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之谜
世人大多知道苏轼的楷书版《醉翁亭记》，了解更深者知道滁州还立有他楷书版的《丰乐亭记》，但若说还有其它版本，就知之甚少了。
事实是元祐六年（1091）苏轼曾两度书丹，其一是用楷、行、草兼用字体写成的长卷《醉翁亭记》；其二为大字楷书，即后世立于琅琊山间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滁州碑”母本。
仔细比对尾跋文字发现，苏轼的两款《醉翁亭记》书写时间有异。
草本跋内容如下：庐陵先生以庆历八年三月己未刻石亭上，字画褊浅，恐不能传远，滁人欲改刻大字久矣。元祐六年轼为颍州，而开封刘君季孙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十一月乙未眉山苏轼书。
楷本跋内容如下：庐陵先生以庆历八年三月己未刻石亭上，字画浅褊，恐不能传远，滁人欲改刻大字久矣。元祐六年轼为颍州，而开封刘君季孙自高邮来，过滁。滁守河南王君诏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十一月乙巳眉山苏轼书。
其中，草本跋“字画褊浅”，楷本跋作“字画浅褊”；楷本跋于“而开封刘君季孙”后多出“自高邮来，过滁。滁守河南王君诏”十三字；书写日期草本跋为“十一月乙未”，楷本跋为“十一月乙巳”。虽是一字之别，却是十日之差。由落款时间判断，草本写在前，楷书本写在后，草书《醉翁亭记》写在楷书本十日之前。
据苏公尾跋所题，草本《醉翁亭记》书于十一月十一乙未日，当为景文来颍次日苏公即兴书就。苏、刘此次相逢，颇多唱和，十日畅饮，难免陶然于醉。十日间，与刘景文有关的诗句多有言及饮醉之事，如“留子非为十日饮”“似知吾辈喜，故及醉中来”（《和刘景文雪》）。
苏轼对欧公名篇自是谙熟于心，且在不久之前（是年六月十五日），五十卷本的《居士集》书刻刚刚问世，苏轼参修编纂，并亲书《六一居士集叙》：“欧阳子殁十有余年……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由是，苏公醉后方能笔走龙蛇，一挥而就。
但是，毕竟欧文篇宏，又是苏轼酒后所题，因而草书《醉翁亭记》璧中偶入微瑕：草本标题为《欧阳永叔醉翁亭记》，而非楷本《醉翁亭记》；“若非夫日出而林霏开”，多写一“非”字；“杂然而前陈太守燕也”，少一“者”字；“宴酣之乐”，“宴”写成了“燕”；“起坐而喧哗者”句中“喧哗”二字似乎也不是原文……此外，“庐陵欧阳修也”写成了“庐陵欧阳公也”，虽出于敬尊，但毕竟与欧公原文不合。
如是他人，苏轼书毕可能就此惊艳收工。可恰恰是刘景文，素喜欧公书帖，博闻强记的他品读后发现了个中瑕疵，并敢于向苏轼面陈，由于是挚友相知，苏轼对刘景文的意见很是尊重，为了弥补遗憾，于是东坡又在十天后，即十一月廿一乙巳日，用最为擅长的大字楷书重新誊写。
再次回味恩师的《醉翁亭记》，东坡有了新的感悟，他仿佛又看到了恩师对自己的提携指导和关怀期望，看到了师徒二人在同样波折的命运旅途中前行的身影。这对境遇相似的师生在不同时空的书写中，再次达到了情感的共鸣、思想的相通和灵魂的高度契合，这才有了后来广为流传、端庄凝重的楷书大字本“亭记”，即“滁州碑”母本《醉翁亭记》，《丰乐亭记》大约也是同一时期的作品。
苏轼在“留子非为十日饮，要令安世诵亡书”（《和刘景文见赠》）诗句中引用汉臣张安世记忆力出众的典故，可能即是所指刘景文以博记锐眼修正自己书文中不妥之处。而草书本《亭记》虽有微瑕，笔法却豪迈奔放、神韵飘逸，刘景文一定对此篇鸿文奇书非常喜爱，倘若苏公重写也未必能写出原有的气势和韵味，此篇奇文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刘景文的收藏。
楷书本故事简单，应约到了滁州世所共知，草书本自刘景文收藏后反倒是跌宕起伏，引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转折。
草书《醉翁亭记》被刘季孙秘藏，当时未见世刻石。刘季孙死后，此长卷便辗转流传至民间。直到元代元贞二年（1296）四月，才有赵孟頫见之并作跋。此后又湮没多年。到明代露世，宋广、沈周、吴宽等书画名家均有跋文。后来，长卷为文渊阁大学士高拱所有，高拱视为至宝，恐失于己手，命其门婿刘巡为之刻石。
刘巡请来了当时的名篆刻家文彭、吴应祈刻石，刘巡亲自校对，一字一句，不敢疏忽分毫，历时两月完成此工。所刻石碑共24面，每面纵越37厘米，横约50厘米。于是，苏轼草书《欧阳永叔醉翁亭记》和赵孟頫、沈周、高拱、刘巡、文彭等人跋文，便全部刻石留存。石刻完成后不久，高拱出事，刘巡携石返乡，立于鄢陵刘氏家祠，人称“鄢陵碑”，因是欧文、苏字、文刻，亦称“三绝碑”。高拱手中的真迹，后被内阁首辅张居正所有，张氏家族败落后，长卷真迹归入明代宫中，最终失于宫中大火，一代珍宝，毁于一旦。
清康熙年间，河南新郑高拱后代高有闻，发现鄢陵刻石已经磨损不清，便将家中所珍藏的鄢陵石刻拓本，请工匠重新刻石，立于新郑高氏祠堂内。鄢陵的苏轼草书本《醉翁亭记》碑即“鄢陵碑”，目前仅存拓本，分藏于鄢陵县档案馆和许昌市档案馆。郑州市博物馆所藏的草书《醉翁亭记》刻石，是1959年从新郑高拱祠堂所征集，人称“新郑碑”。
○骆跃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