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地记得一部电影的情节：胡适提倡白话文而反对文言文，有个女同学提出说文言古雅，言简意赅，比如“无能为力”。胡适说：“无能为力”，是四个字，改用白话文，三个字足够。女学生：怎样讲？胡适不紧不慢地说：干不了。
作为这部电影中一个非常出彩的桥段，这个故事是有生活原型的。
那是在1934年的秋天，胡适讲课时又对白话文的优点大加颂扬，一位同学当即提出：“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胡适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同学反驳道：“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稍后，胡适让大家报告用字数目，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睿智、儒雅，大师风范尽显。
在近现代学人中，能真正称得上大师者寥若晨星，而胡适是当之无愧的一位。
虽然出生于上海，但胡适始终认为自己是个地道的徽州人，因为父亲胡传是绩溪“明经胡氏”，母亲冯顺弟也是绩溪人，而他自己很小的时候(不到4岁)就在绩溪上庄村接受了长达九年的私塾教育。
厚实的私塾功底，让胡适于1910年考取了“庚款留美官费生”。随后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读书，一年半后，转入该校文学院，主修哲学。文学院毕业后，胡适又考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承杜威攻读博士学位。
学成归国后，胡适立即应蔡元培之邀到北大当了最年轻的教授。正如积极提倡白话文一样，26岁的胡适旋即投身到“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并成为旗帜。
而“新文化运动”的启幕，也离不开胡适的一篇文章。
胡适还在美国读书时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文章在国内引起很大轰动，一下子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幕。于是，当他归国接受北大教职时，他不知道自己早已身处文化舆论界的漩涡中心。
作为北大教授，胡适积极投身《新青年》杂志的编纂工作，引导着中国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变革。
当然，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提倡白话文。他出版的《尝试集》是中国新诗的第一本集子，“创造了一种国语文学”。
实际上，文学创作非胡适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都是振聋发聩之作。从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
之所以被称为大师，因为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文人，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他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
这里，我们且不论他一生涉猎广泛，建树颇多，也不看他留下来的二千余万字的学术著述，单单就博士头衔一项，他就创下记录：36个。
他获得的正式博士学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当时轰动整个学术界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除此之外，他还获得了35个荣誉博士学位头衔，这在世界学术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就连当时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都说，胡适是他“‘五四’运动初期崇拜的第一人”。
而在那个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胡适虽身处漩涡之中，但他骨子里仍是徽学儒文化的东西。
绩溪是胡适的启蒙地，在这里，他度过一个快乐而充实的童年。在母亲的悉心培养下，胡适接受了传统儒家忠孝仁爱的伦理教育。这种早期修养，奠定了胡适踏实的人生基础。
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中说：“如果我学得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绩溪地方志的同志告诉我们，胡适写的诗“白话味”接近绩溪口语，他的为人处世，也有绩溪的纯朴之风，平易近人。而他经常说的俚谚“跟好学好，跟衰学衰”、“认真地做事，严肃地作人”等也都是在绩溪广为流传的。
事实上，自从考去国外留学，胡适就很少回绩溪，只在1918年处理母亲后事，他才最后一次回家，此后直到1962年在台北病逝，胡适都没能回到绩溪看一眼。
曾经流行一时的台湾校园歌曲《兰花草》这样写道：“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里，希望花开好。一日望三回，看到花过时。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朝朝频顾惜，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能将宿愿偿。满庭花簇簇，开得许多香。”
这首飘溢着浓浓乡愁的歌曲就是改编自胡适的诗《希望》。通过这首诗歌，我们能感受到这位从绩溪走出去的文化名人，对于故土始终有着一种深深的眷恋。
而在那本《胡适口述自传》中，第一章的标题就是“故乡和家庭”，接下来的第一句就是“我是安徽徽州人”。在书中，胡适描述了很多关于家乡的事情。对于徽州的山山水水，这位儒雅的徽州人总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