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国云梯畲族乡的先民就是光绪年间从浙江迁入的
如今秀美的宁国也有着大量移民的贡献
大量移民迁入(资料图片)
人口的移出、迁入是常有的社会现象,但一定时期内有大规模的移民则是值得关注的。在清朝末年民国初期时,就有不少人迁入宁国县(今宁国市),据相关数据统计有20万之多。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么多人一下子迁到宁国呢?这些移民又都是哪些地方的人呢?
为何有大量移民迁入宁国
说到大量人口迁入宁国,还要从清朝的康乾盛世说起。当时,宁国县经济发展较快,出现许多殷实之家和望族,人口也激增。乾隆年间人口均为29万多人,较明嘉靖年间增了20余万人;嘉庆年间在30万上下波动,嘉庆二年(1797)创造了48440户367450人的人口高峰。
人口稠密的情形,当时的一些文献都有记载。例如,宁国县西的环川村(今上坦村,明清时为徽商通往金陵、苏州、杭州的重要据点之一)在清代中叶鼎盛时店铺栉比、民房密集,有“千灶万丁”一说;村内有72家豆腐店、3家当铺和众多旅店,菜地全在四周山坡。而在当时商业较繁荣的河沥溪、港口、胡乐等集镇已有江西、泾县等地外籍客民,这个在上世纪初的《宁国县志》上都有记载。
但随着咸丰、同治年间的兵燹、鼠疫、灾荒等灾难的发生,不仅打碎了宁国的繁盛局面,而且使宁国遭受近乎毁灭的劫难。其中包括,清军与太平军在十年间争夺县城20次,多数成年男性被强行征兵,生灵涂炭,被杀或逃亡者不计其数。同治元年五月起,暴发大面积的鼠疫,当时的情形是“瘟疫流行全境,死亡枕藉,无人掩埋”、“终日不过行人,百里不见炊烟” 。再加上1852—1855年“连年荒歉,飞蝗蔽天,所集田地,苗稼立尽”的灾荒、1856年“大旱,人相食”的饥荒、1862年冬“大雪,斗米千钱,人相食”的饥荒等,使得土地荒芜,许多村庄空无人烟,根据当时的县志记载,“死于战争的约30%,死于瘟疫的60%多,散于四方未归者不到10%”。
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南地区各县均出现人口剧减、熟地搁荒的情况。鉴于苏皖赣抛荒严重的情况,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同治四年(1865),曾在皖南征战的两江总督曾国藩采纳薛福成的建议,上书清廷要求实行“召垦升科”的政策。清廷于是诏令从人口密集的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移民到江南地区,并且给出了一些“优惠”政策,允许移民“插标划田、立界为山、据室为家”,意思就是说,凡无主田山、房屋,移民均可自行划分,具册呈报领凭后便为自己的财产。安徽省也颁布了《开垦荒田章程》,宁国同皖南各县一样设“劝农局”,以垦荒政策吸引大批外地人移居。在光绪七年(1881)四月二日,清廷还准予垦种荒地的“客民”加入宁国县籍,其子弟可在当地“入籍考试”。
都是哪里人迁来宁国了
在这些“优惠”政策的感召下,加上清廷诏令,宁国开始有人迁入了。其实,早在清廷诏令下达的前一年,已有徽州、福建的少数客民迁入宁国县,随后来宁国县垦荒种地的人口渐多,而且客民数倍于土著人口,有统计数字表明,1869年宁国土著人口10004人,是原来人口的1/30;1904年迁移人口120131人,而土著人口仅26923人。
那么,迁居宁国的客民都是哪里人呢?资料记载,这些人中以湖北人、安庆人居多,其次是浙江人和河南人。
据史实记载,当时的湖北应山县(1988年10月改为广水市)人多地少、十年九旱,故人们最先响应“劝农局”的号召向外迁徙,有两千余户上万农民“下江南”来到宁国,聚族而居。至今宁国普通话即以应山话为基础而成为主流方言的。2008年的一组数据表明,如今38万宁国人中近20万人祖籍是湖北的,而这20万中人应山又约占了六成。除应山籍外,湖北人中还有来自孝感、枣阳、十堰、黄陂、荆门等地,他们多半集聚在畈区,以至于在同治年间宁国河沥溪还有湖北移民聚集而成的“湖北巷”。这些湖北迁来宁国找到适意的村庄后“据室为家,插标划田,立界为山”,一季丰收后回原籍向亲友述说“江南肥沃”,于是引来更多移民。
除了湖北人外,第二批迁入宁国的移民主要是来自潜山、怀宁等地的安庆人。这些人初来时住棚垦山中,以狩猎为生,因此一开始又被称为“棚民”。而浙江人与安庆人同期或稍晚迁入宁国,主要落居在宁国东部地区,以浙江浦江、江山人居多,其次是绍兴、昌化、永康、台州等地人。这些人中有70%多是在清末民初辗转来到宁国谋生,最终定居下来,20%多是在民国期间因躲避“抓壮丁”逃难而来。1879—1893年,钟、雷、蓝等三姓畲族人从浙江淳安、桐庐诸县迁入宁国,落籍于云梯、仙霞等乡镇,他们在云梯山中的人将荒山坡开成层层梯田,并最终形成了一个民族乡——云梯畲族乡。
当然,除了这些地方的人迁入之外,同治、光绪年间迁入宁国的其他移民还有湖南、河南、福建等地的。虽然这些地方的人口不多,但在有些地方还有“湖南村”,有的村子叫“火龙坞”,就是因为湖南人住此且有玩火龙的习俗。
移民迁入改变当地人生活
这些大量移民的迁入,无疑给宁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是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发展。当初动员移民时,地方政府将荒田廉价售给客民,或准许客民对无主田山、房屋自行划分,造册呈报后便为己产,政府提供耕牛、种子,并以“三年内不纳皇粮”的政策鼓励垦荒,因而招来大量移民,荒凉之地渐有生机。湖北人多居平畈种植水稻,安庆人多在山区开荒种玉米,畲族人劈建梯田。很多田地被复垦,农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数年后政府也增加了财政收入。
其次是生产技术得以传播融通。移民聚族而居或杂处,各地的耕作方式、生产技术相互交流传播,加之宁国本来就土地肥饶,则相应提高了生产效率。
第三是呈现各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和方言。例如,湖北人种植棉花后自织自染的“湖北布”,改变了人们的穿着;鄂菜尚辣、徽菜重油色,至今影响宁国人的饮食;与汉人相处、经济条件改善,影响了畲民住居方式。咸同兵难之前,宁国县主流方言是土著人所操用的吴语,弱势方言则是胡乐司(与绩溪县接壤)所通用的徽语。湖北、河南、安庆、浙江、徽州、巢湖籍移民迁入后方言纷杂,经过百余年的交融,宁国市境内形成三大方言区:中、北部的湖北方言区(构成宁国市的强势方言),东南部的安庆方言区(也夹杂小片吴语区),西南部的徽语区(绩溪话)。在浙民后裔年轻人中原籍方言渐次失传,湖北、安庆、绩溪方言在宁国保留下来。
因此,有史学家指出,大量移民的迁入,和宁国土著人生活在一起,带来了各地的民间文化,且与本土文化融合,不仅发展了宁国经济、丰富了文化 ,而且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民风,不排外不封闭,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和观念,从而为今后创新发展奠定了民情基础。宁国后来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与大量移民有一定关系的。
□吴悦森 筱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