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櫆：辉煌的文学，黯淡的人生

　　在中国文学史上，要说散文流派，首屈一指的当属桐城派了，其他这派那派的都无法同其相匹，算来只有黄庭坚的江西诗派能同其颉颃，但那是诗歌，不属同一体裁。

　　作为“桐城派三祖”之一的刘大櫆，在桐城派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是开创者方苞的学生，又是集大成者姚鼐的老师，承上启下，作用非同小可。

　　但同这二人相比，刘大櫆的人生是最为悲催，方苞入值南书房，姚鼐入馆编撰《四库全书》，皆是文人羡慕不已的高位；而刘大櫆却是科举久考不中，届届铩羽，最后只好回乡授徒，赚几个散碎银两糊口。

　　刘大櫆，字才甫，号海峰，枞阳人；出身寒微，耕读传家，20岁时入京参加科举不中，得方苞赏识，遂入其门，后多次科考皆不中，60岁时去黟县任教谕，几年后归乡，开馆授徒并潜心著述，默抑以终。

 

　　这里有个小问题，桐城派的人物按理说都应该是安徽桐城人，但一般都写作枞阳人，这是由于历史上桐城与枞阳是同一个地方，不同时期不同叫法，行政区划不同而已，于是，有一个说法叫“枞阳出人，桐城出名”，没办法，谁让桐城太出名了呢。

　　再有，一般来说，文学流派的传承并不以地域划分，更多的是以师承为纽带，如后来高举桐城派复兴大旗的曾国藩，他就不是桐城人，而是湖南湘乡人，正是他明确提出了“桐城派”一词，于是后世皆以效桐城派为荣，一时形成“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盛况。

　　刘大櫆家世很是平常，祖、父两辈均科举不第，仅一秀才傍身，所以，只有在乡间私塾中当教书先生，还要亲自干农活，家境也不富裕，刘大櫆曾描述其为“家世皖江侧，薄田十亩余”，由此看来，生活过得还是很艰难。

　　至于说他是汉高祖刘邦长子，齐王刘肥的后裔一类，就个于史无考，也没有家谱作支撑，想必是后世之人为抬高其身份的附会之言，即使有点影子，怕也是如卖草席的刘备那中山靖王之后一般，不必当真。

　　要想出人头地，对没有家世背景的平常读书人来说，唯有参加科举以搏出身，进而步入仕途；但不知为何，他一直是考到了花甲之年，也未考中进士，很是郁闷。

 

　　刘大櫆早有文名，20刚到京师应试时，便引起轰动，方苞看见他的文章后，惊为天人，赞扬他是如韩愈和欧阳修那样“国士”级的人物，书载为“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士尔！”

　　能得到方苞这样的称赞，那是非同小可，方大人名动天下，在当时康熙近臣李光地的举荐下，在朝廷上混得是顺风顺水，为文坛领袖级人物，

　　在刘大櫆科举的征战中，有一个人似乎在左右着他，这便是当时的朝廷重臣张廷玉，据说，在他被方苞荐举应博学鸿词科时，就是被当时任大学士的张廷玉压制而落选，而后来当张大学士得知二人是老乡时，又深感可惜。

　　这个我不知道是实情还是臆测，要说常年在康熙身边得到重用的汉臣，也只有陈廷敬、李光地和张廷玉区区几人而已，以张廷玉这样的高官，似乎没必要同一个布衣之人计较，而且也没有任何材料证明说二人有什么龃龉过节，为何张廷玉要打压这刘大櫆呢？不懂。

 

　　要说原因，怕只有一个，也就是朝廷重臣间的相互制约，刘大櫆是方苞的弟子，而方苞是因李光地而得意，是否就因为张廷玉为打压李光地，拿刘大櫆来开刀？当然，我这是猜测，全无根据，因为，我实在是找不到其他理由。

　　张廷玉活得够长，一直活到了乾隆年间，要是他真要为难刘大櫆的话，怕刘大櫆一生都不会得志，可相反的是，后来是张廷玉主动举荐他去考试，可惜又是铩羽而归。

　　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刘大櫆所学并不是为了应试的文体，学问也并没有在考试的规范之内；所以，尽管学问高深，文采斐然，终不合规矩，或许如后来的龚自珍一样，因为字得不合“馆阁体”而终身沉沦下僚一般。

　　他生来似乎就不会考试，曾十应“童子试”，方得一“秀才”，他从康熙考到雍正，从雍正考到乾隆，这期间也不知道他究竟考过多少次，反正是一直考到花甲之年，也没考中。

　　在有清一朝，怕只有那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可以与他相比了，没办法，后来是一个乡贤邀请他去黟县当了个县学教员，他方才断了科举之心，也勉强有了生活保障。

 

　　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

　　但时人对他的文章和学识还是非常钦佩的，比如当时的礼部尚书，大名士吴士玉就曾写诗赞道；“生名大櫆其姓刘，意气横绝凌九州。邂逅执礼以刺投，蒙庄滉瀁无谬悠。间仿韩柳劲以遒，诗赋峭蒨穷雕鎪。”

　　一个县级中学哪里能容得他这大才之人，不久便主讲歙县问政书院，黟歙之士多从他受业，后告老还乡，在家乡聚徒讲学，从学者益众，直到83岁时辞世。

　　在“桐城派三祖”中，我是最喜欢刘大櫆的文章了，那些高深的我看不懂，但他的游记却写得是清新可人，读来颇有欧、柳之遗韵，后人评价其风格为“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算来怕只有明代归有光能与之媲美。

　　在刘大櫆的文章中，有一股浓浓的古文神韵，才气雄放，波澜壮阔，张驰有度，收放自如，句式都带有一种音乐美，读来抑扬顿挫，很有韵味。

　　“乘骑者皆贱骡而贵马。夫煦之以恩，任其然而不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不得不然者，世之所谓贱者也。煦之以恩，任其然而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愈不然……”

 

　　这是他写的《骡说》开篇，读罢全文我们可以看出韩愈《马说》对他的影响，区区二百字，同样是说人才常在而缺伯乐，但刘大櫆却另辟蹊径，从世人口语中有“犟骡子”而无“犟马”的缘由展开，最后得出应该“贵骡而贱马”的道理，曲尽其妙。

　　其实，刘大櫆是借题发挥，假写骡之刚愎自用，桀骜不驯的很秉性，来说自己立志高古，性格不合时宜，写得是清新生动，读来很有意趣。

　　“……登始信之峰，峰忽中断，两壁崭然，相去可寻丈，下视嶙峋千仞……忽巨石仄起如龟脊，左右绝壑万仞，从脊上局步以行，行者皆股栗。……”

　　这篇《游黄山记》是刘大櫆游记的代表作，与方苞和姚鼐的山水游记中谨守义法，重在抒发个人情感的写作手法不同，刘大櫆的游记写得是波澜壮阔，眼之所见，笔下便娓娓道来，所以，他的游记几乎如电影慢镜头一般，移步换景，云换景变，夹叙夹议，极尽渲染之能事。

 

　　其实，刘大櫆的文学主张，在他所著《论文偶记》中简述得很是精妙了，注重文章神气、音节和字句的统一，“譬之管弦繁奏中，必有希声窃渺处”；尤其是重视散文的艺术表现形式，文风奔放奇崛，宏肆绚烂，这在桐城派文章偏于阴柔的风格中，是不多见的。

　　在归乡二十年的时间中，一边著述，一边授徒，著述是精辞妙论，洋洋大观；授徒是人才济济，桃李天下，如吴定、王灼、恽敬等皆出其门，更是形成了后来散文中的“阳湖派”。

　　当然，在众多的弟子中，姚鼐是最为突出的，他不仅成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在文学上也继承乃师之风格，最有名的当属他写的《登泰山记》，那可也是人们耳熟能详之力作。

　　刘大櫆修干美髯，性格豪放，又喜饮酒，每读古文诗赋，皆声音洪亮，音韵铿锵。

 

　　他的诗词成就同他的散文成就相比，并不是很高，但有些小诗写得还是很有意境，情趣生动盎然，如下面这首《西山》。

　　西山过雨染朝岚，千尺平冈百顷潭。

　　啼鸟数声深树里，屏风十幅写江南。

　　观刘大櫆的一生，应该是古代知识分子中最中规中矩之人了，他一生都在科举，虽然屡遭罢黜，而其志不改，他自称生性颛愚，但对自己一生的不幸，却无一字的怨言，最后是“退居江湖，书山强学，栖迟山陇之间”，以做学问为已任，并借以光先贤之德，合己身之正。

　　他一生无绯闻，一生无沉浮，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扬眉吐气过，他仕途多舛，终生未宦，久在下层，是最底层的知识分子，却又是最有骨气，最安贫乐道的读书人的典范，也是道德上垂范当世的人。

 

　　品读他的文字，就如同与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隔空对话，在倾听一个矢志不移的学者，终身奋斗的故事，他的历史责任感及对人生的态度，其实也是当今社会最欠缺的美德。

　　与桐城派戴名世或方苞等人相比，他没有在官场上大起大落的悲催经历，他是在正统观念的框囿中，中庸行事，一生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虽然在他的诗文中，偶有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但也是点到为止，绝不作怨天尤人之状。

　　“百世所述，当世则穷”，尽管一生不幸，命运坎坷不济，但刘大櫆始终都是乐观向上，人生充满着自信，他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著作，为桐城派在全国的影响，功勋甚巨，

　　“寥寥空宇今罗雀，兀兀荒台古射蛟”，可惜的是，现在几无人识得刘大櫆了，他的故居和墓茔都荒芜不堪，我看了很多有关他的图片，当地似乎也没有将他当回事，现在连西门庆那厮的出身地，都被当作旅游资源而争论不休的今天，为何这刘大櫆竟如此寂寞，不懂！

 

　　刘家周庄刘大櫆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