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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12-18 16:57:45

  ○解放前湖上的渔民生活(资料图片)

  ○剿灭“湖匪”(资料图片)

  巢湖水面辽阔,地形复杂,又系交通要道,新中国成立以前,历来是流寇土匪出没之所,人民深受其害。因为这些土匪大部分活动在巢湖上,所以又被习惯性称为“湖匪”。新中国成立后,巢湖地区开展了反匪反霸运动,成立了剿匪指挥部,清除了历代都没有治理好的匪患。

  “湖匪”是这样形成的

  据《巢湖市志》记载及一些老人回忆,抗战前,巢湖湖内比较出名的土匪有好几股,比如,白石山的夏长俊、长塘嘴的沈必山、新河口的苏广荣、派河的王二孬子、南湾的郑绍财、散兵赵开国赵开炳等。但那时湖匪只是零星小股,一般三五成群,活动也较隐蔽。抗战时期,因为巢湖周围一时成为国民党、日伪、新四军犬牙交错的三角斗争地区,而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政治局面、社会秩序又异常混乱,湖匪遂逐渐在一些地方发展起来,气焰极为嚣张。

  这一时期,巢湖土匪大致分为郭道发、夏作三、夏可三等三股,这其中又以夏作三实力较强。在这三股土匪啸聚巢湖之后,原来在湖上活动的零星老匪被分别兼并,附近散兵游勇、地痞流氓也陆续到来。据巢湖岸边一些老人回忆,因为这些湖匪的大小头目以前大多是军、伪军的官兵,因而他们也采用部队的编制形式。例如,郭道发就成立一个“大队部”,自称“大队长”,下辖8个分队;夏可三则一度设“司令部”,自称“司令”,并竖起大旗,下面再设大队长和分队长等;夏作三也成立了“大队”,自称“巢湖大队长”,下面有多个分队长。

  为便于活动,依据天然地势和具体情况的不同,巢湖上的这三股土匪划定了各自的活动范围。郭道发占据巢湖西湾一带;夏作三占据南湾一带;夏可三占据东湖一带。在划定界线以内,互不干扰,并订立信约:凡经某方征过“税”的商船,互凭收据或路条放行,不得留难阻挠。而这些湖匪头目出行时,通常是前短枪后长枪,前呼后拥,威风凛凛,有吸大烟者还有专人携烟具侍奉。他们的住所不定,日间散处港汊,晚间则集中民船几十只,联在一起,浮居水面,四围撒岗。他们是统一指挥,逐级服从,集体策划,分别活动。

  有资料表明,巢湖上的这几股湖匪,人数最多时约有两三千之众,差不多是人手一枪,有美式、日式等,子弹也足够应用,这些武器除有些是匪首从国民党部队里带出的外(如夏作三),有的是他们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凡匪众中与蒋方或伪方有直接或间接的亲戚朋友和帮会关系者,就叫他设法打通关节,拿高价收买枪支弹药。双方谈好价钱后,一般都由卖方包送到手。比如,郭道发和夏可三开始武力不足,最后也发展到人枪七八百之多,与夏作三相差无几,主要就是采用上述办法搞起来的。

  作恶多端人民痛恨

  有学者指出,湖匪同陆匪相比,更具天然优势,他们既可以在水面上以星罗棋布的港湾湖荡作掩护,拦路行劫,又可在陆地上贴票绑票,此外还可登门掳掠,比起陆地上的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

  的确是这样,例如巢湖上的这几个湖匪所用的抢劫手段就是这样的,首先是在水面上拦路行劫。每天派出匪徒,伪装成渔民或船民,乘小舟靠近交通道巡逻,遇有过往商船,即鸣枪喝止,掠去货物,然后把人船放走。如无贵重货物可掠,又无较多现金可取,而能判明确系有钱的老板,就把人扣留下来,限令缴款。其次,在陆地上贴票绑票。夜间派人把写好的条子(上面规定款额、限期及兑票地址),贴在预定对象的门上,或投进屋内。绑票的对象有个别富户的家主或最得力和最宠爱的儿孙,也有是全村或全保的主要人物。

  这些人如过期不缴票款,对被贴票的,则继续捉人勒赎,对被绑票的,除迫使被绑的写信外,并派人前往恫吓,以至烧杀,闹得家家户户鸡犬不宁。他们采用“一打二烧”的办法,打是用严刑拷打,烧是用蜡烛烧身。贴票绑票、登门强抢的事例太多。因此老百姓深受其害,那时当地群众中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招安军(指土匪)吃喝睡,牵人家牛抱人家被,拉人家姑娘一头睡。”

  而湖匪抢劫和绑票所得的财物,其分配办法,是先由大小头目从中合提百分之二十,其余则以一人一枪为单位,按数均摊,美其名曰“经济公开”,如果有人抢不到,则向头目领取均摊的半数。而在抗战时期,巢湖土匪还勾引沦陷区的日本三井、三菱、大丸、安元等洋行和买办商人,把布匹、食盐、火柴、煤油、肥皂、香烟、啤酒等,通过湖匪盘踞区运往其他城镇,或由其他地方收购土特产物品,运往敌占区,从中抽取15%—20%的“护航保险费”,以扩大财源。

  据一些老人们回忆,湖匪三股划片活动后,初期尚能各守界线,互遵信约。过了一些时候,由于吸收湖匪渐多,而各部专靠在限区内打劫分摊一点财物,难填欲壑。于是有些匪徒碰到机会,就瞒上不瞒下,乘隙越界行事,对于他方发给收据和路条的商船,也往往故意留难,索取贿赂,甚至掠去财物。

  久而久之,这些土匪之间也是纠纷四起,矛盾迭生。据老人们说这是由郭道发部下开的头,夏可三、夏作三部下亦相继效尤,循环往复,愈演愈烈,由小摩擦到大冲突,终于酿成互相火并。一次,夏可三亲率所部到孤山附近,打死郭道发手下四五十人。历时既久,湖匪中力量较强的则为所欲为,企图独霸,而力量较弱的,则只能别寻靠山。

  多部门联合清除匪患

  这些土匪们横行湖面,作恶多端。但到了抗战末期,一是因为内部矛盾日益尖锐,难以并存,二是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打击和争取下,土匪队伍发生了根本动摇和分化。当时由于这些土匪同蒋军和伪军气味相投,因此接受蒋方和伪方“招安”的较多。

  如夏可三先为国民党桂系军队五二八团收编,不久又转投汪伪皖中清乡司令吴道南,编为“第一大队”,驻中庙和姥山,担任巢湖的防务。夏作三先是由国民党巢县警察总队司令杨惠农收编为大队长,收编后夏唯恐被杨缴械,重把人枪拉下巢湖为匪。正赶上胡正刚调任巢县县长,夏于是又向胡投靠,任大队长。后来胡调至当涂县时,夏亦带队随往。抗战胜利后,在当涂被国民党收编。

  日本投降后,新四军奉命北撤,国民党重又实行黑暗统治,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压榨,巢湖两岸,民不聊生,有些残匪余党,又继续活动起来,抢劫之事时有发生。不到两年时间,巢湖匪患又逐步蔓延滋长。

  1949年初巢湖迎来了解放。但据《巢湖市志》等资料记载,巢湖虽已解放,但农村基层政权尚不健全,旧社会残余的各种反动势力,互相勾结,依然组织了反革命地下军和多股匪徒,出没流窜于本地山区和巢湖水上,进行抢劫、骚扰和各种破坏。因此在1950年6月,当时的巢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匪反霸运动。县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区乡干部一律武装,组织民兵配合公安部门公安队统一行动,大大打击了这些土匪。郭道发、夏可三、夏作三等匪首也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先说夏可三,他在转投汪伪政府后不久,有一天上槐林嘴的一家茶馆喝茶,就被结有仇恨的匪徒乘隙枪杀。而夏作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逃往太湖沿岸潜伏,最后由上海捕解巢县,带至白石山枪决。郭道发先由伪清乡大队长朱亚堂收编,朱部后被桂系军队打垮,郭的腿部受伤,他把所部交给伪清乡司令部第二师第一团团长陈俊之统辖(陈以后又投降国民党),自己退归家乡长临河,新中国成立后被捕判刑。

  除了这些匪首外,一些小股的土匪也都被清剿了。例如,当时一股残匪聚集在巢湖边上的庐江县密谋攻打县政府和公安局。该县公安局先密捕了主犯丁伯华,后在地方武装部队的配合下,将66名匪徒全部抓获,缴获长短枪70余支,子弹400余发,手榴弹60余枚。而据相关数据统计,1951年,巢湖市破获匪徒7股共52人,缴获长短枪各7支、子弹71发、手榴弹7枚、大刀4把。到1953年6月,巢湖地区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通过反匪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等运动,提高了觉悟,改善了生活,严格了户口管理,加强了社会治安,巢湖的土匪才真正肃清,匪患才彻底消灭。(凌蒋黄 程堂义)

来源:合肥晚报  作者:□凌蒋黄 程堂义