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对一些传染病管理和预防，我们现在一般都会想到“隔离”和“及时报告”。而从合肥市档案馆馆藏的一些档案中我们了解到，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合肥市在传染病管理方面就已经做到了这些。

       法定传染病共三类18种

　　1950年，新生不久的合肥市人民政府就设立了卫生事务所，主要是服务于城市的卫生防疫工作，而据档案记载，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徽省最早的市级卫生防疫机构。1952年，合肥市撤销卫生事务所，成立了全省首个卫生防疫站和消毒站。

　　随着合肥市卫生防疫站的建立，合肥市的传染病管理工作走上了一个新台阶。

　　“根据中央卫生部规定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具体情况，拟具疫情报告办法草案。”在合肥档案馆馆藏的这份1952年的《合肥市卫生防疫管理条例》中，首先就规定了法定传染病有甲、乙、丙三类共18种，甲类包括鼠疫、霍乱；乙类包括天花、白喉、伤寒等；丙类包括痢疾、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麻疹、疟疾、乙型脑炎、水痘等。

　　那么，该如何防治这些传染病，以保证人民的健康安全呢？为使急性传染病能“早期发现，早期处理”，刚成立不久的合肥市卫生防疫站实施的第一个做法，就是改进疫情报告制度。在合肥市档案馆，我们看到一份《1952年合肥市卫生防疫站年报》中这样写道，“在未实行‘个案报告’以前，各单位疫情报告多失时效，早的十几天，迟的二三十天；有的门诊部根本就不报，以致发生传染病不能及时处理。”在这份档案中，还记录了当时的实例，“工农速成中学有20余人患痢疾，不声不响，还是防疫站主动发现，前往解决”。而实行了急性传染病“个案报告”制度后，防疫工作效果大大提升。这在《年报》中同样有记录，“及时实施‘个案报告’以后，由于处理及时，迅速改善了这种情况。”例如，当时一所学校里有师生共1000余人，报告发生2例痢疾，立即予以处理，即未蔓延。

　  “个案报告”制度的合肥样本

　　1952年，合肥市被确定为省会时间不久，如何让这种“个案报告”制度顺利实施呢？当时的合肥市人民政府在多方面做了细致的规定。

　　首先，倡导对于疫情人人都有义务报告。“除了患者家属和卫生机关外，其街道卫生委员会、公安人员、工厂、学校、旅栈、商店及有关行业负责人，应迅速指导患者检查治疗，以免延误。而有些病人，如属应当报告的，可采取口头报告附近卫生单位，以力求迅速为原则”。除此之外，《合肥市卫生防疫管理条例》中还规定了报告时间，“甲、乙类传染病市内不得超过8小时，郊区不得超过12小时；丙类传染病不得超过24小时。”

　　传染病的管理，最重要的当然是防治。因此当时对治疗单位也进行了规定。在1952年的《条例》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规定，治疗单位“对于急性传染病患者，必须尽速进行确诊工作；在未确诊以前，应作疑似报告，待判明或否定以后，亦要迅速更正，以使疫情准确。”而对于一些缺乏检验设备的治疗单位，则可“采取标本，填写检验申请书，送卫生防疫站试验室进行检验，一律免费”。

　　而在1952年的《条例》中，还有这样一条规定，“必须治疗和隔离的患者，若属赤贫，诊断医师除出具诊断证明外，亦必向防疫站报告，以报有关机关解决。”这说明当时对传染病的治疗，就有了现在还行之有效的“隔离”方法。

　　而对于报告的方式，通过1952年的《条例》我们也了解到，在当时有“专案报告”和“旬报”两种。所谓“专案报告”，就是在发现传染病后应迅速进行诊断，对于疑似的患者，尤其是特急性、急性传染病患者，一时不能确诊的，必须立即填写个案报告；专案报告应采取最迅速的方式，必要时派专人当面报告。而“旬报”是指，各单位应于每旬末将一旬内所发现的法定传染病例、患死数目，报告到市卫生防疫站。

　   重点普查防患于未然

　　除了实行“个案报告”外，在当时的传染病管理中，合肥市卫生防疫站还进行了重点普查，以防患于未然。据档案记载，1952年前后，合肥市传染病发病最多的是痢疾、疟疾和麻疹。痢疾病例虽多，但主要局限在集体生活的个别学校和企业，流行区域不大；而疟疾、麻疹发病地区遍及全市，尤其是实际发病数字与卫生单位所报告的相距甚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1952年的《合肥市卫生防疫站年报》中也分析了原因，“群众中还有旧习和残余的迷信观念，认为小孩出天花（麻疹）是免不了的，求医没有用；他们根本不懂隔离预防的重要性，对疟疾认为是太平病，医不医没有关系，自己搞点药吃也能止住，因而遗留下长期的‘带原虫者’辗转传播。”为掌握麻疹和疟疾等这些当时多发传染病的传播规律，合肥市卫生防疫站在1952年底抽调大部分人员，通过有关部门做了一次广泛深入的调查。

　　当然，由于卫生防疫站刚成立不久，在传染病管理工作上还有不足。这在《1952年合肥市卫生防疫站年报》中也有记录。比如，我们知道，疫苗接种对象大部分都是婴幼儿及上学的儿童。1952年接到接种通知时，正赶上合肥发大水，再后来又是学生放假，由于没有提前统筹好，使得原来可以在学校进行集体接种的，不得不费时费力地到街道进行挨户动员。再比如，1952年在补种牛痘疫苗时，由于各区卫生所力量单薄，宣传动员工作不够，任务是完成了，但没有检查接种后的反应；在预防白喉疫苗注射时，也是多方推动，防疫站甚至调动了全部可用人员，但后来深入检查，发现接种过程中还是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不过，前车之鉴是很有警示作用的。在后来进行卡介苗接种时，合肥市卫生防疫站就采取了稳扎稳打的办法，避免漏种事件的再发生，“截至年底已安全接种2100余人，经结核菌素试验，阳性率较一般大城市都低。”应该说，在当时能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