飞涨,安徽省政府为调剂本省民间食粮,决议禁止本省粮食出口。而南陵县县长与劣绅勾结串通,以每担索收出口米捐大洋4角,向南京、通州、镇江等处米商出口稻米7万担,所得赃款共同瓜分。

  三

  水患虽是天灾,但当政者事先无任何防范、预警之举,灾难形成之后,又无有效救济之策,待水退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之时,勉强安排少量资金实行以工代赈,却又拖延不办。民国20年(1931)年本市的那场水灾惨祸,就这样被历史记录下来。

  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市又经历了1954年、1969年、1983年、1991年、1998年等几次大洪水。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这几次洪水来临之际,防洪、抢险、救灾、恢复生产等等,与民国20年(1931)受灾情况,都是天壤之别。今年的这场洪水,更让现实与历史产生了强烈的反差,真正是“换了人间”!

来源:大江晚报  作者:孙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